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廣東東莞大街小巷或廠房林立的工業區里，包括電子、皮革、縫紉、玩具廠在內的各類型的工廠都在招聘。需要10人，通常招20人。許多工廠降低年齡要求，只要身體健康，能幹就行。工資也漲到每月5000到8000元，「上不封頂」。
據專做東莞工人中介服務的王超介紹，目前進廠的打工者平均年齡在22歲左右，只要肯干，先拿四五千塊錢一個月，邊干邊學，等到當上技工師傅就能有個七八千塊錢，前提是熬得住。
「只要員工在工廠能待10天以上，我的中介工作就算成功，但就算是這樣，我經手的新員工進廠能幹滿1天的，還不到60%。」他說。
年輕人越來越不愛進工廠，甚至正在逃離工廠。他們的選擇有很多，送外賣、快遞員，甚至回到老家開個小店。
劉文平進廠打工已有8年，多次逃離又多次回去。掙錢只能靠加班，經常一兩個月沒有休息。在不斷重複的工作里，他沒有任何成長，意志越來越消沉。為了想掙脫這樣的環境，幾乎每干半年，就會離開工廠。
劉文平從2013年來到東莞，在工廠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過外賣、做過中介，還做自媒體。
在他們看來，工廠招不到人的根本原因還是待遇和管理問題。但是一些工廠寧願長期空崗，也不願意改變，旺季大量招人，淡季就辭退工人。
年輕人逃離工廠：一個月換十幾家廠，每家就干兩天
紅色的水桶里塞滿棉被，鼓鼓囊囊冒出來，水桶下墊着黑色行李袋，一起坐在小推車上。程波左手拉推車，右手推着一個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駐在東莞虎門鎮博頭路的一家製衣縫紉廠門前，盯着捲簾門上的招聘信息，搜尋「臨時工」三個字：「招臨工，計件，月薪5000到10000元，上不封頂，包吃住。」
程波左手拉推車，右手推着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駐在東莞虎門鎮博頭路的一家製衣縫紉廠門前，盯着捲簾門上的招聘信息。
程波是一名車位縫紉工，一直在找工作。他走進這家工廠，偌大的車間，上百台縫紉機只有不到十個工人在工作，縫紉機不停地發出嘎嘎的刺耳聲音。一位女工告訴程波，去年疫情後，很多人就沒有回來工作了。她把兩片布塊對齊放進縫紉機里，線軸上下轉動，將絲線整齊細密地扎進衣服。
縫製一件公主裙，要完成抽褶、縫合、卷邊三道工序，主管給出的計件工資是每件1元5角。程波摩挲面布、面紗、里布，考慮是否要留下。車間溫度高，汗水浸濕他的後背。主管戴着口罩，眼神里卻寫滿了不耐煩。
程波最終沒有接下這份工作，提桶走了。「看一個工廠好不好，要看工作的人多不多，領導好不好。這裏做裙子的工序複雜，1塊5的價格有點低了。」
程波是一名車位縫紉工，偌大的車間，上百台縫紉機只有不到十個工人在工作，縫製一件公主裙，計件工資是每件1元5角。
這已經是兩天半的時間裏，程波面試過的第十份工作。他在上一家工廠做滿一個月，結算工資的時候才發現工價被主管降低了，少拿了3000塊的工資。因為怕重蹈覆轍，他找工作變得小心謹慎，而且只想找臨時工。
「只要嘗試做過臨時工，沒被坑過的，都會選擇去做臨時工而不是正式工。」王超在東莞經營着一家名為禾匯企業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的勞務中介，他很能理解程波。他現在主要做臨時工的服務，「一是方便結賬拿錢走人，二是不用像正式工那樣押一個月的工資。」
沒有找到新的工作，再多待一天，吃住又是花銷幾十塊，程波直接去火車站，坐車回老家了。這次離開奮鬥過十來年的廣東，他不會再回來。
「要提最紅的桶，大吉大利。」東莞的打工娃劉文平說，他也離開工廠半年了，並且決定不再進廠。
據去年的《東莞市製造業人才發展狀況調研報告》顯示，在東莞，有超過420萬人從事製造業，無論是在鋼筋森林的大型工業區，還是藏於巷子的小型作坊，工廠每天都在招工，吸引着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進廠。一些人也像程波、劉文平那樣，選擇逃離工廠。
水桶是每個工廠娃的必備品，他們把離開工廠戲謔地叫做「提桶跑路」。
