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就越是難以接受別人的批評。良好的自我感覺會扭曲一個人或群體與他者的關係，阻礙與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動。
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被人批評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們會覺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讓世人看見的東西故意暴露出來。他們如果覺得被人打了臉，丟了臉面，自然會歸咎於批評的"不良動機"，將之視為"惡意攻擊"或"敵意"。
其實，批評的動機和意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評是否合理和真實。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評就是好的批評，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慮和歡迎的。
然而，現實情況是，人們對於那些試圖讓他們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見最常見的反應是，要麼忽視，要麼敵視。忽視是不拿批評當一回事，再怎麼說也是白說。敵視是太拿批評當一回事，一點點都容不得往眼裏揉沙子。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話），大多數人就算見到不良現象，也是不批評的，他們對不良現象保持沉默，潔身自好，不願意被推入"敵對勢力"。正因為眾人總是在自覺地把不好聽的話咽到肚子裏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話說出來的人才特別讓人不爽，特別遭人白眼。
他們遭人痛恨，不僅是因為他們說了一些眾人心裏都明白卻又都不敢說出來的話，而且更因為他們的公共行為本身就是在提醒別人的自私、膽怯和懦弱。人們憎恨批評者，是因為批評者也挑戰了他們認為理所應當的沉默。
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在《房間裏的大象》一書里指出，人們保持沉默，成為沉默的同謀，"保護的不只是個人的顏面，也保護整個集體的顏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認為不僅僅是不得體，事實上，他們經常被夥伴們公開指認為叛徒"。
在那些高度警惕敵對勢力的人士眼裏，"敵人"是內外有別的。"敵對勢力"不僅是指來自外部的批評，而且也是指內部提出的批評。內部的批評者會被視為配合外部敵人的"內奸"。外部敵人幹的是污衊、唱衰和抹黑；而內部敵人幹的則是家醜外揚和泄密。
日本有一張傳統的"三不猴"圖：三個猴子一個捂着眼睛，一個捂着耳朵，一個捂着嘴巴——它們不看、不聽、不說。雖然不說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後一定要有不看和不聽的積極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謀不僅是不說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聽者共同加入的集體合作。
任何一個沉默的合謀都可能被某個潛在的發聲者打破。在美國，有人畫了一幅描繪尼克遜水門事件的諷刺畫，給這"三不猴"圖添加了一隻猴子。這第四隻猴子手拿電話，正在和美國頭牌新聞調查記者、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Jack Northman Anderson）通話。
澤魯巴維爾說，"這張漫畫恰切地描摹出這樣一股會暗中破壞沉默合謀的社會力量，告誡我們，儘管拒絕面對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強烈，但會被同樣強烈的揭露真相的願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樣，打破沉默也需要眾人的合作。要結束沉默的合謀，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個不剩統統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夠多就可以了。
2017年12月6日，美國《時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揭曉，這項殊榮被授予那些敢於"打破沉默"，揭露性騷擾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前一個星期，美國NBC電視台"Today"早晨節目王牌主持人麥特·勞爾（Matt Lauer）被女同事指控有"不當性行為"，NBC接獲投訴後將勞爾解僱。
令許多人覺得詫異的是，對勞爾性騷擾的公開指控是頭一次，但是，這位在NBC供職長達20年的大牌主持人喜歡"追女人"的癖好卻是圈內人都知道的。為什麼直到今天才"東窗事發"呢？
這主要是因為名人、要人的性騷擾行為在美國正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以前被認為只是男人的風流小事現在被視為嚴重的錯誤，甚至犯罪行為。沉默可以是一種善意的謊言，也可以是一種犯罪共謀。先前對勞爾"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許是給他面子。現在她們不再沉默，是因為對事情的錯誤性質有了新的認識，所以行為也就發生了改變。
人們在不同的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傷害後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當事人的感受也會完全不同。
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伊萬·伊里奇之死》裏，伊萬·伊里奇快要死了：
"最折磨他的是欺騙，是謊言。不知為什麼，他周圍的人都同樣認為，他只不過是病了，不會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靜，接受治療，然後好事就會發生了。但他知道，照他們說的去做，不會有什麼結果，到頭來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後死掉。這種欺騙折磨着伊萬·伊里奇——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對他的病情說謊，並且希望和強迫他參與這個謊言。"
沉默和欺騙的共謀有它的社會作用，那就是在壞事發生時，讓人們仍然可以保持一團和氣，避免出現令人難以應對的尷尬和窘迫。有時這無傷大雅，有時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但是，看似無害的共同沉默與犯罪的惡性共謀卻是有着相同的社會心理機制：出於某種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對有些事情避而不談或視而不見，這樣的默契是一種集體性的自我欺騙。
這種沉默在職業人士中尤其常見——他們都是有涵養和"拎得清"的人，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不像沒文化的人那樣"大嘴巴"。
美國醫生的毒癮問題就是職業人士一直用沉默掩蓋着的一個公開秘密。麻醉師威廉·法萊（William Farley）是"醫生戒毒計劃"的負責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藥癮，長達十年之久。他不僅飲酒上癮，而且還離不開一種叫"帶爾眠"（Dalmane）的抗焦慮藥，要是三小時不用這個藥品，手就顫抖不停，打靜脈針的時候把病人都嚇壞了。
他的藥癮非常明顯：穿着邋遢，脾氣暴躁，眼睛又紅又腫。但是，法萊說，他有一個保護，那就是，"我的醫生同事們都一致對此緘口不言。他們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沒有人願意捅破這層窗戶紙"。醫生之間忌諱談論與藥癮有關的事情。
忌諱其實是一種社會性欺騙，忌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劃出一個個可能令人糟心、令人不快，或者置人於險境的禁忌圈子，忌諱的圈子有大有小，包納的人員也多有不同。
打破忌諱的往往是"不懂事"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裏唯一說實話的就是那個不懂事的孩子。
圈內人加入沉默的共謀與自身利益有關。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古爾曼在《必要的謊言，簡明的真相》一書里講述了一件他親身經歷的事情。他一位刑事律師朋友告訴他，警官們在法庭上說謊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時候。這位朋友就算知道警官在說謊，但因為那樣便於他辦案，也就眼開眼閉，默認了事。
古爾曼問他，那麼法官知道嗎？朋友說，法官也許會懷疑警官沒說實話，但是，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頭不見低頭見。法官與被告人只是在法庭上才相見，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樣子，辦案就少些麻煩。
古爾曼問，那麼好人是否會被冤枉呢？他朋友說，有可能吧。古爾曼認為，如果法官和刑事律師對警官證詞的真偽保持沉默，造成冤案，那麼他們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權力經常靠強制沉默來維持，而集體沉默則無一例外都是在默認強制權力的合理性。
上司對下屬的性騷擾和性侵犯是一種憑藉權力的犯罪行為，對此，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有了明確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開控告的勇氣。她們一旦先打破沉默，集體沉默也就變得難以維持，也讓對性侵犯的"不啞忍"和"零容忍"漸漸成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