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按：孫大午的冤屈，抵消了奧運會的刺激嗎？我看網絡上的幽憤情緒，需要轉化成一種思考：該想想中國中產階級、或者富裕階層的政治出路了，還來得及嗎？去年我跟李恆青曾策劃一個研究項目：《中產階級對中國前途的意義》，我捋了一點思路，
1、中產階級在中國的曖昧性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直接後果，是產生了一個至少在財富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有一種估計，認為如今中國人里，擁有資產百萬至上億者，近乎一億；有資產上萬至百萬者，約三億，合計這四億人，對中國的制度、前景意味着什麼？
——按照西方傳統概念，中國並沒有出現一個經由階級分化、勞資博弈而產生的中產階級，反而是在權力資本橫行的三十年裏，產生了一個與體制媾和、分享的新興有產階級；
——這個中國的有產階級，正在成為國際間不可忽視的最大消費階層和購買力，對全球經濟發展意義非同尋常，因此它對國際貿易、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均有巨大潛在含義；
2、中國中產階級的特殊性和困境
——如何界定、描述中國中產階級的形成、特性、局限？
——中產階級與權力、體制、市場的合謀與互動；
——中國階級的先天缺陷及其策略；
3、出路與前景
——消費與購買力的市場和政治意義；
——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格、知識、政治訴求；
——中產階級與市民社會、政黨的關係……
沒想到中共很快就開始整肅這個階層，事實上目前沒人能夠描述這個階層的狀況和願望，難道他們就這麼被歷史淘汰了嗎？網上有吳強的一個講話，信手拈來。】
今天我要談兩個問題。一個是什麼是中產階級，第二個是中產階級是怎麼產生的。換句話說，它怎麼產生的，可能就是今天中產階級所感受的各種困擾，各種憂慮的原因，它的癥結所在，從一開始可能就註定了它的病因。
在談什麼是中產階級之前，首先要了解什麼是階級。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傳統社會某種意義上講只有等級而沒有階級。比如說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的1月份，法國有一個神父，他出版了一本書，叫做《第三等級》，他把法國的社會劃分為僧侶、貴族和第三等級。第三等級代表了96%的法國人，有法國的市民、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等等構成。
我們知道，過了半年法國就發生了大革命，這是馬克思所講的，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一個轉折點。馬克思、恩格斯對法國大革命，對法國經濟社會轉型做了一個區分，提出了階級的概念。認為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遺產是階級。之前只有等級社會，等級社會和階級社會的差別是什麼呢？在他看來，在德意志形態長篇文章里他提出，在前現代社會作為人格的個人和作為階級的個人，他們是重合的，而且是天生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可能生來就是貴族，生來就是手工業者，生來就是一個商人。
而在現代社會，這種作為人格的個人和作為階級的個人，他們的重合卻是偶然的。每個人要把他的人格個人轉化為階級個人，要通過教育來完成，要通過財富的獲取，要通過於連式的婚姻來完成，由此就產生了人格上的焦慮以及階級上的焦慮，甚至由此產生了階級鬥爭。
這來解釋比如說歐洲或北美現代無產階級的形成，他們通過讀書完成自我教育，通過階級鬥爭來完成自我階級意識覺醒，來通過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領導來完成階級的代表，來完成無產階級在一個階級社會當中政治力量的顯現，這種顯現我們叫做階級的可見度。在階級的可見度意義上，從1848年共產主義宣言到之後的一百年以來，政治舞台上只看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妥協、合作，我們看到歐洲、中國這些革命的演變。
中產階級躲在幕後，躲在勞資衝突、勞資談判的背後，他們有的時候會發揮作用。比如說在1933年德國的大選當中，德國的中產階級有一部分站到了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這一邊。我們看中產階級的保守性，政治的可見度其實是一直很低的，有的時候政治上的表現其實是萎縮的。就像中國的今天，中國中產階級對自身的評價一樣，是一種不成熟的，甚至是不可見的一種階級。
由此，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有一個概括，認為像這樣一種中產階級，他們或我們怎麼去自我評價、自我界定呢？無非是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建立中產階級政黨，第二種方式是通過所謂階級精神的氣質來認識自己，來團結自己。這所謂階級精神氣質乍聽起來蠻可疑的，但其實這就是中產階級所獨有的，跟無產階級不同的，在於顯現於他人的區別。
