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之春》導演：民主牆、星星美展、首曝光的現場鏡頭
1978至1981年的「北京之春」是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應運而生的公民運動，魏京生等民運人士在西單民主牆及民間出版物上，率先呼籲表達自由和民主改革。一群詩人、畫家、雕塑家、攝影師也踴躍加入，他們在1979年9月策劃了一場未經批准的「星星畫會」，被視為中國現代藝術的序曲。由獨立電影製作人兼記者安迪·科恩（Andy Cohen）執導的紀錄片《北京之春》近日在蒙特利爾國際藝術電影節（LEFIFA）等地放映，以西單民主牆抗爭、「星星畫會」被禁後的遊行抗議為主線，首次公佈了攝影師池小寧在現場冒險拍下的鏡頭片斷。請聽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對該片導演科恩的專訪。
記者：相比於八九春夏之交的六四事件，很多人並不了解七十年代末的中國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民主運動。你會如何說服、吸引他們去看描繪這場運動的這部影片？
科恩：這是第一部聚焦「北京之春」的紀錄片，也首次公佈了池小寧35年來從未曝光的鏡頭。
西單民主牆之前，每個人都要壓抑自己的感情，藝術受蘇聯現實主義支配，詩歌千篇一律。雖然毛澤東聲稱沒有純粹的藝術，民眾卻作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個人化表達，湧現出一批自學成才的藝術家。他們不願隱藏在僵硬冰冷的形象之下，盡情抒發文革以來、藝術院校關閉、無學可上等不滿情緒。
大家把自己的詩歌、散文、雜誌和攝影作品掛到牆上，反映出藝術性、創造性、政治性、嚮往自由的內心世界。當時沒有互聯網，所有人都擠到牆前參觀。
池小寧非常勇敢，像一位戰地記者。他當時唬住了警察，當着警察的面把沒有用的膠片曝光了，留下來真正有用的膠片。他2007年去世了，女兒還未成年，由他妻子的侄子處理版權問題，關於管轄權到底屬於香港，日本還是中國，花了三四年來處理。非常感謝香港九文化區M+博物館，最終幫助我解決法律版權問題，他們享有所有權，但我可以使用。
（中國現代藝術家）爭取藝術自由的種子，就來源於北京之春，延續至今。這部影片很有現實意義。M+博物館如今甚至不能捍衛自己的自由，艾未未的作品由於在天安門豎中指在香港被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北京西單民主牆
記者：北京之春和八九學運有什麼關係？
科恩：北京之春，可以說是八九學運的種子、萌芽或者根源。無論是遊行組織方式、政治意識形態，還是藝術表達上，兩者都承前啟後。
1976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之後，有了群眾聯合的概念，這也激發了79年的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有點像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運動。79年十一國慶的「星星」遊行主張捍衛憲法權利，可以說是民主運動的誕生，釋放一種社會變革、爭取民主、挑戰權威的渴望。
從藝術角度看，如果沒有星星畫展，不會有1989年的前衛藝術展覽《不許掉頭》（No U-Turn）。我希望中國人最終可以正視北京之春，將這些藝術家視為「國寶」，寫入教科書中。
記者：1978年的中國還處在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真空狀態，冒出一些質疑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苗頭。哪些歷史因素醞釀了北京之春？
科恩：最重要的因素是鄧小平上台，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進行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氣候呈現自由化傾向，西方書本、音樂和文化開始入境。很長一段時間，別說畢加索了，中國人甚至不知道耶穌是誰。艾未未、馬德升、黃銳、王克平、嚴力，北島、芒克等藝術家逐漸嶄露頭角。
包括之前的1972年尼克遜訪華，對華接觸政策之下，中美關係正常化。76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四人幫受審判。大家開始着手掙錢，1978年首批可口可樂抵達北京。這些不同河流匯集到一個歷史節點，催生了北京之春。
記者：「我們用自己的眼睛認識世界，用自己的畫筆和雕刀參預世界。我們的畫裏有各自的表情，我們的表情訴說各自的理想。」這是79年第一次掛在欄杆上的「星星美展」宣言。它的核心精神是什麼？
民眾在北京美術館前觀看「星星畫展」（視頻截圖）