劉文平身高1米6，圓臉、小眼睛、厚嘴唇，來自貴州山區，說普通話不分平翹舌和前後鼻音。他從2013年來到東莞，在工廠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過外賣、做過中介，還做自媒體。現在他住在東莞一個月230元的出租屋裏，每天吃飯、睡覺、上網，對未來很迷茫。
他今年28歲，中學畢業、職高輟學，進廠8年，從電子廠的普工干到印刷廠的機器師傅，月薪從3000元到8000元。其間，他提桶跑路9次，在每一家工廠最多三個月、最長不過一年。
在中介王超看來，能在一家廠里待夠三個月的劉文平，已經算踏實。頻繁提桶跑路，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進工廠的常態。
東莞街頭隨處可見招聘信息，工時費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時。
今年春節後，王超16歲的侄子不願意再繼續上學，從老家重慶到東莞打工，王超負責給侄子找工作。侄子一個月就換了十幾個廠，每個廠干兩天就離開。他服務的一個21歲的廣東小伙，4月初進廠工作僅一周，就找王超借了兩百塊，然後離開工廠，失聯了。
王超發現，因為年輕工人的不斷流失，一些大的工廠工人斷層嚴重，班組工人編號從一千多號，一下就到四五千號——中間是走掉的，前面幾個是十幾年的老員工，後面的就是從技校合作簽來的學生工。
最底層的「白菜價」的學生實習工是目前最好招的，每年的暑假，大批從技校來的學生工，被一輛輛的大巴車拉到工廠，他們每天固定工作10個小時，從早晨7點做到晚上8點，一個月不休息，到手還不到4000塊錢。
「現在年輕人都比較浮躁，都是家裏的獨生子女，如果沒有班上了，一打父母電話，借點生活費，又過個幾天。」王超說，很多工廠里只剩下兩類人，一是來了剛出社會尋求過渡的年輕人，干幾個月就走；二是已經結婚的三四十歲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失業，進工廠求的是穩定。
每天工作12小時，站着都能睡着，還要被剋扣工資
2012年，劉文平初中畢業。他在家中排老二，下面還有弟弟和妹妹。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農民，因為家裏貧困，大哥中學畢業就出門打工，把機會讓給弟妹。劉文平成績不好，也沒有繼續讀高中，問母親要了1000塊錢，第一次坐火車到重慶，去了萬州的一家職業學校讀書，想着將來可以靠打工供自己讀書。
讀了半年，劉文平卻發現在這家職業學校完全學不到知識或者技能。身邊同學都是因為成績不好才來的，天天打架抽煙混日子，不僅沒有學習氛圍，考試還被老師鼓勵花錢買答案。每一屆學生畢業，都被學校安排進工廠打工，學校還收取中介費用。
2012年下半年，劉文平進入一個日本馬達工廠勤工儉學。他在流水線上做測試工作，工價是每小時9元5角，一個月的工資到手2000多塊錢。
他想着，既然遲早都是幹流水線，何必費勁讀幾年書，於是直接輟學，去了哥哥在的東莞找工作。
2013年，國家最低工資標準是1310元一個月，這也是東莞絕大多數工廠的底薪。彼時，東莞已經是全世界電子製造業最大基地，號稱「東莞塞車，世界缺貨」，電子廠是很多學歷不高、又沒技術的年輕人的進廠首選。
劉文平也跟着老鄉一起，進了一個電子廠當普工，負責組裝手機屏幕上的亮度燈。一個小時10元錢，兩班倒，白班是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2點，夜班是晚上8點到第二天中午12點，他第一次體會到「站着都能睡着」。
東莞打工者租住的宿舍，外觀已經頗為破舊。
傳送帶不斷運輸零件，劉文平雙手機械地重複組裝，耳朵里是無休止的機器轟鳴聲，他覺得大腦空白，手練到條件反射。一天工作10個鐘頭，沒空和旁人交流，照做、執行，他跟着傳輸帶一起，仿佛一起成為一個機器。
在工廠里，所有時間都被嚴格切割。早8點到晚8點，每2個小時休息10分鐘，中午12點到1點是吃飯時間，有的工廠大，車間離食堂遠，跑得慢，到了食堂還要排長隊。吃完飯回到車間，趴在機器上或者躺在地上休息一會兒，又要接着開始幹活。
工人上班是白班、夜班兩班倒，流水線則是日夜不停，夜班要通宵，加5塊錢，不願意干就得走人。每天都很累，回到宿舍只想躺着。
上班時間要上廁所，就要請線長來頂上。一條線十幾個人，只有一個線長，所以工人上廁所也要小心翼翼。小號5分鐘，大號10分鐘，每個人有次數限定，並且要登記在本子上。