比如通過消費上的選名牌，選小眾的包包，顯示無產階級的區別。住房、教育、學費、婚姻都是在顯現與他人的區別，在無限的與他人顯示區別的過程當中，中產階級在進行自我的界定、認同和形成，由此中產階級的可見度在戰後開始逐漸上升，這是中產階級進入舞台真正意義上的開始。這種開始某種意義上講更活躍，要更晚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五六十年代還是國家福利制度定型的關鍵期，也就是達成勞資合作的關鍵時候。真正的中產階級能夠體現出它的可見度，並且代替之前一百年無產階級在政治舞台當中中心地位的政治角色，還是要到70年代之後，也就是石油危機之後我們看到技術革命所引發的社會節奏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職位不再是傳統中產階級所依賴的醫生、律師、工程師或者職業經理人這樣一種傳統的角色限定，而是擴展到了所有的腦力勞動者。用管理學家德魯克的話說，就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一種知識經濟所產生的分工。所有跟知識經濟分工有關的都是中產階級。這個時候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和定義以及可能的憂鬱和問題都浮現出來了。
美國和意大利最重要的左翼的政治理論家哈特和奈格里對新的政治力量中產階級做了一個概括，以產業工人為主的無產階級的歷史的可見度而言，中產階級是一種通過創造性勞動和開放性的網絡連接形成的階級，也就是稱之為分眾或者多眾，也有人譯為群眾，這個群眾不是傳統意義上理解的群眾，而是通過創造性勞動和開放式網絡連接的階級。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座所有的各位，儘管在財富的收入上，在消費的品種上，消費的時間上似乎仍然可以來衡量什麼是中產階級，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於創造性的勞動和開放式的網絡連接，由此來定義一個新的全世界範圍內的社會結構的變化，這樣一種現象我們稱之為社會事實。我們要通過社會事實來認知社會變化，來認知中國的變化，特別是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要區別於陳舊的所謂的制度的真實。我們要關注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給社會、整個系統帶來什麼樣的變化，這才是我們要關心的中產之困，它的困也許就是我們的出路所在。
中國中產階級是怎麼形成的，也是在過去三十年裏重複了無產階級的可見度下降，中產階級的可見度上升的過程。我們都知道1990年代經歷了什麼，一方面經歷了無產階級的消失或者工人階級的消失。90年代末，國有企業的改革、國企的改制，大批工人下崗解除活動。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謂悶聲大發財的時代，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在全球化、在知識經濟的擴展當中開始慢慢的積累、成長，一直經過了21世紀的二十年的演變。形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這是社會結構變化的一面。
另外一面，他們的精神氣質是什麼？我們知道無產階級很容易有政黨的代表，中國的中產階級是沒有政黨代表的，可能由三個代表理論來代表，但實際上是沒有的。他們的精神氣質在哪裏。無產階級可見度下降，新中產階級上升的過程當中發生了什麼？我個人研究傾向於把它認為是計劃生育，一胎制的計劃生育所加速完成中國新中產階級的形成，也就是說在中國計劃生育的情況下，東部沿海地區的情況最為明顯的形成了一種4、2、1式的擠出效應，就是說4個大人，兩個人結婚最後生出一個獨子，意味着財富不斷的併購，不斷的集聚，加速了第二代、第三代財富的積累。
中國在這二十年的過程中完成了從東部沿海向 大陸逐漸擴散，完成了中產階級的形成。從財富的積累的也能看出，計劃生育執行最好的地區，往往是比較富裕的地區，也是中產階級形成的速度、規模最大的地區。從地理、時間、序列上都能夠證明這一點。
從我們現實的情況也看到這一點，到今天所有的新聞議程，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圍繞着王寶強的婚姻在進行，圍繞着學區房在進行，圍繞着所謂作為人格的個人和階級的個人結合的偶然性，重合的偶然性在拼命的奮鬥，通過所謂的成功學來實現財富的積累，來實現這樣我一種階級的再生產，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新中產階級的形成。
我們甚至可以回溯到20世紀初俄國思想家別爾加耶夫，他當時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或者劃分，劃分為個人主義和個體主義。社會主義應該是個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個體主義的聯盟，所謂的個體主義就是我們所談的哈特和奈格里對於精神氣質的強調，對於抽象思考的強調，在抽象思考的強調才可能來定義中產階級的階級本身，也就是把所謂馬克思所談的人格個人和階級個人進行重合。通過思考，通過抽象的思考來完成這樣的重合，而不是通過再生產，這就是今天我要談的問題。
那麼，中國中產階級一方面可能要通過各種各樣的奮鬥，421的一種擠出式的再生產來完成地位的維持。就像朝鮮今天所發生的中產階級的奮鬥，他們要維持他們在平壤的地位一樣。另外一方面，他們是通過他們的精神氣質來表達。什麼精神氣質來表達特？馬拉松、瑜珈，以及今天的討論，聽道，各種分享，甚至羅振宇式的微信公眾號傳播，所有人通過饑渴的思考的方式，基於所謂創造性勞動以及開放式的網絡連接的方式來進行整體的定義，我們要回到別爾加耶夫時代的個體主義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這種偶然性背後所包含的憂鬱，因為這個偶然性確實意味着階級再生產和思考的痛苦兩重的折磨。
我自己在去年雷洋案當中完成了中國中產階級的構建和描述，我也希望今天的聽眾，未來仍然能夠珍惜中產階級進入到中國的政治舞台，並且可能會長久持續的代替之前的維權運動以及其他的政治形態，在未來發揮一個主導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