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香港國安法圍剿獨立書店，警察扣留書店負責人和店員，有一張照片風行網絡。照片中一位年輕的書店女店員，穿着一件黑色T恤，前面印着「我是書店店員」的字樣，這六個字平平無奇，但那女孩子滿臉正氣、大義凜然的神態，卻打動了所有人。
如此年輕，如此嫉惡如仇，如此過人的定力與膽色，她使我更為我們香港人驕傲，我們就是這樣的人，她就是我們中間的一員。
在台灣，有樂隊演唱聲援香港人，也有媒體人寫文章轉載照片，使香港人不屈不撓反抗中共壓迫的形象廣為流傳。但與此同時，卻有香港人指責台灣人的這種表現，說他們在「消費苦難」，我不知道持這種說法的香港人多不多，但我認為這非常淺薄狹隘，也非常具破壞性。
在台灣人看來，香港書店被圍剿，書店店員被捕，那是中共野蠻專制統治手法，這種手法被揭露出來，在今日台灣內部兩岸關係的爭吵中，無疑是一帖清醒劑。他們聲援香港人，正是感同身受，是對香港人的同情，也是對自己的警醒。
說一句不好聽的，香港人的苦難，也是台灣人的苦難，香港人身受的是今日之苦難，台灣可能身受的，是未來之苦難。
我不明白，一些台灣人對香港人的支持，怎麼會變成他們在消費苦難？苦難也可以消費嗎？如果他們對香港人的苦難無動於衷，那最簡單便是慳番啖氣，做自己喜歡的事。他們拿香港的苦難來說事，會有什麼得着嗎？
香港人的苦難沒有什麼好自矜或羞愧的，我們也沒有自憐自哀，我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提醒所有面臨中共暴力威脅的人（不只是台灣人，還有海外華人，還有更多被中共脅迫的其他國家的人），告訴全世界，香港人的苦難，也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民正在面對的同一處境。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國安警察拘捕書店職員，正是最具體直接的證據，不管別人如何轉述，有報道有轉述就好，越多人知道越好，中共的殘暴面目暴露越徹底越好。更不必說，在台灣的舞台上、傳媒平台上，那些作出轉載和回應的，都充滿同仇敵愾的正氣，難道這樣強烈的反響，反而損害了香港人嗎？
自中共國安法後，大量香港人流亡到台灣，台灣人民和政府熱情地接納他們，為他們提供庇護，提供工作和生活的方便。很多香港流亡者到台灣後，很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繼續在那裏為香港發光發熱，這都證明台灣人視香港人為同一戰壕里的戰友，我們同呼吸共命運。
照這種消貴苦難的邏輯，我們多年來揭露中共在大陸的暴行，聲援劉曉波、彭載舟、張展等民運人士，聲援天安門母親、維權律師、白紙革命，多年來「口水多過茶」，我們也是在消費他們的苦難嗎？
如果一切反抗中共迫害者互相支持，都是互相在消費彼此的苦難，那麼我們都對別人的苦難視而不見，袖手旁觀，我們是不是更清高了？我們那麼清高，對彼此命運相連的抗爭，又有什麼好處？
所以說，這種無端指責，除了破壞彼此的信任，敗壞反共陣線的連結，令中共老懷大慰之外，沒有一丁點正面意義。說這種話的人，如果不是愚蠢，便是犯了政治幼稚病，犯了受迫害妄想症，難道你的苦難竟變成你的資產，別人一提起就觸犯了你的利益？
老實說，香港人在台灣人面前，應該更謙虛一點，台灣已平穩步入民主社會，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是獨一無二成功實現了民主體制的土地。即使台灣內部至今仍不平靜，仍有中共勢力在攪事，但台灣人的主流，早已具備民主國家成熟的國民素質，他們今日的問題，只是肅清內部的中共餘孽，保證民主體制正常運行。
說一句不好聽的，今日不是台灣人需要香港人，而是香港人更需要台灣人。我們需要他們精神與物質方面的支援，需要汲取他們民主鬥爭的經驗，以至於未來有一天，香港有機會草創民主制度時，我們也需要台灣成熟的國家體製作為借鑑。
在香港今日的處境下，要實現普世價值，離我們當初期望的更渺茫，但事在人為，我們仍舊要盡力去做，正因如此，我們更期望得到更多更實在的支持，包括傳播我們的政治志向，報道我們的苦難，支援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朋友越多越好，我們的敵人越孤立越好。
（網絡照片）
寫到這裏，我想送一句毛澤東的名言給這些「消費苦難」論者，老毛在革命早期就說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話作為中共的思想底盤，派生出中共的統戰政策，變成中共奪取政權的三大法寶之一（另兩個法寶是黨的領導與武裝鬥爭）。
中共為什麼能戰勝國民黨，相當大程度上，靠的是老毛的這句話。現在我們反躬自問，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希望提出「消費苦難」這個無䅲之談的人，好好想一想。
再說一句不好聽的，誰會從「消費苦難」的說法中得到好處？說白了，只有中共，因為台港人民的分化，對中共最有利。從這個角度看，提出這種說法的人，除了愚蠢和淺薄者之外，會不會有中共潛伏的奸細在挑唆作怪，也值得我們警惕。
總之，自今日起，再有拿「消費苦難」出來說事的，都不是我們的同路人。我建議在台灣的香港人，碰到這種人，都叫佢「返屋企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