幹了不到一年，劉文平提桶跑路。他想找別的工作，但是學歷拿不出手。從工廠里出去，他還是像剛畢業的中學生進入社會一樣，什麼也不會，整個人沒有自信，比以前更加內向，找不到比工廠工人更好的工作。
眼看着錢快花完了，劉文平又進入一家電子廠，幹了一年。2016年，他再次提桶跑路，換去了一家印刷廠做普工，每天插充電器的紙盒子，還是像以前的電子廠一樣，做機械的重複性工作。
在工廠里，老闆用 upph（單位人事產能）來衡量員工工作績效，充斥着比速度的氛圍，直到達到人的極限。劉文平每天折上萬個裝充電器的紙盒子，手指磨得起了水皰，他仍然不斷調整拇指方向、胳膊幅度，希望能加快速度。「但你幹活的手速快，流水線調的速度更快，你悶着干，領班也拼了命地催。」
一切都沒有盡頭。他要和自己比，前一天做了9000個，第二天就要做10000個；要和同事比，如果有人做得更多，就要超過旁人。每天晚上，線長都要開會做總結，不留餘地地當眾批評做得慢的工人。
劉文平雖然沒有被坑過，但一些朋友告訴他，發工資的時候和最初的預期差別很大。雖然很多工廠招聘寫着，普工月薪3500元至9000元，組長月薪4000元至10000元，上不封頂。但老闆會找各種理由剋扣工資，比如遲到、不參加團建、業績或者表現不好，一扣就是上百塊。幹了一個月，有人明明算的工資有8000塊，到手卻不到一半。
一些人不斷離開工廠，「除了一堆遊戲裝備皮膚和會員卡，一身傷病，僅剩的住房公積金，還沒開始就結束的情感，什麼都沒有。」一位離開工廠的人這樣寫道。
劉文平在印刷廠幹了一年，又離開了。他每次走，都下定決心不再進廠。但是最後錢快花完了，找不到別的工作，還是只能回到工廠。
流水線的苦是看不到希望，學技術、做兼職、送外賣，但都失敗了
「其實幹流水線沒有不苦的，不只是身體的苦，更大的苦是看不到希望。很多人想跳出工廠，卻沒有方向。」劉文平這樣總結自己的工廠生活。
他剛來到東莞時，想要出人頭地，但進入工廠，一眼就看到生活的盡頭——廠子裏有人做了一輩子，升到線長、組長，工資就比員工高几百塊。不僅如此，他們因為常年熬夜、重複機械工作，黑眼圈深重，有人年紀輕輕就頭髮花白、活力盡喪。
劉文平很害怕自己以後也會成為那樣，他開始尋求出路。用進廠第一個月的工資，他買了台電腦，學會電腦的基本操作，還有平面和動畫設計、網站建設、基本的視頻照片處理技術……他搭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個網站，在上面寫寫自己的工廠生活，順便結交一些朋友。
後來，劉文平又開始做優化網站，做 seo（搜尋引擎優化）排名、掛廣告贏利，幫一些小工廠創建網站、收取費用。2015年，他最多同時做過十幾個網站，可以依靠這份兼職，離開工廠過生活。
但沒過多久，他的網站就遭到攻擊，導致廣告聯盟封禁賬戶，收入又變得不穩定，他不得不再度回到工廠。
在廠里，他也遇到過很多努力的人。有一個在工廠多年的工友每天都幹活積極，甚至別人休息的時候他也在干。後來廠里線長的職位空缺，他以為自己能上，卻由一個剛進廠的、和組長關係好的年輕人頂上了。工友一蹶不振，幹活兒也慢了，組長開始因為各種小事找他茬，他沒過多久就離開了。
劉文平看過太多普工被淘汰的例子，於是他努力從普工干到了技術崗位。進入一家印刷廠後，老鄉把他從流水線調到機台上做學徒。一個工廠往往只有一兩台機器，對應一兩個師傅。師傅教會徒弟師傅就會被淘汰，所以除了關係好的，師傅一般不會教人。劉文平一開始在旁邊偷偷學，下班的時候整理好材料、調好機器，師傅上班了直接操作，他就有機會跟着學。時間久了，師傅看他勤快，也願意說幾句。
別人一個月就學會的機器操作，劉文平學了幾個月，終於在2017年能夠操作機器了。他提桶跑路換了個廠子，成為操作機器的師傅。這時候，他已經能拿到8000多一個月的工資。
新進的印刷工廠，卻在半年裏就倒閉了。這家印刷廠原本是一家小廠，老闆接到一個大訂單，於是擴大規模，買入新設備，員工也從幾個人增加到十幾人，但很快就因為資金周轉不開，只能裁員，先裁掉做飯的阿姨，換成老闆的老爸來做飯，然後裁掉普工，最後就到了操機師傅劉文平。
在離開工廠後，劉文平送過外賣。但意外不斷，有時候剮蹭到別人的車，有時候車被交警扣了。
送外賣成為一些不願進工廠的年輕人的選擇，但這條路並不好走。圖為東莞市街頭的外賣員。
