我今天的講題，叫作「常識與記憶」。
我這一代人的「文化常識」與「歷史記憶」，很早就被切斷了。
我給大家講一件小事情。
我曾受命給清華大學九十年校慶畫一幅大畫叫作「國學研究院」，畫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創辦國學研究院的五位前輩：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吳宓。
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華大學校史館詢問研究院故址在哪裏，館員都說不知道。我在校園內王國維自沉碑周圍特意先後詢問十幾位年齡在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師或職員，結果呢，不但沒有一個人知道本校有過這樣一所研究院，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聽清，並複述「國學研究院」這幾個字－－「什麼？『博學研究院』？」然後一臉茫然，掉頭走開。
其實我自己本也不知道，在給清華大學叫來幫忙教書前，我僅聽說過以上五位老先生的名字，要不是那幅創作，我也不知道清華大學有過這麼一所「國學研究院」，問了人，才知道早在1952年，清華大學的人文學科就給全部砍掉了，那一年，我還在母親的肚子裏。
這是「人文」的記憶麼？不是，可是大家不要小看這記憶：就是在這樣的記憶中，我們幾代人失去了常識與記憶。
今天，全國院校，全國的教育，大談「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個民族忽然要來大談「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說明人文狀況出現了大問題。面對這樣的大問題，以我的看法，咱們先別奢談所謂「人文」，我們要緊的是先來恢復常識和記憶。
消失的藝術經典，被切斷的人文記憶
我們失去的常識和記憶大多了，從何說起？今天，我們從「美術館」說起。
20多年前，我為什麼去到紐約？不是為了移民、發財，而是為了到西方開眼界，看看油畫經典的原作。
當我走進紐約大都會美術館，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畫看也看不過來。可是沒想到就在那裏，我開始了中國藝術文化的啟蒙，認清了我們民族從上古到清末的藝術家譜。
在紐約、波士頓、三藩市、華盛頓，倫敦與台北故宮，我所看到的中國藝術經典，竟是我在中國大陸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麼，中國大陸的藝術珍品和大量文物還剩多少？放在哪裏？
僅以北京為例，據故宮古典書畫文物鑑定家單國強先生說，故宮所藏書畫約有九萬多件，他任職三十多年來，僅只看過其中的三分之一。照此說法，中國人不出國境，就應該看得到大量炎黃祖宗的藝術品，從美術館得到美術的常識，由美術史牽連文化的記憶。
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錢財，缺乏太多設備，更主要的原因，我們的心思根本不在這些事情上面。
要好好清理國寶，以今日世界的高水準永久陳列，還不知道要過多久。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珍藏敦煌《藥師經變》壁畫
我回到北京定居，發現我又變得象出國前一般無知，在我們的故宮，在國家美術館，還是看不到民族藝術五千年的詳細脈絡，更看不到幾件經典的原作。
大家知道，繪畫是視覺藝術，看不到真東西，一切都是空談，就像一群聾子在那裏談論音樂。可是我們全國上下的千萬名畫家和更多的藝術愛好者，居然也就空口談藝術，談了半個多世紀，像我這樣無知的，今天還要給無知的學生去上課。
兩個月前，我在紐約買到電腦精印的幾份珍貴手卷：晉代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圖》，北宋李唐的《晉文公復國圖》，北宋李公麟的《海會圖》，清代王原祈的《輞川別業圖》，清代顧見龍的《春宵秘戲圖》。
人但凡得了寶貝，忍不住要顯寶，我就捧着手卷給學生去上課，大家看呆了，別說沒見過，就是聽也沒聽說。
我又捧去給母校的老院長靳先生，新院長潘先生，還有老師兄老同學看，看過之後，靳先生一人就訂購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說五月訪紐約，要代中央美院買一批回來，用於教學。
這就是我們高等美術學院的「人文」現狀：我們要到國外去買民族藝術經典的複製品，假如不買，我們連這複製品也沒得玩。
可是以上手卷只是中國藝術的滄海一粟。
前面說到故宮，公元1407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當時西方人才剛從中世紀醒來不久，文藝復興三傑還沒生出來，所以要說我們故宮的歲數，遠在梵蒂岡盧佛宮之上。
可是今日的紫禁城嚴格說來不能算是博物館，只是皇宮舊址，因為故宮深園的大量書畫文物，就好比一座聲名遠揚的大飯館，除了掛出皇家仿膳的漂亮菜單，基本上不營業，不開飯。
我們是亞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藝術最豐厚的國家，動不動就說「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強符合國際收藏標準、陳列規範、開放制度與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館。而上海博物館館藏的廣度、深度、類別、級別，可能還不如美國一所大學的美術館。但我要謝天謝地：我們總算有了這麼一座比較像樣的美術館。
凡是先進國家，尤其是維持民族自尊的國家，都會高度重視美術館，那是國家的榮耀，國家的臉面
所有過去的藝術，都是一個政治問題
美術館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們一天到晚說「世界」，你怎樣認識世界？看世界地圖？讀歷史書？讀世界新聞？讀雜誌上關於世界的報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夠感性地，全面地，實實在在地了解世界，應該走進美術館。
