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於2018年8月發表於公眾號「黃章晉」，發佈後不久即被刪除
十多年前，有次聽一位長沙官場上的老同學無意中說，有位年輕水稻科研人員被袁隆平打壓，不但經費批不下來，甚至東躲西藏弄塊試驗田都搞不成。當時，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對此並未往心裏去。
後來有兩件事讓我對袁隆平感興趣，一個是2007年12月福建農科院研究員謝華安當選中科院院士，再一個，是網上有人實名舉報打着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敗（袁本人並未被指控牽涉其中）。回頭找老同學幫我介紹採訪對象，自然是百般推脫。
隆平高科被舉報的上市時的腐敗事項，隨着時間推移，已極難查證，後來我們報道袁隆平時，發現它即便當年有圈錢嫌疑，也沒太大的報道價值，而當年的舉報者，有的去世，有的則興致了了。
值得一說的是謝華安。當年謝剛當選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語絲舉報，謝華安論文涉嫌抄襲。新語絲雖然讓謝華安丟盡顏面，但對我來說，扒謝華安的老底，卻有為其恢復榮譽的意味。因為我這才知道，中國除了有個「雜交水稻之父」，還有個「雜交水稻之母」，「雜交水稻之母」不是別人，正是這位謝華安。
以前，我只是從媒體報道中得知，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讓中國水稻畝產提高了20%，多養活了7000萬人，這次才知道，袁隆平當年培養的雜交水稻，剛推廣沒多久，就因大面積爆發稻瘟導致顆粒無收，這時，謝華安培育的雜交水稻「汕優63」及時救場，謝的「汕優63」，在播種面積上，連續16年位居第一。
謝華安當選院士變成醜聞，不免被閒話和翻出各種舊賬：袁隆平、謝華安在學術理論上的建樹遠不夠申報中科院院士，更適合工程院院士，而謝華安屢屢落選工程院院士，不免讓人猜測是因為袁隆平在工程院的緣故。
我當時的工作經驗，對中國媒體之不靠譜早有深切體會，尤其是官媒，但我從沒懷疑過袁隆平頭上的那些神聖光環是不是被嚴重誇大。
2012年初，因為袁隆平團隊和謝華安團隊先後創造超級稻紀錄，總算有系統梳理一下雜交水稻與袁隆平話題的機會，我記得為寫這個稿子，《鳳凰周刊》記者楊桐花了近一個月時間採訪，在今天能見到的相關報道里，它應該是梳理得最翔實準確的。
因為文章不上網，但這組報道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不過，我並沒有因為一萬三千多字的報道，就對此話題喪失興趣。當時雖有方玄昌等擅長科技報道的同行幫助，那組報道依然留有遺憾之處，很多東西並沒真正梳理清楚。
關於袁隆平，今天討論和爭議最多的，是袁隆平是否是雜交水稻之父，當年我們記者報道的重點之一，就是挖掘出在雜交水稻上一大批公眾並不知曉的專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雜交水稻之父」，不值得作為重點，因為這件事，很可能並沒你想的那麼重要。
誰讓我們不餓肚子
我們之所以覺得袁隆平是否是雜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於，我們對這樣一個說法有深刻印象，即中國人民吃飽飯主要靠兩平：一個是代表政策的鄧小平，一個是代表技術的袁隆平，也就是說，包產到戶+雜交水稻讓中國人不再餓肚子。
包產到戶對農業的影響，在那段歷史轉折年代生活在農村的人，應該會有深刻的記憶。而且，家庭聯產承包製其實到1982年的一號文件開始，才正式在全國範圍內被允許的，所以，在1978-1982年期間，留下了大量政策對比案例，它足以證明制度激勵的作用，這個以後有機會可單獨再說。
那技術上的那一半呢？
中國糧食單產的提高，主要貢獻是育種技術和化肥施用。我們先不提育種，如果只看化肥的話，半個世紀來，中國化肥施用量與糧食產量的關係，會讓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的糧食增產，就是靠化肥堆出來的。
有人甚至將1978年以後中國糧食產量高增長直接歸結為1973年代初，中國決定向西方國家大規模進口成套設備的「四三方案」（它得名於引進的設備技術總價為43億美元），因為該方案引進的大型成套設備提高了中國的化肥產量。