有一次凌晨送餐趕時間，加上路燈昏暗，他一個沒注意，連車帶人栽進了坑裏，手掌和胳膊都擦出了血，送的飲料灑了一地，燒雞摔出去老遠。按照外賣平台的規定，他只能自己賠錢。小傷捨不得去醫院，劉文平回家清理傷口，為了減少些損失，他把摔壞的外賣吃了，邊吃邊苦笑。
前些年，他靠打工存了一些錢，聽一位網友的建議，買虛擬幣和資金盤，每個月都投工資進去，卻遇到詐騙公司，40000多元的積蓄全虧了。
因為沒錢，他三年都沒臉回家，也不敢告訴父母。去年國慶節假期，劉文平終於回家了，他一邊裝修家裏的老房子，一邊和一位帶孩子的離異婦女相親，卻被對方拒絕了。
無解的結構性用工荒，真要用機器取代工人？
「普工一個月4500-5000塊，只要能做就行，50來歲的都接受。」這是彭曉軍的鞋廠開出的招聘信息。他的鞋廠位於東莞道窖工業區，北靠廣州，成立十幾年，主要做鞋底的橡膠和中底工序。
彭曉軍記得，十多年前，兩三千元的工資招年輕人根本不是問題。那時候，沿海城市的市區居民90%的人都是工人子弟，年輕人要想進個好的工廠，還得托熟人請客送禮；一些大工廠有各種面試考試，對性別、年齡，甚至是省份和民族都有要求，還有些廠連染髮、文身、指甲長的員工都不要。
2014年左右，東莞出現招工荒，一些廠子雖然調高了工人工資、更換廠址，但用工荒已經成為結構性問題，一直沒有改善。
現在，每天都有朋友的廠子倒閉消息傳來，彭曉軍感嘆老闆不好當。他的廠子裏，一共有100來號工人，員工基本上都是40歲上下的，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穩定。然而，這些老員工奮鬥的動力，就是子女不要再進廠當工人。
「家裏就一兩個小孩，都是寶貝。所以小孩都不想進廠，有的來了干幾天，一兩個月就走了。」彭曉軍工廠的行政主管說，他家裏也只有一個孩子，不會願意讓孩子進工廠。
去年疫情，訂單和收入都不穩定，彭曉軍的工廠沒有更新設備，但今後用機器替換人力是必然的趨勢。通常來說，一台機器幾十萬元，能取代兩個熟練工，原來兩個工人要做一天的量，一台機器半個小時就完成了。
而為了招到人，像彭曉軍這樣的工廠管理人員，越來越傾向於和用工中介合作。中介夾在工廠、工人中間，更能瞥見結構性招工難下，一些難以調和的問題。
東莞街頭隨處可見招聘信息，工時費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時。
上文提到過的王超的中介公司，就屬於分包公司。一邊，王超把工人對接到勞務派遣公司，派遣公司簽有多家工廠，哪裏缺人就送哪裏去；另一邊，他跟員工簽臨時協議，約定做滿工期，按工價拿工資。
工人每小時的工作，中介都能拿到提成。當中介從工廠或勞務派遣公司接單出來，比如工廠本來給20元一個小時，轉幾手，中介抽一元或五角，勞務派遣公司再抽去一點，層層分包，到工人手裏可能就是17元一個鍾。
入行近四年來，王超見證了成百上千次提桶，離開和回來。有人從他一入行就跟着他干，穩定地能在一個工廠幹上一年多。也有「三和大神」類似的人，對方沒有微信，沒有手機卡，平時從來不和他聯繫，等到發工資的那天，會想盡辦法找個地方連上 Wi-Fi，用支付寶發消息要工資，2000塊錢可以用半年。
王超認為，工廠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捨不得提高待遇，缺少熟練工和苦工種。「比如，雖然招聘啟示上寫着每月工資8000元，但實際上到手就四五千塊。又比如，員工提意見，每天到晚上一兩點的加班時間太長了，你工廠不改，哪怕臨時工去了也會走。一些廠子一個小時只給14塊錢，別人給18塊錢，那肯定工人要去18塊那裏。」
雖然年輕人不好安排了，但王超並沒有感覺到用工荒，新生勞動力仍然源源不斷地來到東莞。在接受採訪期間，一個微信語音電話匆忙打進來，是4月初不辭而別的廣東河源小伙。他從工廠離開失聯近一個月，現在突然又回來要找工作，還帶來兩個朋友，一個是2003年出生的弟弟，一個是還沒滿16歲的表妹。他希望王超幫他找找關係，三人一起進廠。
年輕人尋求機會進廠的時候，劉文平則在4月底又回到貴州深山裏的老家。因為父母都不識字，也不會掛號，他要帶着腿腳疼痛的媽媽，去七八十公里外的縣城醫院看病。他想着，忙完這一陣，還會回到東莞，也許會到工廠區附近開個貴州羊肉粉店，再試試能不能不進廠也可以在這裏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