科恩：星星畫會的藝術家認為，每個人都是一顆星星。而他們在成長中只有一個星星——毛澤東。那時有人往毛澤東畫像上排便、畫裸體就會被判刑。星星畫會則倡導每個人自由地創作，畫你想畫的東西，以你自己的方式，不再害怕裸體、情感、舞蹈、飲酒。那是一種歡愉的精神，每個人彼此扶持和欣賞。你去看看這群人飛揚的個性，簡直可以拍一部特寫電影。他們不是官方宣傳中紅彤彤的、明亮的、閃閃發光的虛假英雄，而是真實的英雄。
記者：「星星美展」被看作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發端，當代藝術家獨立性的象徵。它新在何處，歷史意義是什麼？為什麼在當時引發這麼大的轟動？
科恩：你可以看到，片子中很多人路過美術館的柵欄，反應是很震驚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包括那種扭曲的、立體的呈現形式、嘲笑毛澤東和共產黨；而且這個展覽是非官方、非法的。當時中國最大的博物館北京美術館內部是宣傳革命現實主義的官方展覽，館外的欄杆上就是「在野」的星星畫展。他們使用抽象手法、新的材料、新的主題，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宣傳英雄。這種二元對立的動態對峙非常驚人，就像投入了一顆炸彈。官方派人破壞了星星畫展，引發了後來國慶節的抗議遊行。
星星美展的歷史意義就是，爭取藝術自由的抗爭最終會打敗審查機器，言論自由最終會像野草一樣生長，衝破中共營造的任何堡壘的縫隙。
記者：毛澤東認為，「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文革和毛澤東思想怎樣塑造了他們對政治和藝術的理解？
科恩：王克平、魏京生都曾經是紅衛兵。孩子們以為自己不需要父母、不需要上學，後來遭遇幻滅，發現自己被操縱而受到傷害。他們的第一次反叛是文革中的「破四舊」，第二次則是反叛共產黨，這就是真理來臨的時刻。
毛澤東無疑是個天才，這樣一個操縱者自己是要有些斤兩的。這些人都是讀《紅寶書》（毛澤東語錄）長大的。雕塑家王克平的《萬萬歲》（Long Long Life）畫的就是一個黨員高舉着《紅寶書》，他的另一反叛作品《偶像》（Idol）把毛澤東像和佛像合在一起。
記者：由北島和芒克創立的朦朧派詩歌刊物《今天》在片中出現多次，可否談一談「星星」與文學群體「今天」的關係？
科恩：那時有一些地下雜誌是民主運動的跳板，比如魏京生的《探索》，徐文立的《四五論壇》。黃銳、馬德升起初是《今天》的成員，《今天》也是「星星」運動的起源。
記者：西單民主牆的興衰一直由鄧小平的態度所左右，他1978年受訪時還稱其為「正常現象」，「憲法允許的」，1980年就改口批判他們是「不穩定因素」。為什麼變化這麼快？
科恩：鄧小平從毛澤東身上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沒有出現改良，而是迎來逮捕和清洗。但我不認為鄧小平是故意的，他在就民主、經濟改革和言論自由做實驗。「民主牆」集中地聲討文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目光轉向今朝就麻煩了。藝術家的職責就是拓寬極限。但官方認為，魏京生推得太遠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是獨裁者，最後被判刑十五年。從民主牆的關閉就可以看出，鄧小平是怎樣一個獨裁者，十年後的六四鎮壓就更加升級。
記者：片中的高潮似乎出現在1979年10月1日，星星美展被禁後的遊行抗議。大家從民主牆出發，到北京市政府黨委門前演講。
科恩：是的，這是池小寧拍的。他用的膠片公司是代代紅（音譯，Every Generation is Red），這是最大的諷刺。（幼患小兒麻痹的）馬德升和父母生死離別，拄着拐杖一路走在前列，難以想像他有多堅強。徐文立在前面領着唱歌，臉上透露着純潔美好的氣質。還有王克平和曲磊磊。你可以感受到那種精神、速度和電流，充滿着揭穿真相的憤怒。這一段就是這部影片的高潮、靈魂和脈動。這發生在國慶節，他們在捍衛《憲法》中自由表達的權利。
記者：「星星」藝術家李爽曾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一個生活在一切都被禁止，但是又和你們所有年輕人一樣有成千上萬的作為人的願望，所有這些東西都被一再壓抑，就像把鐵壓到極限，那宇宙就是這樣，物極必反，所有的欲望都壓到極限，當它們慢慢鬆開的時候，它們的力量會比一些從來都有這些東西的那一代人要強烈得多。」你覺得「北京之春」和類似的群眾覺醒和抗議，什麼時候會捲土重來？
科恩：「北京之春」孕育了反叛的種子，追求人權民主和自由表達的種子。（中國）以後的每一次民主運動都有「星星美展」的影子，每個人都是一顆星星。不管環境多麼緊縮、封閉，總是會有裂縫。一旦有裂縫，陽光會照進來，種子會成長為參天大樹。這一刻好像正在來臨，特別是在香港。
記者：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