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批判思考。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增長，理解力倒退，並不只是一個美國現象，在別的國家裏也是常見的現象。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21世紀的互聯網研究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那就是，互聯網時代製造了一種特殊的「谷歌知識」（Google-knowledge），一種可以快速、方便取得，但證據與理由經常不清楚或不可靠的「信息—知識」，是「谷歌認知」（Google-knowing）的產物。
對來自互聯網的信息，許多人直接當作知識——可以信任的信息——來運用，因此擱置或放棄了對信息和信息源應有的信任檢測。對此林奇指出：「信任不起作用的信息，它的『快速』接受過程在特定的情況下是可靠的，但絕對並不總是可靠的。我們在互聯網上搜索，一定不能忘記這個有關認知過程的教訓。」
由於互聯網便利而只是在網上獲取和接受信息—知識，這使得大多數人成為「接受型的知識者」（receptive knower）。林奇指出，「谷歌認知經常是（儘管並不總是）快捷、便利的。如果你諮詢一個大致可靠的網源（如維基百科），認知過程在特定情況下基本上還是可靠的，……你可以由此得到真實的信息——對接受型知識者而言，這就夠了」。但是，接受型知識本身並不充分，因為「你並不能用它來解釋『為什麼』特定信息是真實的，你也沒有追問那個信息的來源為什麼是可靠的」。
互聯網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提供有用的網絡知識（如果求知者知道如何去尋找比較可靠的網源和如何核對網絡知識可靠性的話），但是，互聯網不能為我們提供對網絡知識（或任何其他知識）的「理解力」。互聯網非但不能為我們提供理解能力，而且可能阻礙理解能力的發展。
理解力是我們作為社會成員，而非僅僅知識個體的知識者，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智能，它讓人能夠對局部問題舉一反三、靈活變化，並思考和解決其他有關問題。理解力讓我們不僅知道「什麼」，而且還知道「為什麼」。
例如，科學家對伊波拉（Ebola）的理解不僅在於知道什麼是伊波拉病毒，而且在於知道它為什麼會擴散為一種可怕的疫情。又例如，如果你不僅知道什麼是憂鬱症，而且知道為什麼你的朋友經常憂鬱，為什麼貪腐官員跳樓並不都是因為患有憂鬱症，那麼，你對憂鬱症便可以說是有了你自己的理解。
林奇指出，「在現實生活里，所有的認知方式都是重要的，但是，若無理解，就會丟失許多深層的東西。我們（在互聯網時代）的數碼生活方式雖然給了我們更多的事實，但卻不能給我們更多的理解」。對知識具有理解能力的人會對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追問「怎麼會」和「為什麼」。這不是所有專業人士都具備的智識素質和能力，越具備專業知識並不等于越有理解能力。一個法律教授可能擁有關於「財產權」的專業知識，但對強行拆遷民居、侵犯個人財產權的現象不能提出「為什麼」和「怎麼會」的質疑，問題不在於他的知識不足，而在於他的理解力缺失。
同樣，一個參與選舉的「知情公民」可能並不缺乏有關的政治信息—知識，但卻不具備必須的理解力。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有鑑於互聯網信息產生和傳播的特徵，許多研究者發覺，問題不是出在信息—知識的內容（虛假不實或故意欺騙），而是出在信息—知識的來源。互聯網使用者經常錯誤地把互聯網當作了可靠信息的來源，而不是尋找可靠信息的工具。
互聯網這個信息來源不是中立、客觀的，網上的每一個信息源都預先「篩選」了信息的內容——保留了一些事實，而排斥和排除了另一些事實。而且，「事實」需要通過解釋和理解才能獲得特定意義，互聯網所提供的事實既可以用來核對實情，也可以用來加強偏見——經常是同時的。
林奇指出，「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是數碼生活的現實。自由派與自由派『交朋友』，分享傾向於自由派的媒體消息，保守派與保守派交朋友，也是一樣」。信息來源的單一化、部落化造成了桑斯坦所說的民眾觀點「極化」，他們變得越來越偏激和固執，「不斷受到極端立場的影響，並覺得許多人都持有這樣的立場。可以預見，這一定會使那些受影響並帶上偏見的人們越加堅信自己的想法。」
三、互聯網時代「知情公民」的認知缺陷
在公共信息自由、公開的美國，互聯網時代的政治信息超級豐富，但並沒有自動成為民主福音，相反卻帶來了民主知識的困境。早在30多年前，波茲曼就已經在《娛樂至死》一書里警告過「赫胥黎危機」的知識困境。
