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美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摩登時代：從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秦傳安譯），第13章，「恐怖帶來的和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628-633頁。
當然，有人認為，不管怎麼說，「大聯盟」（註：反法西斯同盟）還是利他主義的，但這個觀念從一開始就是個幻想。這個幻想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製造出來的，部分是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部分是因為他確實相信這個。他那些有長期和斯大林及其政府打交道的專業經驗的同胞激烈而絕望地反對羅斯福的路線。勞倫斯·斯坦哈特繼戴維斯之後出任駐莫斯科大使，他和國務院一樣持強硬觀點，他們被稱作「里加派」：
英國和美國的做法在這裏必須解釋為軟弱的標誌……這些人一旦意識到我們在安撫他們、補償他們或需要他們，他們便立即停止合作了。……我的經驗是，他們只對武力做出回應，如果不能訴諸武力，就訴諸東方式的直接易貨交易。
羅斯福不會這麼幹。希特拉宣戰使得蘇聯成為美國的盟友，那個時候羅斯福就設計出了一些程序，繞過國務院和大使館，直接跟斯大林打交道。他的中間人是哈里·霍普金斯，一個政治販子，他匯報說，很自然，斯大林喜歡下面這個想法：「他不信任我們的大使或我們的任何官員」。羅斯福還想繞過丘吉爾，他認為丘吉爾是個不可救藥的老帝國主義者，理解不了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1942年3月18日，他寫信給丘吉爾：「我知道你不會介意我的直言不諱，我要告訴你：對付斯大林，我親自上陣可以比你的外交部或我的國務院幹得更好。斯大林痛恨你所有的高層。他認為他更喜歡我一些，我希望他會繼續這樣。」這種虛榮自負由於驚人的天真而變得更加糟糕——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張伯倫當年相信只有自己能夠「對付」希特拉。他並不相信斯大林想要得到領土。他指責丘吉爾：「你的血液里有400年的貪夢本能，你只是不理解，一個國家可能並不想獲得某個地方的土地，即使它能夠得到。」談到斯大林的時候，他說：「我想，即使我把自己能夠給他的一切都給他，而且不從他那裏要求任何回報，以他這樣位高權重者的品德，他不會試圖吞併任何地方，而且會為了一個民主與和平的世界跟我攜手合作。」
羅斯福的盲目輕信對戰後歐洲穩定構成的威脅最早在德黑蘭會議上變得明顯起來，1943年11月，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出席了這次會議。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的主席艾倫·布魯克爵士這樣總結道：「斯大林把羅斯福總統揣進了自己的口袋。」丘吉爾對他的一位部長哈羅德·麥克米倫抱怨：「德國完蛋了，雖說還要花些時間來清理垃圾。如今真正的問題是蘇聯。可我沒法讓美國人認識這一點。」整個1944年，儘管成功發動了對歐洲的反攻，但丘吉爾的焦慮卻與日俱增。在盟軍於1944年7-8月實現突破之後，前進的步伐慢了下來。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拒絕接受這樣一個重要觀點：他的部隊挺進中歐的程度將事實上決定戰後的地圖。他強調：我不願意為了純粹的政治的目的而讓美國人冒生命危險。
當蘇聯人前進的時候，他們讓自己的敵對意圖變得足夠明顯。佔領了德國人設在格丁尼亞的潛艇實驗站之後，他們拒絕盟國的海軍轉接染指它的秘密，儘管太平洋戰役依然如火如荼，裝運武器去蘇聯的護航艦隊依然處在潛艇的猛烈襲擊之下。美國的將軍們希望最大限度地維護與蘇聯武裝部隊的合作，好讓他們能儘早把部隊轉到東方去結束對日作戰（同時希望有蘇聯的大力支持），然後全部打道回府。正如丘吉爾所認識到的那樣，那會把英國人留在歐洲戰場上，以12個師（約82萬人）面對蘇聯的1.3萬輛坦克、1.6萬架前線飛機和525個師總共超過500萬人。正如外交部的備忘錄所寫的那樣，他的任務就是發現如何「利用美國的力量」，駕駛「這艘難以駕馭的大船」，駛入「正確的港口」；否則的話，它就會「在汪洋大海中顛簸飄搖，這對航行來說是一個孤立的危險。」
丘吉爾決定推行雙重政策：在他還能討價還價的時候實實在在地跟斯大林討價還價，同時試着把羅斯福擰緊到頂點。