用「化肥論」看上面的表格，你確實會覺得數字相當完美，其他因素可以認為完全無足輕重。但是，這種完美的化肥論，很可能只是一種巧合。
如果化肥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那麼就無法解釋蘇聯的現象：1970年代末蘇聯化肥產量就超過了美國，但蘇聯的糧食缺口反而不斷增大，蘇聯解體後，化肥產量下降，糧食反而開始出口了。
「四三方案」其實有多麼的不靠譜以後再說，但你也許會注意到，1984年後，中國的糧食增長速度迅速放緩，甚至出現下降，而化肥則始終高速增長——化肥的施用增長速度一直遠超過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化肥的邊際效益逐漸降低。
1984年後出現的這種奇怪的波動，用化肥產量是完全無法解釋的，但它和糧食政策卻能找到某種對應關係——1985年，國家不再下達指令性收購計劃，而是以「合同定購」方式來收購國家需要的糧食。
另外，雜交水稻最先推廣的洞庭湖地區，並非一直是低產稻種。兩湖及蘇浙地區，曾遍植一種叫農墾58的稻種，有些人在回憶中稱，它比今天的泰國米、東北米還好，這並非毫無根據的妄言，農墾58是農墾部長王震1950年代初訪日時引進的優秀稻種。
在蘇浙地區試種四年才大面積推廣，大饑荒結束後的1962年的統計數據應該是比較可信的，農墾58的畝產是370公斤（千畝試種）。但農墾58在退出歷史舞台前的整個六七十年代，從沒有真正發揮過它的高產潛力。
農民普遍不喜歡這種上面壓下來的稻種。除了口感不習慣外，主要理由，仔細梳理一下其實都是偷懶的理由：農墾系列收割、脫粒時，比較費事，它是一種對肥很敏感的稻種，只要一偷懶產量就往下掉。
前面這七百字簡單概括就是：激勵制度、化肥和育種技術對提高單產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邊界，但在當時，育種技術相對是不那麼重要的。
在講雜交水稻對中國吃飽飯的貢獻時，我們容易不自覺地默認：糧食=水稻，因為中國是口糧中稻米比例高於小麥的少數國家。但是，糧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麥、薯類、豆類這五大類。
而1980年以來，中國糧食結構的變化，是曾為中國人不至於餓死做出巨大貢獻的薯類甚至南瓜之類，迅速從主食序列中退出，穀物成為絕對主力。穀物當中，今天產量最高的是玉米，其次是水稻，再次為小麥。
最近十年來的變化趨勢是，玉米、小麥的產量逐漸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對下降，在穀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過三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今天談糧食基本上可以只談穀物。
雜交水稻提高單產20%，多養活了7000萬人這個說法，會讓人產生一個錯覺，其他穀物不曾像水稻一樣，因為育種技術進步而大幅提高單產。
玉米和小麥，是否有過育種技術帶來單產的大幅提高？
當然有。
先說玉米。
1950年代初，中國的玉米畝產大約是在70公斤左右，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畝產提高到了115公斤左右。接下來，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在玉米育種上經歷過六個階段的技術進步，玉米畝產量穩步上升（文中所有畝產都是指單產）。
今天，中國玉米單產約在360公斤（2016年），為1950年代初的70公斤的5倍。
那么小麥呢？
小麥因為品種改良，單產提升同樣驚人，見下表
小麥的單產成績最讓人驚異的地方在於，美國是農業生產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它的小麥單產，平均每畝174公斤，大大落後於中國。即使考慮到中國農產品的數字都需要打折扣，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中國大部分地方的穀物種植，都是靠勞動力高投入的精耕細作來提高產量，人工再加上土地成本，即使中國勞動力便宜，並且小麥單產大大高於美國，小麥成本依然高於美國。中國小麥每公頃的生產成本為13710元，而美國小麥每公頃的生產成本只有4770元。
寫到這裏，其實只是為了強調這樣一個事實：