互聯網加劇了這一困境：奧威爾害怕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瑣碎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信息被剝奪，赫胥黎則擔心人們在龐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動和自私。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赫胥黎則擔心的是，我們將會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更早之前，1946年，哲學家卡爾·波普就對現代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抽象」和「去個人化」表示擔憂。對於社會中人們之間越來越加劇的隔離和碎片化，波普寫道：「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實際上從不打照面，辦事的方式是孤獨隔離的個人用文字信件或電報互相聯繫……這樣的虛構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個人化的社會。」
波普的這段話是他在論述民主、法西斯主義和知識的時候說的，他一生捍衛「開放社會」的理念，而且警告，開放社會始終存在着一個危險，那就是社會的抽象或和去個人化。這樣的危險當然在不開放的社會中同樣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今天，互聯網時代的美國社會正在證明波普的預言是多么正確。
開放社會，按照波普的說法，是一個以自由為基本價值的社會，人們堅持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互相理性地平等對待，可以在說理中互相批評，推動社會進步。開放社會保護交往和信息的自由，媒體多元化，政府權力極少對之加以干涉或限制。
以這樣的標準來看，美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開放社會，而互聯網正是其開放性的一個標誌和條件。但是，也正因為有了互聯網，人們可以足不出戶，躲自己的小天地里，只是用敲鍵盤來與他人——經常是從未謀面的陌生朋友——維持聯繫。
波普的預言似乎實現了，但是，正如林奇所指出的，見面說話也好，寫信、電報、敲鍵盤也罷，無論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際交際總還是人際交際，現在是問題已經不再是相互隔絕的個體人，而是相互隔絕的部落。
人們能夠在互聯網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談得來」的朋友，結成「志同道合」的團伙，形成一個個隔絕的「部落」。信息傳播的「部落化」會對人們接受信息知識的方式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阻礙他們成為有效民主所需要的那種知情公民。
負面影響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媒體研究者所說的「信息串流」（又稱「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一個信息，觀點或看法，在人群中傳來傳去地散播，只要形成一種說法，無論內容真偽，其本身都會對不同的看法有排斥和抵制的作用。
信息串流並不是今天才有，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三人成虎」「眾口鑠金」「一傳十，十傳百」的現象。社會心理學觀察現代社會的群眾（群氓）行為，把非理性信息串流（人云亦云、隨眾盲信）作為一個研究的重點。互聯網時代的信息串流發生在同聲呼應、同聲相求的部落圈子裏，強化了人云亦云、隨眾盲信的「羊群心理」。
這種心理效應是，既然這麼多人都在流傳和散播同一觀點，說明他們都贊同這一觀點，也說明這一觀點是對的，值得贊同。這也被稱為「回音室」（echoing chamber）效應。在回音室效應的作用下，許多人會自然而然地以為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可靠的信息，根本不會對之有所懷疑或進行獨立的批評思考。
許多低劣的大眾文化產品（或商品）也都是因為群眾性信息串流而「紅火」起來的，無論其品質如何低劣，只要開始有人捧，那麼，「喜歡」的人越多，就越能引得更多的人喜歡。這個現象當然並不只是在美國才有，在中國的互聯網上，這種現象也非常普遍。
第二個特點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應加劇了不同意見的對立和敵視，因而變得越加偏執和極端。意氣相投、同聲相求的信息經常是針對某個「對手」或「敵人」的，一味負面而具有攻擊性，用來發泄仇恨和暴力情緒。
許多觀察家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各有各的利益訴求，讓他們能夠形成聯合陣線的凝聚力是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強烈反對、厭惡和痛恨。這種群眾心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並不是今天才有，但人群的高度部落化加劇了這種傾向。非友即敵的部落化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應在互聯網時代之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為，無論是誰，無論什麼樣的觀點，都可以方便地在互聯網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事實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