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3日，美國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以中文發表演說《貴在坦誠：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他提醒民主國家，中共「改革開放時期」，是從「毛澤東極權主義」轉向目前領導層「新科技強化極權主義」的過渡階段。（圖/影片截圖-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
自從拜登上任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究竟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過去大半年以來，各國各界都在觀察、等待，想知道拜登當局最後會怎麼做。拜登是年邁政客，他不會形成系統深刻的中共認知，他的觀點除了受到美國政界、商界、學界「擁抱熊貓派」的影響之外，相當程度上與白宮國安團隊的中共認知有關。最近，拜登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發表了一系列觀點，筆者把他的觀點與川普總統的國安團隊的觀點加以對照，分析其中的相似性和差別。
一、中共對美30年大戰略
今年7月8日白宮國安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他的基本判斷是，中共削弱美國的大戰略已實行了30多年，如今，美中兩國並非處於和平競爭之中；相反，美中兩國正在進行着一場只能有一方獲勝的零和博弈。
杜如松在書中用大量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和中共文件為依據，揭示了美蘇冷戰結束以來中共領導人對美世界觀的逐漸明晰化，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變成了習近平的「百年未見之大變局」。但是，這種變化並非突然的大轉變，而是由來已久的對美大戰略在不同時期外部表象上的差異。
杜如松認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並不是永久性策略，韜光養晦其實是鄧小平「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絕不當頭、有所作為」這24字戰略方針的濃縮。過去30多年中，中共的鄧、江、胡、習4屆領導人一直在實行削弱美國實力、取代美國地位的中共大戰略。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共認為，公開挑戰美國的時機已經到來。在那一時期，中共在軍事上從過去強調用導彈和潛艇來削弱美國力量，轉變到通過海上控制和兩棲能力建立中共操控的地區秩序，特別是強調航空母艦、作戰能力更強的水面艦艇、兩棲部隊、海外設施等，試圖改變東亞地區乃至周邊海域的現有國際秩序。
杜如松指出，川普總統當選後，習近平提出了「百年未見之大變局」這個口號，力圖在世界範圍內增大其削弱美國和強化自身的力度，從而取代美國的國際地位。但是，這個口號的提出，主要不是習近平的性格或個人野心的產物，而是中共多年來對美大戰略的延續，只不過隨着中共對國際形勢變化的判斷而把對美挑戰公開化而已，在習近平之前，中共的相關意圖和準備早就在籌劃中了。
二、美中進入零和較量
杜如松指出，美中競爭的實質主要是誰來主導亞洲和全球的秩序，他認為「在許多地方，但不是全部，這是一個零和遊戲」。他基本上排除了單邊妥協、討價還價容納或安撫中國的戰略，也排除了通過和平演變或政權更替改變中國的戰略。杜如松認為：「剩餘選項就是競爭戰略。」
杜如松認為，美國對中共戰略的重點應當是削弱中共的實力，建立美國實力和秩序的基礎。在軍事方面，海灣戰爭以後，中國尋求以發展不對稱武器挑戰美國昂貴的武器項目，美國已越來越多地借鑑中國的做法，尋求同樣的不對稱努力，從而使中國的行動自由變得複雜化。「美國具備發展這些能力的技術熟練程度，而且已經就這種方法的粗略輪廓達成共識：遠程精確打擊、無人駕駛航母攻擊機、無人水下航行器、具有大型導彈有效載荷的潛艇、高速打擊武器和地雷等將是關鍵優先事項。」「這些能力不會受到中國（共）自身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影響，而且會使中國（共）在台灣海峽或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兩棲作戰複雜化，其成本會低於中國裝備的昂貴資產。」
