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沒有那些強烈的外來刺激，趙曉華也許會健康地生活下去。即便在她的體內潛藏着母親的遺傳因子，那因子也可能處於沉睡狀態。它已經沉睡了近20年，也許會沉睡30年50年，也許終生都不會蘇酲。可是。極度的抑鬱焦慮把那可怕的魔鬼喚酲了，它開始殘酷無情的摧殘她的神智。
開始她喜歡到處不停地亂跑，嘴裏嘟嘟囔囔，不斷地重複一句話："我媽病了，我要回北京。我媽病了，我要回北京"。再就是唱歌。一個人常常坐在小窯洞的門口唱。她唱的是一首知青創作填詞的歌曲。這首歌在北京知青中流傳很廣泛，歌詞直白，但曲調(借用一首蘇聯歌曲的曲調)異常哀惋，它幾乎成了北京插隊知青的隊歌：
知青歌曲《從北京到延安》
從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遙遠。
離開了家鄉，
告別了父母，
生活多麼悲慘。
有一天晚上我做夢，
回到了媽媽身邊，
媽媽撫摸着我，
淚水灑在我胸前…
趙曉華唱這首歌時沒有任何表情，不帶任何感情色彩，跟念誦差不多，在她痴呆呆的眼睛裏，卻蓄滿一眶淚水。她仿佛只是為了給自己聽，唱得聲音不大，但是一首歌翻來覆去地唱，似乎在她唱過的眾多歌曲中，存留在記憶中的唯有這一首了。
那些平素非常喜歡聽她唱歌的老鄉，如今再也不忍心去聽她的歌聲。她的歌聽了教人心酸。
後來，她的言語、動作和行為慢慢減少，舉止變得緩慢而笨拙。她不再理睬別人，對於別人的問話也不聞不答。但是她還唱歌，唱那首"從北京到延安，路途多遙遠。"不過聲音更小，更不成調兒。再後來，她的歌聲便啞了。
在守鳳鄉的院子裏，我看見兩個孩子正在土地上玩耍。孩子穿得又髒又破爛，一個大點的脫了一隻鞋，往鞋殼裏裝土，然後再把土倒進一個破膠袋里。身旁一個小點的側匐在地上，嘴裏噙着一根蔥葉，對着地上噗噗亂吹。有人告訴我那是趙曉華的孩子，老大和老二。
趙曉華現在已有四個孩子，老大是男孩子，已經十一歲，但生得又瘦又小，看去最多八九歲。老二是女子，我差點認成了小子。在我注意這兄妹的當兒，那老大嘴裏失聲喊了句什麼，揚起胳膊，將裝滿黃土的膠袋扔向遠處，一溜煙跑了。老二從地上爬起來，地上的黃土兜進褲腿里撲簌簌從褲襠腿直往下溜，急急忙忙去追哥哥。
趙曉華的婚姻，是一個畸型的組合。
她的丈夫李三性，是個身高不到一米五、一條腿有嚴重殘疾的四十多歲的男人。
我來後，想見見他，和他聊聊，可是他總躲着我，幾次請人和他約好，到時候我去了，撲了空。開始我很納悶，不明白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過去他常打趙曉華，聽說我是省上來的，以為我要調查打趙曉華的事，所以怕得不行。趙曉華是他的婆姨，但更重要的還是知青，知青是不能隨便動一手指頭的，過去村子裏的許多事情，都向他提示着這點。
我不再相約，徑直去他家找他。
見到我他有點慌亂，讓座讓茶，客套當中，不時偷偷拿睛瞟我。直到我說明來意，他才稍稍穩住了神。
我讓他講講有關趙曉華和他們生活的情況，他又誤解了。以為我是來調查知青生活狀況，準備研究補助或解決什麼問題，於是馬上發牢騷，訴苦。他坐在一隻小矮凳上，臉上現出一副忿然不平的樣子，歪着腦袋哼了一聲。"不管天東地西，知青下鄉，是毛XX的號召。可是搞一搞就沒人管了。我婆姨看病的藥費還沒報哩。四個娃娃，一家六口人，困難大着哩……"
他大約意識到自己有一張很硬的王牌，這就是他是知青家屬，有權利發牢騷，有權利抱怨，有權利要求政府特殊對待他和他的家庭。望着這個又瘦又小、頭髮有些花白的男人，我的心裏隱隱湧起一陣痛楚。
1970年冬，趙曉華的病情已經相當嚴重，生活幾乎都難以自理了，去河裏洗衣服，衣服往水裏一扔，她便呆呆地站定，水把衣服早沖走，她仍木偶般地站在那裏發呆。上廁所，走到廁所門口，一隻腳踏上台階，突然站住不動了，仿佛被一個無形的機關固定在那裏，一個姿勢一直可以站一兩個小時。不梳頭，不洗臉，也很少做飯，看見什麼吃什麼。一次村裏有人見她攥着一把什麼東西，一粒一粒塞進嘴裏咀嚼，要起來一看，竟是花椒！她那孔小窯里又髒又亂，別人很難插進腳。村子裏的知青，不再與她來往，大家象逃避瘟疫似的，遠遠地躲着她。
