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犬儒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看穿」：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公正(總是為某些人的私利服務)，看穿一切價值的矯飾和虛偽(無非是被某些人利用來掩蓋他們的私利)。犬儒主義之弊不在於「看穿」，而在於「看穿一切」。不加分辨、不分青紅皂白地看穿一切，這就會變成不加思考、沒有判斷，只憑條件反射的說「不」。這樣的犬儒被稱作習慣性犬儒(routine cynicism)、不思考犬儒(unthinking cynicism)或永動型犬儒(perpetual cynicism)。凱爾德維爾就犬儒主義的「看穿一切」之誤寫道：「犬儒主義在(社會文化)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能洞察所說的與所做的不符，這經常是有用的，也是適宜的。但問題是，習慣性犬儒一概而論，無視那些能夠言行一致的人們。
習慣性犬儒喪失了判斷犬儒何時適宜何時不適宜的能力。他是一種自動的犬儒，對善和惡之間灰色地帶的細微變化完全沒有感覺。」習慣性犬儒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懷疑，什麼時候應該信任，什麼情況下可以懷疑，什麼情況下要守護信念。
人們習慣性地犬儒，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就什麼都懷疑，什麼都不相信，而是一種經驗性的定型結果。人是因為不斷抱有希望，又不斷失望和幻滅，最後才索性放棄希望，成為犬儒的。可悲的是，犬儒看穿一切，也看穿了自己的希望，把自己逼進了絕望的死角。犬儒因此同時是環境和他自己的受害者。凱爾德維爾指出：「屢屢失望能自動產生犬儒主義……犬儒以前什麼都見識過了。這麼多的規劃，解決方案和理想都提出來過，屢試屢敗，這麼多的承諾，無不都是空洞的口惠。……終於只能用犬儒主義對待任何事情。還要多說什麼?幹嘛還費心思去想它?肯定不會有結果。……犬儒一旦成為習慣，變成自動而不加思考的反應，再有根據，再邏輯合理的說服，想影響它也都是枉然。」通過公共對話，說理可以幫助願意思考的犬儒變得不那麼犬儒，但對習慣性的犬儒卻毫無作用。
習慣性的犬儒處處只看到危險，這會造成人的生存危險意識錯亂，為求安全而把一切都視為危險的人反而會更不安全。傳媒學者亞乃特(Ronald C. Arnett)和亞勒森(Pat Arneson)在《犬儒時代的對話文明》一書里稱習慣性犬儒為「在思考具體情況之前就做出的反應」。習慣性犬儒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使人喪失對生存安全條件的判斷，「習慣性犬儒使我們對朋友的善意視而不見，無法察辨生活里的真正危機，也不知道到底應該關注哪些看法，並做出何種反應」。A這兩位傳媒學者看到，犬儒主義有時候是一種「求生的心態」(survival mentality)，在特定的情況下有合理的作用。他們反對的是習慣成自然，在不思考狀態下的非理性條件反射，他們稱之為「習慣的、平庸的、不加思考的犬儒主義」。
習慣性犬儒在網絡上隨處可見，許多人幾乎對所有的事情都有即刻看穿和否定的習慣。他們無需了解事情原委，也不用思考，更不要說深入思考了。他們當中有的成為「用腳後跟想都知道」的犬儒。這樣的犬儒不僅自己不思考，而且對別人的思考也極為鄙視和反感。他們可以毫不遲疑、十足確定地否定任何思考的結果，將其看穿為「公知」「叫獸」「磚家」的胡說八道。這樣的犬儒有它反智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經驗基礎和根據，它本身可能是對社會中存在的學術犬儒、知識犬儒、學院犬儒等的直覺反應，是某種程度上真實生活經驗的產物。
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世界裏，確實有不少知識分子、教授、專家在說假話，用所謂的「學術」來取悅和投靠權力和當權者，謀取私利。他們以貌似高深、淵博、精緻的理論包裝普通人用常識就能看穿的謊言，有的甚至還相當「富有創意」，善於「理論更新」，或有「理論建樹」。普通人沒有能力用理論去駁斥和對抗他們，最簡便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全然不相信，全然否定所有的專家意見。習慣性犬儒的人們經常對抽象的理論本來就沒有興趣，只關心自己日常經驗和感受範圍內的事情，他們所依據的是自己的常識。小販鄧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在頭顱上致死，法醫說是「外力作用」導致死者「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像這樣的「專業意見」違反一般人的常識——砸人頭，死了人，不能怪人家頭顱生得不好，也最容易造成普通人對專家和專家意見的習慣性犬儒。
專家、學者們的意見本來應該是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的結果，而不應該以服務權力為目的。他們的犬儒主義在於一面明明知道知識應該獨立(他們也假裝自己是獨立的)，一面卻又蓄意討好權力，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卻依舊坦然為之。他們隨時準備為權力人物的一時政治之需提供「理論支持」，而在他倒台時，樹倒猢猻散，猶如一群趨炎附勢的食客，一鬨而散，並無一人出頭護主。重慶「唱紅打黑」期間一些學者、教授聞風起舞，打造「重慶模式」理論便是一個例子。學者榮劍對此評論道，「當今學人在現實中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當下，士風日下，學林腐朽，趨炎附勢者大行其道，賣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學者操守和氣節幾乎喪失殆盡……這一回卻集體奔向重慶，如果僅是因為發現了可以實現的理想之境，那倒還是情有可原，如果完全是衝着利益和機會而去，那就另當別論了。左派雲集重慶，完全和重慶唱一個調，肆意拔高重慶經驗，無視重慶治理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絕非一種正常現象，也絕對不符合學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反思和總結。」
