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3＊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豐富，不是變得越加開明、公正，而是變得越加偏執、狹隘和頭腦禁錮。他們根本不具備與知識增長相匹配的理解力，不懂得如何獨立提問、價值判斷、批判思考。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增長，理解力倒退，這成了一個常見的現象。
美國地產大亨當勞·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成功獲得共和黨候選人提名，讓許多政治觀察家、政治和媒體精英，以及普通美國人覺得震驚和失望。特朗普的逆勢上位，也讓許多人對今天美國民眾的政治理性產生了懷疑。有中國媒體嘲笑說：「為什麼大家都看錯了呢？看來只能用當前流行的網絡語解釋了：是『這屆美國人民不行』。」
美國出現特朗普現象，是「這屆美國人民不行」呢？還是另有需要深入探討和思考的原因？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這些原因不僅對美國民眾的政治理性發生影響，同樣也在對其他國家許多人的政治意識和行為發生影響，因此不容我們幸災樂禍地將特朗普現象只是當作隔壁鄰居家的笑話。
美國康乃狄克州大學哲學教授邁克·林奇(Michael P. Lynch)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谷歌）搜索即相信：特朗普完勝知情公民》（下稱《搜索即相信》）一文，討論了特朗普現象與互聯網時代有關的群眾認知和心理原因——互聯網的信息傳播使得一些原本隱藏在人們認知和心理習慣暗處的東西暴露了出來。
互聯網為政治民粹主義提供了方便的新媒介，互聯網信息的「自我引證」(self-referential)和「部落極化」（tribal-polarization）效應不僅對「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的政治參與行為產生了負面影響，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正在加劇一些社會中本來已經存在的分裂。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說，「差異的人群起先並無固定想法，且彼此立場也似乎差別不大，但僅僅因為（在網絡上）閱讀和看到的東西不同，結果走向了不同的極端」，這時候，社會的極端碎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一、互聯網上的信息和知識
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中，「知情公民」受到信息來源的不當影響和操控，並不是一個新問題。然而，互聯網的影響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了。「知情公民」依然是美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也是爭取民主的國家裏公民權利要求的重要部分。
互聯網時代向人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什麼是知情」和「怎麼知情」的新問題——公民政治參與需要怎樣的知識？在什麼意義上他們能夠或不能夠從互聯網上獲得這樣的知識？互聯網的信息生成和傳播方式到底在對公民政治知識發生怎樣的影響？
知情公民的理念在傑弗遜那裏有着最經典的表達，「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們作為自由人民生存的關鍵」。倘若公民們要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政治參與來影響政府的某個決策，就需要對政策的實情（事實或情況）有所了解，還需要懂得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後果。
倘若他們要選擇國家的領導者，他們就需要知道那些候選人以前的言行記錄，以判斷他們是否可信可靠。這就是為什麼政治研究者們總是擔心公共政治信息是否公開、透明、準確，公民們是否對公共信息有足夠的政治知識和理解能力。
政治信息對於美國自由民主制度依然重要，但是，隨着「大媒體」向「大數據」發生轉移，大多數民眾獲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發生明顯的變化。今天令人擔憂的已經不再是誰在控制信息的內容（例如，30多年前喬姆斯基特別擔憂的那種可能操控民意的「大媒體」），而是誰在控制信息內容的流向。
林奇對此寫道，「人們越來越多地從社交媒體獲得選舉的消息，社交媒體既是他們的信息來源，也是他們表達自己觀點的渠道。贊同仍在被製造，但卻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的製造，消費的對象是那些已經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信息是不是事實，並不重要」。
哈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識的邊界》（Too Big to Know）一書里指出，今天，人們從互聯網獲取信息有兩個工具性的途徑，一個是利用電腦提供的無限大信息記憶，上網搜索獲取答案；另一個是利用社交手段，藉助朋友們的選擇或引導，來找到感興趣的信息。這兩種途徑也經常結合在一起，例如，瀏覽新聞或別的網站的人們也經常通過微信、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獲取信息。