中國糧食總量和人均消費量的增長，是所有穀物單產大幅提高的結果，而不只是推廣雜交水稻的結果。在這三種作物中，按單產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貢獻最小的。
現在，我們該談水稻了。
水稻分粳米和秈米，是兩個不同的亞種。如果你無法記住兩者的區別，可以簡單地記為，粳米就是日本米，秈米就是難吃的普通南方大米。前者主要是在東北地區栽培，後者主要是在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
粳米和秈米是兩種不同的稻米，我們經常聽到的雜交水稻，指的是用雜交稻育種這種特定技術培育的品種，它大都是屬於秈型的**。**另外，今天中國單產最高的水稻，其實是主要在東北種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種植區的秈稻。
也就是說，中國水稻單產的提升，同樣並不全是雜交水稻的貢獻。
雖然我們一直能聽到高產水稻的新聞，但實際上，自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水稻單產幾乎就陷入停滯狀態，雖然單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農藥依然在穩步增長。單產始終保持穩步增長的，反而是一直不被關注的玉米和小麥。
水稻單產停滯的原因有二。
其一：中國農業效率極低，勞動力轉入效率更高的行業是長期趨勢，所以增產主要依賴水、肥、農藥的投入，一般來說，水稻單產400公斤以下追加投入是核算的，要往500公斤靠近，就得不償失。
其二：注重單產的雜交水稻，一直存在口感和品質問題，高產雜交水稻遠沒有品質和產量更均衡的稻種受歡迎。另外，雜交水稻單產進入瓶頸時，常規水稻隨着育種技術進步，單產一直在緩緩上升，有些品種與雜交水稻的單產已沒有明顯區別。
其三、大量使用化肥以替代田間管理投入時間，導致地力不斷下降，進而導致單產下降，不斷疊代的新品種的增產潛力，很大程度上只是彌補了這個降幅。
另外，雖然官方宣傳雜交稻產量普遍比常規稻單產高20%，但實際上它只是在滿足各項理想條件下，雜交稻和常規稻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平衡：在施肥較少的同等條件下，常規稻產量要約高於雜交稻。同樣施肥較多的情形下，雜交稻則產量更高。
水稻不同於玉米、小麥，它在中國經歷過幾千年的栽培歷史，各地的常規稻種，往往是數百年來選育出來，最能兼顧產量和品質，同時又適應當地氣候條件。所以，常規稻也可以大面積高產，在氣候不好尤其是病蟲害多的年份，常規稻反而可能有優勢。
因為雜交稻追求高產，需要高肥、密植、大群體，形成不易透風和高營養的環境，過去政府大面積推廣雜交稻，在氣候環境適應性和抗病抗災能力上，非常容易出現適應性的問題。當年給總理上書的農村基層官員李昌平，就曾在公開信中對強行推廣雜交水稻表示異議。
不過，官方機構組織天然有雜交水稻的推廣衝動，因**為雜交水稻不同於常規稻種，農民不能自己留種，只能從種子銷售渠道購買**，這和小麥、玉米也不一樣。中國沒有任何一種作物的品種，在輿論上獲得雜交水稻這樣的支持。
順便說一句，今天還把養活多少人、糧食安全掛在嘴邊，本質上是故意無視今天糧食生產早已經出現了剩餘。世界糧農組織統計，1996年全球糧食產量足夠提供人均2700卡的食物，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一般人的需求。
另外，工業化程度的加深不斷縮減人們的食物需求。印度一項研究發現，過去25年來，印度的人均食物熱量消耗明顯下降，城市居民大部分低於2100卡，農村居民大部分低於2400卡——這被認為是體力勞動者最基本的熱量需求。
原因很簡單，技術的持續進步，導致我們日常所有活動的體力消耗都在減小，而且勞動時間也在減少，勞動人民節約出來的時間，越來越多地用在不消耗體力的看電視和閒聊發呆上，他們變得不像以前那麼容易餓了。
是的，洗衣機、自行車、燃氣灶、各種家用小馬達，以及讓我們像土豆一樣做在沙發上的電視機，讓我們低着頭不願東張西望的手機，都對我們遠離飢餓的威脅做出了巨大貢獻。誰知道呢，也許張一鳴有一天該頒他一個節約糧食獎。
水稻育種的三個台階
你應該注意到，小麥、玉米的育種技術進步，都有過多個不同階段，單產水平是像台階一樣逐級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階段的技術進步，是由全國各地不同的研究機構取得，而水稻卻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個決定性突破後，單產才大幅增長的。
