踟躕在離與留之間
將近兩年後，泳欣回想起運動的街頭，眼眶紅了。「很多聲音都還經常在腦中的，街頭（示威者拿着鐵欄杆）敲地的噹噹聲，831那晚地鐵站的廣播聲，」她至今不敢看關於那場運動的任何紀錄片。儘管已經決定和家人一起移民，但每次一說到要離開，就忍不住哭。
「最不捨得很多年輕人⋯⋯我知道有人會罵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我真的好希望無論走的還是不走的人，都好。」作為全職媽媽，泳欣一向關心香港時事，和姐姐美雅一樣，她一度對未來充滿希望。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人們投入史無前例的和平佔領運動，以爭取普選，泳欣去金鐘現場送物資。「即使後來結束了，但還是覺得有希望的，那時候覺得，原來香港年青一代都幾好嘢！（原來香港年輕一代都挺厲害的！）」即便到了2020年年初，街頭運動停歇，她也沒有走的念頭。
希望開始冷卻，是2020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敏感的丈夫很快開設了外國戶口，不過，泳欣還是常常和丈夫辯論。
「香港還是有法治、有程序的，在位的人，多少還是有底線的，」泳欣這麼說，但丈夫總覺得，「有些東西是會慢慢荒廢的。」後來，看着愈來愈多人被捕，一傳媒集團被搜查、還沒審判資金就被凍結、《蘋果日報》轟然關閉，她不再這麼說了。
如果抓着抓着抓到我
自回歸震盪期後久久未見的移民潮，在香港爆發了。伴隨着英國、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對香港開啟不同計劃的快速簽證、定居或入籍方案，示威者、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普通家庭紛紛離港。對於不少年輕家庭而言，孩子教育是首當其衝的移民原因。
在COVID-19疫情之中，泳欣天天陪着讀小學的孩子Zoom上課，去年9月新學期開始後，她很快留意到兒子所在的政府小學的課程轉變。「老師在課堂上經常用《中央電視台》的片段，看警方公佈的影片，我覺得教育應該全方位，圍繞『德智體群美』，但現在校內活動，例如作文比賽，全部圍繞《國安法》、《憲法》，」後來恢復面授，小孩放假回來常常說，今天又沒有午休時間了，「要聽林鄭月娥講話」。
不過，泳欣覺得，小孩只是一個因素，最終決定離開，關鍵的是，「自己的心不安定、頂不順了」。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看着前民主黨議員許智峯離港後銀行賬戶遭凍結、立法會民主派初選47人統統被香港《國安法》起訴後，她和丈夫決定，「快點走」。
「現在這樣抓人，會不會抓着抓着，就抓到我，雖然自己好似只是普通人，但最後會不會變成前面的那一層？」她說，留在這裏，心裏總是不安穩，此刻，土生土長的香港不知怎麼反而好像變成了「自己的一個困境」。
三、「大家可以一起走嗎？」
面對離留抉擇，親密的大家庭有太多的考慮和牽絆。與泳欣想法相近，美雅和三妹一家都想要離開香港。
五妹留下來的兩個孩子，是快要升大學的哥哥和中學的妹妹。聽說家人考慮移民，妹妹主動問，能否帶她去英國讀書。「哥哥原本說他不想走，我明白，很多年輕人都有這樣的想法，要守在香港，」美雅說，她不勉強。過了一段日子，哥哥說，他也想一起走。
五妹夫是不捨得的。「他們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不打算走，或許在香港教會還有事情想做。」進退如何選擇？大家最終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兩個少年自己跟爸爸表達意願，大家一一分析可行性，五妹夫點頭同意了。
每日看着形勢變化，程小鳳「叫後生的快走」，但她自己，還是不走了。美雅很矛盾，自己留在香港，心情每日都很糟糕，但自己也移民的話，誰陪伴媽媽？長姊有自己的大家庭，何況她年紀也不小了，另一個妹妹，雖然還沒決定，但也在考慮離開。
「我走行得通嗎？媽媽也走行得通嗎？大家可以一起走嗎？」她每天都思來想去。
移民潮下，每個世代的不同苦惱
移民潮急遽翻騰，許多香港家庭都經受着與美雅相似的苦惱。和她年紀相仿的朋友，有的老公想走、老婆不想走，有的自己想走、但擔心父母無人照料。有新聞已報道，一些老人因為子女移民而情緒不穩，尋求社福機構援助，還有機構順應移民潮，推出「代照顧」服務，例如陪老人看醫生並定期回報給外國子女。
抉擇之前，女兒們想先好好了解老人的心思，大家派出和媽媽最聊得來的六妹去打聽。
去年秋天，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泳欣約媽媽去走走。從家出發，去了灣仔海濱。程小鳳覺得，香港變了真多呀，從前年輕時，自己站着的地方還沒有填海呢，那時的大海更寬廣，年輕的張添聲很喜歡到海邊看大輪船，「現在的港口窄到好似一條河。」
母女倆走走歇歇，一路散步到西環泳棚，泳欣說，女兒們擔心自己移民了，沒有人照顧她，而且平日和她最聊得來的女兒、她親手帶大的幾個孫子都要走了，大家終日彼此牽掛。
「我怕拖累你們，」程小鳳緩緩說出。
