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否輕信與文化程度高低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只要按照各類人等的不同期待和願望，布下他們喜歡的誘餌，便都能收到請君入甕的效果。不管是什麼誘餌，起作用的內因都是人們在學校所受的無腦教育和社會生活中的缺乏理性。。
集體的輕信，需要許多人都共同擁有一些特別容易為欺騙者和蠱惑者所利用的思維方式、心理定勢、道德偏差、心智弱點。這些認知和心理因素是長期無腦教育的結果。
意識形態的語言往往會創造一些聽上去富有刺激力和推進力的"新鮮"說法，對平時不習慣思考的人們，這些說法顯得特別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遠矚、很有水平。一些給人強烈印象的語言詞彙被不斷地重複，而且由越來越多的人重複，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就會在許多人的頭腦里變成一種類似條件反射的"自動想法"。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
輕信並不一定是呆笨的同義詞，相反，人太有想像力，才是最容易輕信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無腦教育使人容易輕信
人是否輕信與文化程度高低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只要按照各類人等的不同期待和願望，布下他們喜歡的誘餌，便都能收到請君入甕的效果。
不管是什麼誘餌，起作用的內因都是人們在學校所受的無腦教育和社會生活中的缺乏理性。
法國啟蒙運動哲學家、17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的懷疑論者貝勒（Pierre Bayle）曾指出，缺乏理性教育使人輕信"啟示"，也就是那種基於盲信而缺乏懷疑精神的知識，而啟示與理性是不能相容的。
貝勒的哲學懷疑對象是宗教神學，他認為，傳道士宣揚的基督教教義中充滿了神秘的啟示和奇蹟，包含着無數的矛盾，是靠盲目的信仰和對異教的迫害支撐着。奇蹟之所以是奇蹟，是因為它是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它其實經不住上帝播撒於人心中的理性的批判。
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著名物理學家謝爾蓋·卡皮扎（Sergej Kapitza）發表了一篇揭露蘇聯非理性科學的文章。"非理性科學"聽起來像是一個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卻是蘇聯許多人思維心態的一個縮影。
李森科
法國歷史文化學家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生物學這樣的非理性科學，能在蘇聯存在是有特別原因的，"那裏實施的，是整個社會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藝術、精神活動都被領導的一種制度"。
他引用一位蘇聯哲學家的話說："這種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礙思想'。……因為一切都已由它預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問你到底是什麼。……這樣，憑着一個如此的制度，當想法出現的時候，它就在奔向實際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
知識和思考被簡單化和教條化
在一個社會裏，如果輕信不再是個別人的偶爾上當受騙，而是成為一種普遍的集體現象，不斷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那麼這個社會中就一定已經出現了某種思維方式的反常。
集體的輕信，需要許多人都共同擁有一些特別容易為欺騙者和蠱惑者所利用的思維方式、心理定勢、道德偏差、心智弱點。
這些認知和心理因素是長期無腦教育的結果，這樣的教育就像是耕地，而欺騙和蠱惑就像是播種，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種。
這種無腦教育一直在持續地悄悄進行，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欺騙和蠱惑所需要的那種幾乎全無自我防護能力的獵物。
這樣的教育總是發生在一個知識和思考被簡單化和教條化的環境之中，它使得許多人喪失了應有的懷疑精神和提問能力。
這樣的社會環境排斥個人的思考努力、批評態度、獨立判斷和精神自覺性。
這種環境對人們有思維方式定型的作用，被定型者會把某些十分乾癟的、與現實並無關係的教條和假大空原則，當作"科學真理""先進科學"甚至"宇宙真理"，不僅自己確信無疑，而且還不准別人提出疑問。
在這種環境中，連科學家們都會放棄自己作為社會理性教育者的責任，這加深了真正的科學與大眾媒介傳播的科學之間存在着鴻溝。
如韋爾南所說，公眾所知道的科學，已經不再是科學，"通過大眾傳媒傳媒（比如電視）傳播的科學是某種跟魔術並無太大區別的東西；當人們坐在沙發上，從電視中看到太空人穿着太空服行走在月亮上，或者聽到大爆炸（BigBang），沒有任何東西能把這一類科學成果跟一個星象學家或隨便哪一個偽科學家能講述的故事區別開來"。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人是輕信的動物，人必須相信一些什麼。在沒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時候，人便滿足於相信糟糕的理由。"我們不能改變人性，但我們至少可以用理性來為自己辨別什麼才是值得相信的好的理由。
真理的大門一直向證偽敞開
人為什麼會在缺乏自己的經驗證據，或者完全沒有這種經驗證據的情況下，對某些話深信不疑，以為就是真理呢？心理學家往往將此歸咎於人的"輕信"，但社會學家則認為這是因為"偏執"。
二者都有道理，並不互相排斥，因為"輕信"是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輕易相信，而"偏執"則是一旦相信了，便再難改變想法。
20世紀的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曾語帶諷刺地說："真理的聲音里存在着一股可疑的暗流。"
也就是說，真理的大門一直是向證偽敞開着的。但是，對於既輕信又偏執的人，這扇門是關着的。
而且，外面的人越叫他打開這門，他就會把門關得越緊。
世界知名的社會學家彼得·伯格和安東·澤德瓦爾德在他們合著的《疑之頌》裏講了一件越叫開門，門關得越緊的事情。
這是社會心理學家米爾頓·羅克奇（Milton Rokeach）做的一個實驗。有三個精神病人，他們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羅克奇認為，如果把他們安置在同一所精神病院，讓他們有機會相互討論，或許能治好他們的妄想症。
他設計的這個辦法叫"認知失調療法"，也就是，讓這三個精神病人有機會相互證偽，促使他們對自己堅信不疑的想法（自己是耶穌基督）發生認知失調，把失調了的認知糾正過來。
但是，完全出乎羅克奇意外的是，這三個精神病人在一起討論過一陣以後，非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治療，反而更加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了，其中羅克奇曾一度以為是最清醒的一位相信得最為偏執。
那個人說，按照他的看法，"其他兩個人肯定是徹底瘋了，他們居然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他還解釋說："這真是荒唐，因為很顯然只能有一個人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不可能是另外兩個，因此一定是他自己。
缺乏思考讓思維逐漸"被程序化"
牛津大學教授嘉芙蓮·泰勒（Kathleen Taylor）在《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2004）中指出，人輕信而偏執的想法大多是外來灌注，而自己又缺乏思考的結果。
這種輕信而偏執的想法就是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的"捷徑思維"（route thinking）：思維順着一條走熟的路，機械地自動推進。
意識形態的語言往往會創造一些聽上去富有刺激力和推進力的"新鮮"說法，對平時不習慣思考的人們，這些說法顯得特別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遠矚、很有水平。
由於他們無法確切明白這類說法到底是什麼意思，是指什麼或是指誰，所以無法懷疑，也不會懷疑。
這些人不慣於思考，平時不思考，結果不是沒有想法，而是迷信別人替他準備好的任何想法。
這就像一個人沒有信仰，他不是什麼都不相信，而是變得隨便什麼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
一些給人強烈印象的語言詞彙被不斷地重複，而且由越來越多的人重複，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就會在許多人的頭腦里變成一種類似條件反射的"自動想法"。
這也就是心理學所說的人的思維被"程序化"（programmed），想法因此變得僵化、刻板、偏執。
偏執的想法往往帶有歧視、排斥、恐懼等情緒因素。偏執一般不會因別人的勸說或說理而有所改變，恰恰相反，越是勸說和說理，可能越加偏執。
美國著名作家，被譽為美國19世紀最佳詩人之一的老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說："偏執的頭腦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縮得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