美術館的「美術品」，博物館的「物」，都不是頂要緊的，要說書畫，要說文物，我們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術館不是掛幾幅畫，擺幾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開展覽的地方，美術館博物館頂頂要緊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會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個國家，民族和社會中活生生的作用。
美術館，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書，因為美術館的對象不僅僅是藝術家，而是所有人。
英國人約翰.伯格說過這樣的話，他說：「一個被割斷歷史的民族和階級，它自由的選擇和行為的權力，就不如一個始終得以將自己置身與歷史之中的民族和階級，這就是為什麼－－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過去的藝術，都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如果這段話是對的，有道理的，那麼，我們今天怎樣才能「始終」將自己「置身於歷史」？我們怎樣看待「過去的藝術」，並從中確認我們今天的「政治」立場？
美術館，以我的定義，就是提供文化常識，儲存歷史記憶的場所。
100多年前，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大聲呼喊：」美育代宗教」。
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傳統宗教意識，但他認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還根本，還有效。
但是，」美育」的最高標準和最起碼的條件，是要有國家美術館。
快要一個世紀過去了，蔡先生的理想有沒有實現？他這句話的涵義，他這句話本身，又有多少人記得？
要說」美育」，我們今天出了個所謂」五講四美」，層次很低，不過是要有禮貌，守規矩，走橫道線，別隨便吐痰之類，恰恰表明我們的社會五不講，四不美。
我想，要是我們全國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說的大型國家美術館，情形不至於這個樣子。我在國外十多年，有自己美術館的國民，與沒有美術館的國民，很不一樣，大不一樣，太不一樣。
我們不在乎常識，不在乎記憶，我們所竭力構築的，似乎總是所謂」上層建築」。
我們的藝術學院在教所謂」美術學」，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謂博士生正在逐年遞增。我們的美術界天天高談所謂世紀性、國際性、歷史性、當代性等等聳人聽聞的大問題，種種雜誌、研討會、拍賣會、博覽會、雙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動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級別與名稱越來越高，遠遠看過去，我們的文化藝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欣欣向榮……
可是在這一切的熱鬧與喧囂中，美術館，作為一條無法替代的認知途徑，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一個巨大的文化實體，卻是長期懸置、長期缺席的。
用中國人的老話說，這就是文化上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過像個游泳池；無本之木是長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過像個大盆景。
歷史的失憶症，必然引發更多的失憶。美術館只是整個文化問題的一小部分。
君子豹變：恢復常識與記憶的希望
可是有人會說，這算什麼大不了的大事嗎？是的，沒什麼大不了，這只是」知道」與」不知道」的問題。蘇格拉底被引述最多的命題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們的命題是什麼呢？很簡單，就是」不知道」。種種種種」不知道」加在一起，我們如何談論」人文」？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大規模失落的常識與記憶，說不過來，這是沉重的話題。
今天，在恢復常識與記憶的工作上，能夠使我們欣慰的，發生希望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空前興旺的出版業，大家知道，書本就是知識，讀書，就是要你」知道」。我們的書店終於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書，每本書似乎都在問我：」你知道嗎？」或者說，每本書都在提醒我：」你不知道！」
另一件令人寬慰的事就是校園裏的年輕人，已經大大區別於我們，開始接受比較寬廣的知識系統，開始從長期意識形態的迷障里走出來，沒有這個前提，談不上」人文」。
但是全方位恢復常識與記憶，又從常識與記憶中逐步建構高層次的文化意識，是個漫長的過程，我願意說，在座諸位同學身上，這一過程有希望真正開始。為了恢復常識，恢復記憶，重建人文的漫長過程，我願以《易經》裏的三句話送給大家，這三句話只有十二個字：
大人虎變，小人革面，君子豹變。
「大人」，指的是「王」，不必細說；」小人革面」，是靠着變臉討生活的角色，我們平時見得多了，也不必細說。
要緊的是第三句話。
用今天的說法，所謂」君子」，接近於」知識分子」，指的是有文化，有教養，有立場，有品格的人。可惜，」君子」這兩個字，也屬於我們失憶的詞語了。
那麼，」豹變」是什麼意思呢？古人說話是非常形象，非常準確的。大家在動物園裏或電影裏見過修長美麗的豹子嗎？那一身好皮，無比精緻無比高貴，可是您要是見過剛養出來的幼小的豹子，簡直沒法看，皮毛粘滯，渾濁骯髒，像一團爛泥，哪裏想到長大後會慢慢生就那一身好皮毛。
」君子豹變」，就是說，你要想從醜陋到美麗，從幼小到壯大，從無知到有知，逐漸成為一個有品質的人，你要慢慢地來，慢慢地蛻變……
諸位不論是什麼性別，學得是什麼專業，今後做什麼社會角色，都希望有出息吧？或許，有人會變成大王，那可好極了，有人終究還是」小人」，那也奈何不得，可是我猜，將來諸位是升官發財也好，是白領藍領也好，誰都願意自己變成一個」君子」，當得起」君子」這樣的美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