梅茲拉(David Mazella)在《現代犬儒主義的形成》一書里指出，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主要是政治不自由的結果，不僅是由於個人言論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由於他們自己在意識形態上先已經畫地為牢，自行限制了自由思考的可能。在嚴重的意識形態對立中，尤其容易出現一種不管對手有什麼理由，一概自動說「不」的知識犬儒主義。它表現為「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要反對，或者『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這是一種在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中常見的犬儒主義。例如《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宋強在接受《經濟學家》雜誌採訪時說，全世界人民當然都渴望自由和民主。記者問宋強，這不正是美國人要說的嗎?宋強答道：「即使我們有錯誤，我們也不需要壓迫者(美國)來給我們指出。」B他習慣性地預先設定批評者是「敵人」，所以不管批評得對不對，都斷然拒絕，不予接受。就接受習慣性的犬儒主義而言，知識分子和普通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政治意識形態主導一切，權力可以操控一切的社會裏，不存在所謂的「獨立學術」，尤其不存在獨立的人文學術。一些知識分子因為不得已而做「純學問」，是一種憋屈的學術自宮。這種一開始是逃避政治權力的「學術隱逸」，一旦有目的地轉變為在政治、社會問題上以沉默來踐行順從和不惹麻煩時，也就變成了一種懷着憋屈裝清高的犬儒主義。它以不反抗的「正確理解」來假裝「純學術」是學人自己的自由選擇，明知自己在體制里寄人籬下、忍氣吞聲，卻照樣能沾沾自喜、自得其樂、自鳴得意，甚至覺得自己，在學問上高人一等。也就是這樣，「純學術」被當作無可非議的「學術價值」，在學界被宣揚和傳授。
權力隨時防範着學術，設置重重障礙。但是，由於「學術」對權力有利用價值，所以還會被允許存在，甚至加以鼓勵。當然，首要的條件是學術必須無害於權力統治，而最受犒賞的則是有助於或能配合權力統治的學術。權力的威脅與利誘造就了體制性的「學術犬儒」，它往往是一種在清醒狀態下的裝傻——一面自嘲，一面配合體制，積極自我審查;一面咒罵，一面迎合體制的無理要求;一面鄙視不懂學術的頂頭上司，一面順從他們的領導權威;一面嘲笑，一面參與為官員授予各種真的假學位和假頭銜。
政治權力製造了滋生和繁衍學界犬儒的環境。但是，正如梅茲拉指出的，知識分子犬儒不單純是為權力服務，而且是為「以某種說法來代表『人民』的權力服務」。也就是說，他們不僅為權力服務，而且還要證明他們為之服務的權力是公正而正當的，是值得為之服務的。這樣一來，他們的服務便有了正當性。A為了證明權力是公正、正當，甚至是一種最合理、完美的權力，知識分子往往需要在政治、社會、文化理論上有所創新和發明，最能勝任此項任務的便成為創新型犬儒。如果說習慣性犬儒是大眾犬儒的特色，那麼創新型犬儒便是知識分子的專長。
創新型的犬儒是一種「知識犬儒主義」(intellectual cynicism)，這些犬儒人士都受過高等以上的教育，有相當的思考和知識能力，擁有學者、教授、專家、作家、記者、媒體人的體面職業。他們當中，有的一面厭惡體制，一面卻在其中做各種「純學術」表演，甚至不惜弄虛作假，為職務升遷、為「受重視」或為一點課題經費使盡心計、百般討好、顛倒黑白。還有做政治投機生意的，如那些在唱紅打黑的日子裏「奔向重慶」的頭面知識分子。
不存在一種脫離政治制度的，普遍存在於不同社會中的犬儒文化，犬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甚至就是一種政治文化，越是在高度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社會裏，越是如此。在不同制度中，犬儒主義看穿的對象和幻滅的內容會有所不同。而且，即使都是看穿和幻滅，也不會同樣表露出來，有的可以公開，有的不能公開，必須小心翼翼地隱匿和偽裝起來。假面社會裏的犬儒主義是隱匿和偽裝的，這使它成為一種有別於一般犬儒的變種，一種在特殊環境中轉基因的犬儒。在普遍缺乏公開性、真實感、相互信任的社會裏，轉基因的犬儒會四處蔓延，不斷變異。這種生活狀態和社會文化本身就是深度犬儒主義的。深度的犬儒主義滲透在許許多多人的行為方式、處世原則、思維模式、生存策略、生活態度、話語習慣和人際關係中。然而，無論一種犬儒主義如何特殊，如何深度進入社會文化的肌理，它畢竟只是特殊群體應對特殊生存處境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人類的必然生存處境，既然如此，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和希望，它是一定可以改變的，它對公共生活的消極影響也是一定可以受到遏制的。
來源：徐賁著《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文化》，東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