杜如松還批評了基辛格看衰美國的說法，杜如松指出，「事實上，上世紀60年代基辛格公開寫過美國衰退的文章，並在上世紀整個70年代接受媒體採訪時經常談到這一點。長期以來，他對美國的地位相對於蘇聯的悲觀態度是眾所周知的。」杜如松認為，「今天基辛格論點的翻版可能認為，中國主導全球製造業，高科技領域日益與美國相媲美，從購買力看擁有比美國更大的經濟，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並比多數國家更好地處理了百年僅見的大流行，成為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國。」
杜如松說，悲觀主義者往往忽視美國對中國的優勢，「人口年輕、財政優勢、資源豐富、邊界和平、聯盟牢固、經濟創新。此外，在中國崛起的40年裏，美國一直佔據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這不是偶然的。」
三、中共的對美大戰略：盤剝美國的實力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最近在美國的《外交事務》雜誌的9月/10月號發表文章，文章的標題是，「Beijing's American Hustle，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北京的美國喧囂：中國的大戰略如何盤剝美國的實力》。
博明表示，「北京對華盛頓的敵意，早在美國總統特朗普2016年當選之前就開始了，甚至在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就開始了。自1949年掌權以來，執政的中共一直將美國視為敵對勢力。30年前冷戰結束時，中共領導人就把美國從眾多對立面中的一個，提升為中共的主要外部對手，並開始悄悄地修改中國的大戰略，尋求地區和全球的主導地位。」
博明認為，「西方國家遲遲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國精心設計的、長達數十年的敵對戰略，這與美國在冷戰中取得勝利後的傲慢有很大關係。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中共將發現幾乎不可能抵制柏林圍牆倒塌後掀起的自由化浪潮。根據這一思路，通過幫助中國致富，美國將放鬆該黨對其經濟、人民和政治的控制，為逐步與多元化的西方國家接軌創造條件……這可以說是一個誤判，部分原因是，中共為實施其大戰略所採用的方法。北京長期以來一直在掩飾其挑戰和顛覆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的意圖。北京與西方技術合作，美國人認為這些技術將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但它卻利用這些技術來監視和控制中國人民，並將中國境外越來越多的世界人口作為目標。該黨現在系統地培養西方公司和投資者，而這些公司和投資者反過來又對中國的政策言聽計從，甚至以符合中共目標的方式遊說其本國首都。」
博明表示，「過去幾十年裏，美國沒有考慮到美國社會和企業正在被武器化以服務於中共的長期議程，這可能被歸結為天真或波利安娜式的樂觀主義。這樣的藉口已經不再可信了。然而，北京仍在上演這齣戲，將美國的資金和機構用於自己的目的，這使得華盛頓更需要採取真正的行動。」
他講的波利安娜式的樂觀主義，又稱為波麗安娜效應（Pollyanna principle）。這個概念來自美國小說家Eleanor Porter的小說《少女波麗安娜》（Pollyanna），小說主人公波麗安娜是個充滿樂觀思想的女孩，總以樂觀思想感染身邊的人。心理學研究發現，在潛意識層面，人腦會傾向於關注樂觀向上的信息，波麗安娜效應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比喻。
四、北京的對美政治戰和諜報戰
博明認為，中共「咄咄逼人的舉動代表了幾十年來戰略的一個新階段」，鄧小平對中國提出的「韜光養晦」國際戰略並非永久性方略，而是中共開始挑戰美國之前的一個過渡階段。博明指出，美蘇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戰略有個主要的設計師，就是美國駐蘇聯的外交官坎南（George Kennan），他早在二戰結束的第二年1946年就預見到蘇美冷戰的爆發，並通過一份很長的電報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警告。他的這份警告後來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被稱為著名的「長電報」。坎南回到美國國務院之後，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專家。他1948年指出，蘇聯當時對美國實行的是「政治戰」，就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其國家目標，在戰爭之外使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
