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的知青下鄉運動
1966年夏天，當時的我已經是一個66級高三學生，我們的畢業考已考完了，自我鑑定、畢業鑑定也寫了，學校禮堂里各個大學的招生廣告已經在頻頻向你招手……，如果文化大革命晚三個月，我們應該在大學裏了。
可是，「文革」來啦，我們的大學夢也就破滅啦，成千上萬的中學生當時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捲入了文化大革命之中，省內省外大串聯啦，抄寫各地的大字報啦，到其他學校開會、串聯、取經啦，批鬥無辜的老師和同學啦，複課鬧革命啦，一混幾年時間就過去了。
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緊接着，全國範圍內的「上山下鄉」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此後十年間，全國的下鄉知青有1700多萬，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的城市居民家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昆明知青大規模下鄉是1969年初，我是1969年2月6日離開昆明的，我下鄉的地方是德宏州潞西縣（芒市）遮放鎮戶弄鄉戶弄社，是個純粹的傣族寨子，全部都講傣話。
當時我的母親就是我們學校初三(5)班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而且我家是住在學校的教師宿舍里，所以才開始動員下鄉，我家門口就貼了「光榮下鄉」的喜報，我就被「光榮」了一把，立馬不得不下鄉去了。
紅土地上的知青
我們雲南這片紅土地上的知青有北京、上海、四川、昆明以及當地知青，一共是34萬人，是中國知青人數較多的省區之一。我們昆明知青中，直接插隊到農村的占絕大多數，其中分配到外五縣的比例比較大，當時所說的外五縣，就是如今德宏州所轄的芒市、瑞麗、隴川、盈江、梁河五縣。
外五縣都是屬於邊疆縣，交通閉塞、路途遙遠，我們當年從昆明去芒市，乘坐的是軍用大卡車，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白天趕路，晚上到了一個地方就把自己的行李打開住在空空的教室里，第二天再捆好行李出發，路上一共走了5天，我是分配到芒市遮放的，又加一天，一共是6天，當時我們在農村看報紙收家信都只能看到一個星期以前的。
昆明知青中的初一學生，那時是十五六歲年紀，為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失去了接受學校教育的基本權利。他們主要是去西雙版納的軍墾農場。那時兵團知青的基本待遇是：口糧40斤，工資26元加糧食補貼2元，我們下鄉插隊的，第一年國家給每個人每月15元，還有定量的糧食，從第二年開始就一切靠自己了。
我妹妹是初一的學生，父母擔心她太小一個人去兵團不會照顧自己，所以她也和我一起插隊去了。當年我知道的最多的有5兄妹一起下鄉的，一家兩三個下鄉的家庭挺多的，連獨生子女都下鄉了，我的許多同學，父母去幹校，兒女下鄉，昆明的家裏一個人都沒有了。到了小知青下鄉的時候，政策好多了，可以留一人在家了。
回城已經40多年了，當年在戶弄當知青的日子我依然記憶猶新：和小普少們一起栽秧、一起割穀子、一起挑穀子、一起砍柴、一起種菠蘿、一起栽甘蔗收甘蔗手臂被甘蔗葉子劃得鮮血淋漓；一起排隊挑着幾十公斤重的穀子走5公里到糧食局送公糧；沒有油吃，鐵鍋生了一圈又一圈的鏽，每天一身臭汗又沒地方洗澡；栽秧時田太多了天天泡在水裏、加上螞蟥、蚊蟲的叮咬、雙腳都潰爛了……
有件事比較難以忘懷，我們當年在外五縣隨便去哪裏都要邊境通行證，1970年，我有了探親機會，得到寶貴的探親證明回昆，我和知青趙惠蘭是好朋友，她非常想家，可惜沒有證明，回到昆明我就將我的證明趕快寄給她，她就拿着我的證明冒名頂替回來了，我們在昆明跟父母相聚，玩得很開心，可惜很快假期就滿了，我拿着我的證明可以回去繼續當農民，她沒有回去的證明，只能在居委會開了「證明」遺失的「證明」，5個公章圍着一個假證明，終於可以回去當農民了，現在這個「證明」還留着，成文物啦！
1978年底，由雲南知青發軔的大返城浪潮，最後終結了長達十年的中國知青運動，全國上千萬知青又潮水般涌回了自己從小長大的城市。1978年2月，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現在社會上對知青問題議論很多，四個不滿意是我說的，知青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家長不滿意、國家不滿意。」是啊！正是讀書的年齡，我們不得不離開了學校，去跟當地農民搶口糧，還算是邊疆樸實的老鄉接納了我們這些什麼都不會的城市孩子。
回城後繼續拼搏
知青回城以後，在就業方面，「待業」成為他們返城後的新名詞，以不相稱的年齡從學徒工、臨時工一步一步做起，也有的頂替了父母的工作或者在街道上工作；當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可以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時，這些人的年紀和知識的老化又讓他們成為了「下崗」工人的首選。
在恢復高考制度後，隨着年齡的超標、家庭的拖累、知識的落伍，知青中的絕大多數只能被拒在大學校門之外。當然還有不少知青背着娃娃走進夜大、考成人大學、自修大學，努力提高自己；白天認真上班，晚上夜大讀書，當時的夜大真的是天天燈火通明、郎朗讀書聲，那種刻苦拼搏的精神，那種轟轟烈烈讀書的場面，非常令人感動，如今是再也看不到啦。
應該說我是知青中非常幸運的一個。
第一，我當了三年知青後，被昆明的工廠從農村招回，當了一名機修車間的老學徒，工資是第一年15元，第二年17元，第三年19元，三年學徒滿，得到36大元！而且後來借調工人教師，我又有幸被選中。
第二，1977年恢復高考，說是老知青可以參加考試，那次我並沒有參加考試，因為我的老二是1977年5月底出生的，還在吃奶呢！但是我的一個親戚在我的輔導下居然考上了！這讓我信心大增，因為我很清楚他的水平。所以，1978年高考時，我參加了，考分還挺高，因為是帶着兩個娃娃考的，只能留在昆明，讀了師大。紀念恢復高考30年時，有記者採訪過我，記得我當時對記者說，真的是「知識改變命運」！
讀書的時候我們都非常努力，因為經過了知青歲月的磨練，歷盡艱辛才得到這個機會，所以分外珍惜。我當時是又忙帶娃娃又忙學習，非常辛苦，晚上等娃娃睡了才能看書學習做作業，我學的是數學，作業量挺大，有時一道題用半本練習本，實在太困，就吃點酸醃菜和辣椒解乏，每天只能睡幾個小時。順利從雲師大畢業的我依然當老師，並成為雲南民族大學的教授。
我的妹妹孩子更小，自己在郊區的工廠上班，初一的知青文化底子薄，仍然邊工作邊學習堅持讀完了雲大中文系本科，退休前已經是省發改委的總經濟師。
其實，這樣的例子我身邊太多太多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奮鬥史；當過知青的人，生活和學習中這麼點苦實在不算什麼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