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位的士司機，才三十來歲，在車上突發疾病（大概率是心臟病），把車停在路邊（違章停車了）後，死了。交警走過來，對他進行了罰款。
此事經媒體報道後引起軒然大波，它足夠讓人震驚，聯想到全國各地交警驚人的罰款，很多人把它和交警部門無休止的創收結合起來，向西安交通部門發出詰問：死了都要罰，是不是太過分了？
根據道路安全法，這個罰款當然是不合理的。如果司機在車上，交警應該現場詢問，如果他真的問了，或許就會發現的哥的狀況，能救下他也說不定。
我不知道當事交警現在是否處在良心的糾結之中。但是，大概率不會。當時的情況，他會有自己的解釋，或許的哥因為發病，身體萎縮，導致他根本沒有看到他。當地警方的通報也指出了這一點，交警並沒有注意的哥的存在。
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他能從一種責任的重負中解脫出來。記者採訪一個負責人，得到的回應是：「這事啊，已經報告給領導了。」這個回應很有代表性，報告給領導，自己就解脫了，如何回應此事，也就變成領導的責任。那個當事的交警，可能也會這樣思考問題：我的操作，都是按照流程的，我罰款，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執行規定。
如果交警沒有看到的哥，他就沒有違反規定，而是更好地執行規定。可以說，這事在本質上並不是出於惡性（故意折麼人），而是出於良好的執行力：凡是在路上不按規定停車的，一律貼罰單。
本雅明曾記錄過一件類似的事。1939年，某地（德國或者巴黎的某個區域）的天然氣公司，停掉了轄區內猶太人用氣，原因是有些猶太人用的氣量很大，嚴重超標，但是卻沒有繳費。這個操作是完全符合流程的。但是，這些猶太人為什麼用那麼多氣？因為他們開煤氣自殺量，自殺後當然就沒法繳費——這也是對死人的一種處罰。
這兩件事當然有很大差別，但是卻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現代」的迷思：強調製度化，剛性規定，執行力，制定一個嚴密的體系，每個人都成為系統的一環。最終，每個人都「忠於職守」，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人」獨自面對良心的拷問，因為單從分解的動作來看，每個人都是正確的。
就像不久前鄭州一個中學，學校規定不准帶手機進教室，一個14歲的女孩帶了手機，被同學們舉報給班主任，班主任展開調查，小女孩最終跳樓輕生——在這一事件中，學校的規定（維護教學秩序），同學們的檢舉（按照規定要求）以及班主任的調查，看上去都沒有錯。所以，這所學校在回復家長的時候，很是心安理得：沒發現班主任哪裏做錯了啊。
就這個意義上，河北某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對大貨車司機喝農藥自盡感到委屈，也情有可原：每天檢查那麼多車輛和人，對這位司機的處罰，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都是按照規範在操作。
這兩年，中國社交媒體上對「困於……系統」有過不少報道。事實上，在中國討論這樣的事是很困難的。一方面，社會有很多還「很不現代」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一些「系統」的現代和嚴密，又遠遠高於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比如，人臉識別，安檢系統，各種罰款系統。
如果你要呼籲「人性化」，會招致的一個典型反駁是：「如果都……那還怎麼……」比如，「如果都帶手機進教室，那還怎麼學習？」
事實上，14歲小女孩選擇跳樓，被老師搜查只是一個表面因素，如果她感覺到老師是愛她的，被搜查就不會帶來這麼大的壓力。人們都躲在一個「系統內」，獲得屬於自己的安全感，老師可以做到心安理得，不少付出，但也不多付出一點。關懷每一個具體的學生，不但讓自己很累，也對考核沒有一絲幫助。
寫這篇文章，並不想去指責那個具體的交警、收費站工作人員或者班主任，而是想探討一個問題：在一個嚴密而現代的「系統」內，個人如何自處？做一個「工具人」或者「組織人」，真的是唯一的選擇嗎？
2019年在日本的時候，有一件事一直讓我難忘。在日本東北旅行時，有一次不小心買錯了電車票，機器吐出來一張大人票一張兒童票，我多花了一千多日元。進站的時候，我使用翻譯軟件向一位工作人員說明了問題，那個小伙子看起來很青澀，但是他做的事很出乎我的預料，他收走我的票，從自己錢包里拿出現金給了我。
這真的讓我驚訝。一個更規範的辦法，應該是告訴我如何辦理退票，找窗口，找某某……這對我來說當然太難了。他直接把錢退給我，等會兒自己要去幫我退票，這明顯不是份內的事。
但是，這位哥們兒明明穿着制服呢。這一點都不影響他成為一個自足的個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