博明寫道，「如果肯南今天還活着，他會驚嘆北京在克里姆林宮的遊戲手冊上的改進。」博明提到，「肯南認為，經濟國策是政治對抗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將經濟武器納入其大戰略並不令人驚訝。北京的經濟目標是優先考慮國內消費，而不是依賴國外銷售市場；中共要減少中國對高科技進口的依賴，同時使世界上的供應鏈越來越依賴中國，並利用經濟槓桿來推動中共在全球的政治目標。」
博明還談到了中共的對美顛覆活動，他認為，北京的大戰略也依賴隱蔽和無形的活動，就是旨在顛覆中國對手（這裏指的是美國及其盟國）的信息戰和輿論影響行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統戰」，「僅僅中共的統戰部就有3倍於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的幹部」。統戰工作會收集公民個人和政府官員的情報，並努力影響他們，「重點是外國精英和他們經營的組織，收集檔案一直是列寧主義政權的一個特點，但北京對全球數字網絡的滲透使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中共收集了全世界數百萬外國公民的檔案，利用它收集的材料來影響和恐嚇、獎勵和敲詐、奉承和羞辱、分裂和征服。統戰工作是腐蝕和破壞外國政治制度的工具，」「削弱和分裂我們，使我們的媒體的批評聲音受到侵蝕，並將我們的精英變成中共的客戶，他們的嘴裏塞滿了現金」。「中共的統戰武器庫中比較新的是對美國社交媒體公司的利用。過去幾年裏，中國政府在他們的美國平台上充斥着公開和隱蔽的宣傳，並通過代理和機械人放大，這些宣傳不僅越來越注重宣傳北京政策的粉飾性敘述，而且還注重加劇美國和其他目標國家的社會緊張局勢。」
五、杜如松和博明的異同
杜如松和博明分屬兩任白宮國安團隊，而拜登對川普總統持高度敵意。但是，談到中共對美的大戰略，他們兩人顯示出六個共同點：一，兩人都關注到中共的對美大戰略，而不是拘泥於雙邊關係中的小事；二，兩人對中共大戰略的分析都倒推30年，直到老布殊時代；三，因此兩人都看穿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是為了掩蓋對美大戰略的實質；四，兩人都聚焦中共對美國的威脅；五，兩人都認為中美關係進入了對抗階段；六，兩人都是文官，因此都沒談到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抗。
博明的文章反映出對美中關係有更坦率、更深刻的反思。博明認為，從美蘇冷戰結束的時候開始，以後的30年裏，美國對中共的認知一直存在嚴重偏差。不僅僅是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奧巴馬，拜登也同樣如此。博明指出，美國兩黨都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共戰略中最具威脅性的一個因素，那就是，中共利用美國和其他自由社會對中共戰略企圖的錯誤認知，把西方國家對中共的盲目信任作為武器，來為中共的國際野心服務。博明強調，重要的美國機構，特別是金融和技術領域的機構，堅持幾十年來的「接觸」政策，造成了自我毀滅的模式，這種模式導致華盛頓把經濟合作和貿易置於一切之上。
博明判斷，在中美之間，中共已經確定要對美國實行蘇美冷戰時期蘇聯的對美政治對抗；也就是說，中共在政治層面不再考慮雙邊合作，相反以對抗為基本戰略和外交手段。
杜如松的觀點不如博明的觀點那麼直截了當、毫無含糊，但他與博明的看法有一個基本點是一樣的，那就是，今後中美關係基本上是一種「零和格局」。所謂的「零和格局」，是指一方如果得益，另一方必然損失，因此雙方無法真正地合作。《美國之音》記者就杜如松的書採訪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海爾（Paul Heer），海爾指出，杜如松這本書所反映的對中國方略暗示了一種幾乎是敵對的、完全競爭的戰略。
博明的看法釐清了美國政策圈川普團隊對中美關係的基本認知，但他所屬的團隊已脫離決策圈；而杜如松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的國家安全團隊關於美國如何應對中共大戰略的思考。到目前為止，拜登的中國政策團隊除了杜如松之外，其他人都沒發表比較系統的對中共戰略的說法。杜如松的觀點表明，白宮國安團隊對中共戰略意圖的判斷開始清晰化，這個變化應該對今後美國的對中共戰略和政策有越來越多的影響。當然，杜如松的看法必然受到拜登已經確定的中美「競爭性關係」這個框架的束縛。
筆者認為，中美兩國之間確實存在經濟方面既對抗又競爭的關係，其中合作的空間在縮小；在軍事層面，雙方的擴軍備戰也是一種對抗式軍力競爭，但並無擴軍備戰方面的合作可能；至於在政治對抗和諜報對抗層面，雙方是敵對關係，談不上合作。中美關係下一步將如何演變，還需要不斷觀察雙方的互動及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