1944年10月，他去了莫斯科，把他所說的一份「淘氣的文件」塞給了斯大林，由於「斯大林元帥是個現實主義者」，文件便提出了列強在5個巴爾幹國家的「利益比例」，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將在蘇聯與其餘國家之間瓜分，各得50%；蘇聯得到羅馬尼亞的90%，保加利亞的75%；而英國與美國一起得到希臘的90%。根據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所做的記錄，斯大林在保加利亞的問題上討價還價，他明顯想要90%；然後他用一支藍色鉛筆簽署了那份文件。他還同意遏制意大利共產黨。
這份「淘氣的文件」實際上是試圖把蘇聯排除在地中海之外，其代價是把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作為衛星國送給蘇聯。丘吉爾的算計是，希臘是可以從這場大火中救出來的唯一一塊燒焦的木頭，因為英國軍隊已經在那裏就位，他在莫斯科得到的是斯大林同意讓英國放開手腳——而且立即派上了用場。12月4日，當內戰在雅典爆發的時候，丘吉爾決定使用武力：他忙到深夜，一直在發電報，「坐在扶手椅里轉着圈，對着發報機向萊頓小姐口述電文，後者對老頭在官方術語中夾雜着的許多褻瀆上帝的言辭眼睛都不眨一下。」他發給英軍指揮官斯科比將軍的那封關鍵電報強調：「我們不得不佔領並控制雅典。儘可能在不流血的情況下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對你來說是一件大事，不過，如果必要的話也可以流點血。」實際上，儘管地中海戰區的穩定直到1948年4月共產黨輸掉了意大利的選舉之後才得以確保，但丘吉爾還是通過他在1944年晚些時候的有力政策，從而有效地、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把蘇聯排除在地中海之外。
但丘吉爾無力挽救東歐。正如他在內閣會議記錄中所寫的那樣：
目前，阻止事態全面崩潰超出了本國的能力。責任在於美國，我的願望是竭盡全力支持他們。如果他們覺得什麼事情也做不了，那我們就只好順其自然了。
但是，在1945年1月決定性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卻故意阻撓丘吉爾試圖提前協調英美政策的努力，埃夫里爾·哈里曼說，他並不希望「加深蘇聯人的懷疑：英國人和美國人將協同行動」。當波蘭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羅斯福滿足於蘇聯同意舉行選舉，「所有民主的、反納粹的黨派都有權參加」，但他並不支持英國的要求：對投票進行國際監督。相反，他拿出了一篇典型的羅斯福式的修辭文本，一份《關於被解放歐洲的宣言》，含糊其辭地承諾「所有民族有權選擇他們生活於其下的政體」。蘇聯人高高興興地簽署了這份宣言，尤其是在他們聽到了羅斯福令人震驚的宣告之後，他宣佈：所有美國軍隊都將在兩年之內撤出歐洲；這正是斯大林想要聽到的。
冷戰可以說是雅爾塔會議的直接後果，可以準確地追溯到1945年3月。當然，在某種意義上，蘇聯自1917年10月便發動了冷戰：它是列寧的歷史決定論所固有的。打從1941年6月起，實用主義的聯盟純粹是個障礙。不可避免的是。斯大林遲早會重新開始他充滿敵意的掠奪行為。他錯就錯在動手太快。這倒不是說他很急躁，像希特拉那樣。他並不相信迫在眉睫的末世論。但他很貪婪。他太謹慎了，不可能仿效希特拉的榜樣：系統化地製造掠奪的機會，但當機會出現的時候，他就忍不住要利用這樣的機會。他最明智的策略是按兵不動，直到美國人消失在大西洋彼岸。可是，眼睜睜地看着波蘭這顆果實已經熟透，他忍不住摘了下來。
羅斯福的助手萊希海軍上將是美國代表團中最頑固的成員，他甚至在雅爾塔會議上抱怨，波蘭協議是「如此富有彈性，以至於蘇聯人完全可以把它從雅爾塔一直拉伸到華盛頓，而在技術上不會弄斷它」。但是，雅爾塔會議為兌現自由選舉擔保而成立的委員會剛剛在2月23日開會，有一點就變得很清楚了：斯大林打算無視自己的擔保。決定性的時刻出現在3月23日。當時，莫洛托夫宣佈，選舉將按照蘇聯的方式舉行。兩天後，當羅斯福得到哈里曼關於這次會議的報告時，他掄起拳頭猛捶自己的輪椅：「埃夫里爾是對的。我們沒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違背了自己在雅爾塔許下的每一句諾言。」1945年3月8日—4月12日，丘吉爾接連給羅斯福發出了13份強有力的電報，這些電報對羅斯福的政治教育很有幫助；他的幻想終於破滅了，只好去沃姆斯普林斯等死。他告訴一位記者：斯大林要麼並沒有掌控一切，要麼「是個說話不算數的傢伙」。
然而，在他生命中最後幾個星期里，羅斯福沒有做任何事情來鼓勵艾森豪威爾迅速向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推進，像英國人所希望的那樣。蒙哥馬利將軍難過地寫道：「美國人不懂，如果在政治上輸掉這場戰爭的話，在戰略上打贏戰爭就沒多大用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