事實上，這是媒體報道形成的一種錯覺。中國水稻育種技術，同樣經過多個階段的技術進步，並非只有「雜交水稻」這一個巨大而籠統的台階。中國水稻育種技術對提高水稻單產，具有革命性的進步有三次。
也就是說，中國的水稻單產，從1950年代的150公斤，上升到今天的450公斤，育種技術上經過三個大台階，不斷疊代進步，而不只是一次飛躍。
第一次是矮杆革命。1941年7月，廣西容縣華僑甘利南從馬來西亞回到稻種，當地人根據特性稱之為「矮仔占」。1956年夏，廣東潮陽人洪春利發現水稻自然變異矮杆樣本，與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腳南特」。這兩個稻種，為黃耀祥等育種專家開發的矮杆稻種，提供了最重要的遺傳資源。
第二次是我們熟悉的袁隆平領軍開發出來的雜交水稻，其實嚴格的說法，應該叫三系法雜交水稻。第三次則是兩系法雜交水稻，它在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時，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這更像是對袁隆平在組織領導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
兩系法雜交對中國水稻影響遠不如前兩次。因為此時水稻種植已經出現了很難改變的長期趨勢：1、北方粳稻的播種面積不斷增加；2、雜交水稻播種面積一直緩慢下降；3、常規稻種緩慢增長。有人認為，最終將各佔三分之一。
好吧，就算中國糧食增產並不只是水稻，雜交稻的貢獻被嚴重高估。但是，畢竟中國是水稻的故鄉，水稻凝聚了中國在農業技術上的驕傲。甚至說它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技術突破是打破了洋人的教條，雖然不好吃，但產量高卻是沒問題的。
媒體報道不會忘記提到這一點，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向美國人傳授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還有美國學者說，中國的雜交水稻研究將世界各國遠遠留在身後，甚至領先美國20多年。如果有心，你也會看到印度、菲律賓等水稻種植大國，在水稻單產上與中國存在巨大落差的報道。
那麼，單從高產來說，中國水稻處於世界最頂尖位置嗎？從中國這裏偷師的美國，他們的水稻單產水平如何？
美國水稻種植分佈
美國不是傳統水稻種植國家，不但面積少——只是中部和西部偏南幾個洲有水稻種植，總面積約為2000萬畝，以至於人們以為美國是不種水稻的。美國水稻很少用於本國口糧，完全是為海外市場出口，所以多為口感更具競爭力的粳稻。
比起中國的精細耕作，美國人種水稻時顯得相當粗放缺乏耐心：水稻種植根本不存在插秧這回事，而是以狂野的直接播種的方式，美國水稻播種，一部分是用播種機，另一部分，乾脆就是飛機空中灑播種子。
但是，美國這個缺乏水稻文化的國家，最近幾年水稻單產一直穩定在550公斤的水平，比中國的水稻單產高出近四分之一。是的，中國水稻單產遠非世界頂尖，甚至美國也不是單產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亞這個同樣不以水稻出名的國家。
看到這裏，你大概也會這樣認為，袁隆平是不是「雜交水稻之父」也許沒那麼重要，因為雜交水稻對糧食增產的實際貢獻，至少和我們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極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勳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獨攬的問題，而是這個功勳是被大大拔高了。
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雜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樣？中國玉米、小麥對中國糧食增產的貢獻，不低於水稻，它們的育種成就，不低於水稻——唯一的區別在於，我們從沒聽說過玉米之父或小麥之父——這是最值得細細思量的地方，它絕不是一種正常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