「原來媽媽是這樣想的，」泳欣當時才真正理解。她告訴媽媽，其實自己很想有機會照顧她，「你看，我們以後也會變老的，照顧你的時候，我們就學會了以後怎麼照顧自己啊。」兩人走走聊聊，到家時已經天黑了，她不想勉強媽媽，「你慢慢消化下，看看之後有什麼想法。」
考慮了兩星期，程小鳳就拿定主意，跟女兒們一起走。「我在香港的話，我又掛住後生，後生又掛住我，大家都不好，」程小鳳思忖，倘若和二女兒留在香港，其他經常聚會的親人都移民了，兩個人對久了也生煩，愈活愈孤躁。
她又想到了未來數年，自己腿腳或許不如現在麻利了。「你撐不到，都是困在家裏的，你過去那邊，困在那邊，前面都有一片草地給你看一下啦，」她心裏這樣分析，「想到這一層，我什麼都不驚。」
四、「他生前跟着我，死後也是跟着我的」
家人們都知道，程小鳳一旦拿定主意，就絕不朝三暮四的。
一大家子都要走，美雅拿出了做項目管理的本領，開了一個Excel表格列清所有事項：幫五妹的兩個孩子找英國學校、安排簽證和飛機，研究如何開外國戶口，香港的錢如何轉移到英國，如何清理所有資產。
「清了所有家當，全部都帶過去，不留錢在這裏了，」美雅淡淡說着。回想自己當年和爸爸的對話，她覺得自己想法當時太簡單，「好啊，50年不變，就讓他們追，沒想到他們反而拉回我們下來。」經歷了這兩年的動盪，她生出了一種帶着傷痛的絕望，「真的沒有留下的餘地了⋯⋯不會有很強烈的希望可以『煲底見』。」
2019年反修例運動炙熱之時，支持者有一個煲底之約，煲底指的是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地下示威區，待運動要求達成的那一天，眾人一起脫下口罩，相擁而見。想着這些，美雅心底生出一種內疚。「我們最初說要contribute這個運動，讓這裏變好，（這和離開）是矛盾的，這也是我自己的矛盾。」但她又感覺，生活在香港，在恐懼和憂慮下，生活方式會變成「覺得有問題也不能說出來」，這和自己做人坦誠、有話直說的原則是矛盾的，最終，將是每日活得抑鬱。
程小鳳思想更乾脆些。83歲了，她了解自己的身體，不忌諱談生死。「我經常說，去到英國，我未站穩就可能走了，我們什麼都沒有禁忌的，隨時都是可以走的人了，」程小鳳說，「後來想想，過去了住一個月都好，都叫作踏出去了，思想自由一些！」
她已經做了身體檢查，打了復必泰疫苗，做好了跨洋過海的準備。
自2021年夏天開始，大飯桌上的筷子就愈來愈少。三女兒一家四口最先離港，目前已經在倫敦安頓好。五妹的兩個孩子和泳欣的其中一個孩子，數周之前也先行背着書包離港了。最近，泳欣、美雅和老媽媽則忙着收拾行李，到了倫敦之後，他們計劃住在一起。
9月末的周五晚上，八菜一湯下肚之後，程小鳳最先離桌，她坐到沙發上，戴起耳機，在大電視上收看劉細良的YouTube《城寨》。有時候，她會邊聽邊評述，早前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爆發總辭爭議，劉細良最初不支持總辭，「媽媽聽了大聲罵，不辭做咩，無骨氣！」
隨着再度遷徙離散，認同的變與不變
從大陸來港數十年，一度安穩紮根，眼下大家族又要再次分離和遷徙了，問起以後，會否有身份的迷失，如何看待自己是哪裏人？泳欣和美雅不約而同，「很矛盾。」
美雅：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但感覺不是很實在。
泳欣：當然是香港人啦，但會不會說我不是中國人呢，我不會。
美雅：血統上都是中國人。
泳欣：不過就算沒有運動，我們去旅行的時候也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美雅：對，總要加一句「we are from Hong Kong」，不過如果人家問Are you Chinese？那我真的答不出No。
「以後怎麼樣，還看在英國是否能落地生根，即使你不想說自己是中國人，但當地人是否一定覺得你是英國人呢，不一定，」泳欣分析着，自己這代人，大約會一直處於矛盾的灰色地帶，但孫輩們可能就分明了，「一定說自己是香港人。」
程小鳳摘下耳機，說，「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咯。大陸沒有我份的啦，自從共產黨洗腦之後，我們大家兩邊人的思想，完全不同了。就算我們小的時候，是兄弟姊妹，我出來香港了，他們仍然在大陸，等我們返去的時候，大家的思想都不同了。」
她計劃着，這次移民英國，她要把丈夫的骨灰也一起帶過去。「如果是合適的，我在那邊走的話，就把骨灰燒了，葬在一起，」她這麼想像着，突然從褲袋裏掏出一個褪色的紅色小錢包，裏頭有複診醫生的名片、八達通、兩張她和孫兒的合照——現在他們都在英國了，還有她和先生的證件照，「你看，我帶着他的照片，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早幾年，張添聲在廣東鄉下的叔父，曾捎話給程小鳳，說讓她在香港做一場法事，為張添聲「招魂」，招回鄉下的祠堂去。她聽了，這樣回廣東叔父，「我不會帶我老公返去的，他生前跟着我，死了都是跟着我的。」
※本報道為《報道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程小鳳、張添聲、美雅、泳欣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