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那年，他原本不用費多大力氣就能留在北京。對那時的文學青年而言，最好的工作是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收穫》雜誌，其次是新聞機構。而刀爾登被分到了政府機關，"一聽說要進機關工作，他就要求回到石家莊。"好友繆哲說。
"到哪兒都差不多，哪裏都是臨時的寄身之地。"刀爾登說，"用現在的詞，叫一點現實感也沒有。現在的小學生都比——不是我自己，是那個時候的很多成年人，更有現實感"。
最後，他到了石家莊的河北社科院。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他受繆哲等人之邀，入職河北日報社主辦的《雜文報》，當上了編輯。
▌非常不喜歡"隱士"這個詞
這段"出走"經歷成了刀爾登身上一個玄妙的點。
當同屆校友在各自領域聲名鵲起的時候，他的寂寞無聲在很多人看來顯得"很神秘"。於是，輿論眼中的刀爾登就成了這個年代不肯出山施展才華，甘願屈居山林的"隱士"。
"隱士是可以做官而不去做的人，至於我，連個副組長也沒人請我去做，怎麼會有隱士的資格？"刀爾登說，"我非常不喜歡隱士這個詞。"
刀爾登並沒有像真正的隱士一樣，默默等待着被發掘的一天。
上世紀90年代，正是網頁論壇、校園BBS火起來的時候，這可給肚子裏有些學問又有話想說的人提供了一方可以華山論劍的寶地。刀爾登化名"三七"，在論壇上悄然走紅，文采卓然的他還有了個"海內中文論壇，三七才氣第一"的美名。2005年，刀爾登終於開始寫專欄。用他自己的話說，寫雜文、寫專欄，是為了掙稿費，然後是進行一些一般性的、針對公共事務的個人表達。
文學家里，刀爾登很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迅。在他的作品中，最多見的是像魯迅一樣觀點犀利、一針見血的雜文隨筆，偶爾出現的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不拘泥於時空的自由敘事。
刀爾登最初的專欄文章後來收入到《中國好人》中，書中有很多"激烈"的觀點，比如"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只負責勸人甘願被殺"，又如"道德下降的第一個跡象，就是不關心事實"。
在這本書里，他寫了包括李斯、曹操、韓愈、司馬相如等戴着"歷史面具"的好人與壞人，為的是通過講述一些史實，讓這些人物不再那麼臉譜化，因為"事不宜以是非論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惡論者，十居八九"。
在後來的對話體文本《七日談》裏，刀爾登藉助"我"和張三的對話，繼續探討"當代人缺乏的常識"。書中，"我"來自"我國"，張三則來自希里花斯國，兩人在下山途中迷路，前方是懸崖，被困住的兩人無奈之下開始互相給對方講故事。
"我"說的，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人和最普通的故事，這些人中有乞丐，有酒鬼，有隱士，還有江湖騙子。而張三口中的故事則奇崛怪誕，像是寓言一樣滿載哲思。
《七日談》裏，刀爾登說，能短暫沉溺到一件和生計無關的事情中，是種福氣。在他的生活里，讀書就是這種福氣，寫作本來也該是，但實際卻難免跟生計有關。
從雜文到對話體，刀爾登隱匿了自己的真實立場，但總逃不脫說理的內核。嘴上說着"怕麻煩"，好像不願理俗事，但在他的專欄和著作里，卻無處不透露出想要為讀者"提點醒兒"的責任感。
作家王憐花說，他從刀爾登身上看到了《世說新語》中劉伶的影子：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他的存在讓我看到世上有一種人，胸有丘壑，但清靜無為，安於市井。表面上柴米瑣屑終身，其實已經參透人生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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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爾登曾說："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許自己處在愚昧中"，讀歷史最愚蠢地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場說話不腰疼，把一個個人物臉譜化之後全然喪失了人性的問題，或是對書上所寫的全部照單全收把人寫的歷史當成真理讀，刀爾登的書恰恰就是在抵禦愚蠢的荼毒。
劉瑜就曾說：讀刀爾登的文字，我沒有戒備之心。在我有限的閱讀體驗里，這是難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國歷史。豈止無毒無害，裏面還加了大量的礦物質和維生素。這樣的"修正主義"歷史，才不至於讀壞了腸胃。
他不僅文字精雕細刻，讓人看了神清氣爽，更難得是背後的思想之通脫。以至於有人說他是魯迅、王小波之後，雜文第一人。
刀爾登先生的文字從西方經典到中國文化古書，從中國史到西方文化，人性與自我、思想與自由，天南海北無所不談，角度睿智獨到，屬讀過就不能忘記那種。遺憾的是，他的書有的曾絕版多時，有的又散亂各處。為此，先知書店鼎力推薦"刀爾登作品集"（含簽名版）。在這個語言墮落、思想淺薄的時代，用刀爾登的文字抵禦有毒語言的侵害，做個堅持獨立思考的少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