人們喜好從社交媒體獲取信息。首先，朋友圈裏有共同的興趣，經常可以看到意氣相投的觀點和看法。這個來源的信息自然比較「有趣」，因為有趣，也特別「有用」。其次，互聯網上有太多的信息，對每一個事件、人物、主張，都有太多的正反「事實」，如何取捨，需要有人為我們做某種「篩選」。志同道合的朋友們所作的篩選自然要比意見不合的外人更為「靠譜」，更具「可信性」，並因此更容易直接當作是靠得住的「知識」。相比之下，不同的意見或觀點則被認為只是一些靠不住的「看法」。
被信任的信息被當作「知識」。「信任」是區別信息和知識的一個關鍵因素。早在公元前3世紀，柏拉圖就已經提出了什麼是知識的問題，在《米諾》(Meno)篇里，蘇格拉底區分了「真實看法」(true opinion)和「知識」（knowledge）。
蘇格拉底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要去Larissa，問道於路人，路人自己並沒有去過Larissa，但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哪怕是用猜的，只要他指了一條正確的路，那就是真實的看法。但是，這並不是知識。
蘇格拉底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什麼是知識，「真實看法」就像是神話中藝術家Daedalus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如果不把它們用鎖鏈緊緊拴在地上，它們就會很容易逃走。知識就像是緊緊拴在地上的雕像。
今天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讓信息變為知識的是我們對信息真實性的信任，如果指路人自己親自去過Larissa，他的經驗就會給他的信息賦予真實性，使之成為可以信性的知識。當然，如果他能夠有一張今天我們使用的地圖，那也是可以信任的。
林奇在《我們的互聯網》一書里指出，對事物的看法和知識是不同的，「傻瓜也能有看法，但有知識的人卻不多」。這句話似乎也可以理解為，看法就是傻瓜的知識，他們不再需要別的知識。對知情公民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看法，而是知識。
但是，對於許多從朋友圈裏獲取信息的人們來說，他們經常不清楚朋友們的看法是不是知識，更糟糕的是，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只對朋友圈內流傳的消息感興趣，而對互聯網上與他們不同的觀點或消息則因沒有興趣，所以置若罔聞，不予理睬。
在共和黨候選人初選時，特朗普的競爭對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抨擊特朗普在非法移民問題上言行不一，他呼籲選民上網查一查有關特朗普的相關事實信息。35年多以前，特朗普建造位於紐約市第五大道725號的川普大廈（Trump Tower），拆遷原先的房屋，僱用的就是沒有合法身份的波蘭勞工。這樣的事實信息是公開的，在互聯網上垂手可得。但是，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要麼對此不予理會，要麼就是將此視為無關緊要的「小事情」。
公民們帶着偏見，有選擇地挑選方便的事實，排斥不方便的事實，這對民主政治來說不是一件小事，是「知情公民」失職的一個危機信號。用林奇的話來說，這種公民失職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有關民主哲學根基的問題：那就是，知情公民還是不是民主的理念？」這個危機甚至讓某些人悲觀地預言：「民主的喪鐘已經敲響。」
二、信息—知識與理解力
這個世紀初，人們對互聯網幫助「知情公民」獲得更多、更好政治信息的前景非常樂觀。許多人認為，人的理性行動需要有知識的指導，同樣，理性的政治行動也需要政治知識，互聯網正在為選民們獲得重要的政治信息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人們樂觀地以為，互聯網正在起到「知識民主化」的積極作用。特朗普現象使美國政治學者們第一次不得不非常嚴肅地重新反思這種想當然的民主樂觀主義。
特朗普現象在美國被許多人視為具有法西斯主義的特徵，也是世界範圍內法西斯主義似乎在以新形式捲土重來的一個不祥徵兆。因此，如何才能保證有效的民主公民參與，抵禦可能的法西斯主義，便成為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
這個問題與互聯網時代的「公民知情」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也使得21世紀初的一些互聯網研究成果顯得特別重要。林奇認為，作為一個政治理想，「公民知情」所指的不應該僅僅是獲取信息—知識多多益善，甚至不是信息—知識必須是「事實」，而應該是對信息—知識有深入批判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有理由相信，我們今天並不比以前更接近理解力意義上的公民知識理想，甚至可以說是離的更遠了」。
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豐富，不是變得越加開明、公正，而是變得越加偏執、狹隘和頭腦禁錮。他們根本不具備與知識增長相匹配的理解力，不懂得如何獨立提問、價值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