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何曉清（Rowena）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1989年6月3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Liane）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渾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救護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返回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着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Child, we need you to return to HongKong safely. We need you to leave alive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 us tonight.）」
這是何曉清（He, 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着什麼呢？或許，這正是《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這本口述史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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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國的1989，以及當下的中國，有一條捷徑，便是對比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在這兩個遙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中，能找到幾分驚人的相似之處。
「1956年我20歲。那是一個著名的解密時刻，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的時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覺的時刻。歷史地來說，那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時期：在世界上的我們這個地區，走馬燈似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牽強的補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與背叛，第一次浮現出來。那些漂亮的真理與謊言的辯證說辭，在社會中和人們的頭腦里開始滑落，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沖入人們的視野。」
1976年12月，在《1970——1976年劇本集》的跋《第二口氣》中，40歲的瓦茨拉夫·哈維爾起筆便回憶起自己20歲時所經歷的年代。在他20歲的那一年，1956年的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在這個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秘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這對於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一次地震。當時依附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更是如此，「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接下來的十二年，便是荒誕派戲劇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所形容的一個重要年代：「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這個相對勇敢和樂觀的時期在1968年的春天達到頂點：新當選的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提出改革主張。但旋即，這股改革的浪潮被蘇聯的坦克所摧毀，1968年8月20日，蘇聯的坦克一夜之間便佔領了捷克。從此，一個更為保守的壓抑的平庸的政權代替了一個較為自由開放的政權。捷克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
若是將時間往後推一點，青年哈維爾所經歷的那12年（1956-1968）與中國的1980年代的12年（1978-1989）有着幾分相似——那也是一個「解密」和「幻覺崩潰」的年代，「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沖入人們的視野：一方面「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補救和清算」。另一方面，從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開始，批評「兩個凡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國的政治環境日益寬鬆。雖然也出現「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批判，但已不再像之前那樣發展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思考、辯論：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裏？中國的未來走向何處？僅從當時熱銷一時的圖書便可看到當時人們的思考的深度與廣度，「走向未來叢書」、「走向世界」叢書，「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二十世紀文庫」、「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圖書幾乎遍及文學、哲學、政治、社會、歷史等各個領域，「讀書無禁區」，成為那個時代的人的最大幸福。
與此同時，傷痕文學、朦朧詩、實驗戲劇以及改革文學、現代小說、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的興起，「人」本身第一次成為1949年之後文學創作的中心。與哈維爾所熱衷於以存在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荒誕派戲劇相似，薩特、尼采及其關注「人」的存在主義成為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戀」。對此，《薩特研究》的編選者柳鳴九解釋道：「80年代是中國人自我選擇的一個時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價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薩特『存在主義』的核心正是強調『自我選擇』，這種觀念正好適合了當時那代人的主觀需求，尤其是釋放了很多青年人對這種情緒的發泄。」伴隨着對「人」的思考與覺醒，是青年人對現實的關注與思考，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與嚮往。這是一個勇敢與樂觀的年代，人們有理由對未來抱有希望。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這幾乎讓人嗅到了「民主」「自由」的氣息，但這一切，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與1968年捷克一樣，一夜之間戛然而止，從此，中國進入九十年代，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激情與夢想、自由與民主幾乎瞬間被坦克擊得粉碎，成為一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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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坦克製造的秘密呢？如何面對坦克之後的後極權主義社會呢？長期生活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哈維爾給出的秘方是「活在真實中」，這無權者最大的權力。因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其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是「恐懼」與「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如何打破依靠「恐懼」與「謊言」而運行的社會呢？哈維爾的答案便是「活在真實中」。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能給與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在這本口述史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沈彤和王丹的故事，以及何曉清自己的故事，若是說這四個人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做『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1989年，何曉清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既沒有去北京，也非當時學生領袖，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可是，為什麼多年後，她會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事件」這門課程呢？為什麼25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花十年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學術書呢？何曉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如何從「曉清」，其父親希冀「破曉」「清明」之意的「曉清」，成為「Rowena」的：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這一切是那麼自然而然，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是她做到了——於是，便有了哈佛大學這門「天安門的歷史與記憶」的課程；於是，有了這本書。這是一本以「天安門流亡（Tiananmen Exiles）」為研究對象的書。
雖然書名為《天安門流亡》，但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的整整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與1956年20歲時的學生哈維爾有幾分類似，經歷了「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他們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在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他們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這從何曉清與三位流亡者易丹軒，沈彤和王丹的訪談中輕易發現這一點：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着自己的獨立思考。不同的是，當坦克碾過理想的時候，哈維爾32歲；而當年這些中國學生大多才20歲左右，這似乎註定他們經歷更多更複雜，也註定他們會成為當下中國的「失蹤者」。找到他們和他們身上的「秘密」，或許才能明白今天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