那年冬天下了一場大雪。大雪覆蓋了高原，四野茫茫，天地間的一切都隱蔽起來。燒火無柴，吃水無人擔，趙曉華黑天白天都躺在窯里，餓了吃點炒得半不生熟的玉米粒，渴了吃窯外的雪，村子裏的老鄉看着不忍心，便有人給她送點糊糊米黃(一種包穀面與小米面混合攤成的餅子)，端碗雜豆粥。正月初二，村里一個老漢在鹼畔上閒轉，見趙曉華的窯洞裏煙火動靜俱無，便走進去探視。只見趙曉華躺在冰冷的炕上，鍋台上一個黑瓦盆里盛了幾疙瘩醋糟，一隻碗裏盛着雪。老漢鼻根一酸，去找支書，支書來看了看，又將隊長、黨團員叫到一塊商量，決定村子裏挨家挨戶輪流給趙曉華管飯，一家一天，每戶再給趙曉華一捆柴禾。此後，趙曉華總算能吃上熟飯、喝上開水、睡上熱炕上。
夏天割罷麥，縣委書記來大隊蹲點，聽說里溝有個知青病了，便到村里來看望。
"趙曉華，縣委書記來看你。"隊長說。
趙曉華坐在窯門外一塊石頭上，正給一隻又髒又爛的黃膠鞋穿鞋帶。鞋帶是用幾綹麻胚子松鬆散散捻成的，頭兒開花，怎麼也穿不到鞋眼裏去。她不急，也不明白要把繩頭兒搓緊，久久地繼續着她那僵硬遲緩的動作。對於隊長的話她毫無反應。
"趙曉華，這是縣委書記，是專門來看望你的。"隊長又說。
趙曉華抬起直勾勾的眼光，瞥了隊長一眼，又專心致志地去穿鞋帶。
縣委書記嘆口氣，走了。
幾天後，縣知青辦來人，讓隊長把趙曉華送到縣上去治療，治療的同時，縣上和北京有關方面聯繫，要將趙曉華病退回京。北京不接收，而縣上又治不好趙曉華的病，於是，這位對什麼也渾然不覺的姑娘在輾轉於延安西安許多醫院以後，又被送回村子裏。
趙曉華成了村裏的一個負擔，尤其成了隊幹部的一個負擔。他們不能不管他，又不知該怎樣照管。躊躇中，一個主意想出來：給她找個人家，誰願意娶她去做婆姨，就來照管她。
先是給村里一個小伙說。小伙子是個羅鍋腰，年齡不小了，直娶不下婆姨。小伙子沒有同意。村幹部又想到李三性。
李三性六歲時母親便去世，跟着父親長大。八九歲時，和幫小孩子玩耍摔跤，跌了一下，不知怎麼就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時間不長，左邊大腿上生了瘡，先是一個，隨後帶出三個來，瘡好後，腿上的筋就彎曲了，人成了跛子。
三性讀過初中，會打算盤，在隊裏幹不成重體力勞動，便時而當會計，時而在哪個工地管管灶。倒也能養活自個。可憐的是，直到三十大幾，他還沒有成家。沒有人願意嫁給他。他的老父親央告過許多人，給附近村子那些常說媒的人提過點心包包，送過羊肉煙葉子，希望給三性說上個婆姨，不少人給鼓過不少勁，但莊稼人靠身板吃飯，健康強壯的好男人還有打光棍的，何況一個殘廢人？
在李三性對娶妻成家徹底絕望之後，村幹部來給他說趙曉華。他的心動了。
不錯，她是個瘋子，但她是個女人。他需要女人，有了女人。他就能夠組成一個家庭。啊，家庭！家庭！建立一個家庭他盼了多少年！那怕這是一個最倒霉、最不景氣的家哩。人到哪步田地說哪種話。總要把香火續下去，沒有什麼要他來挑揀的。行，我跟她過。
請示公社，公社同意。於是，趙曉華便算一個有主家的人了。
不可能舉行什麼儀式。天黑前，村里一個老婆把趙曉華的被子抱進三性的窯里，趙曉華又抱了回去。她好象有點點明白眼前的事情，呆呆的眼神里有種驚恐的神情。村裏的老婆連說帶哄，勸她到三性家去，她抱緊被子坐在牆角不動彈。
她害怕什麼？她能對自身眼前的處境和李三性這個人給以明確的判斷吧?不知道。也許她害怕的是事情本身。古往今來人類男男女女重複不絕奉行的事情，在她癱瘓的意識的深層，也許仍然秘密地保留着某種印象。雖然麻木不仁，但本能逼她做出反應。這是一種神秘的趙懼，而病態無疑加深了這種恐懼。
村里人見勸說不下，一些婦女便連拉帶扯，把趙曉華硬送到三性家。
這天夜裏，村裏的近鄰聽見李三性家的窯里傳出剌耳的哭叫聲。人們說那不象人的聲音，象是從動物的嘴裏發出來的。
第二天一大早，趙曉華就跑了。誰也不知道她跑到什麼地方。三性一家人分頭尋找。公社，鄰近幾個村子找遍，不見人影。三性坐一輛手扶又去縣上尋，尋了一圈，依然沒有找見。回來時路過老葦溝，三性意外地發現，趙曉華呆呆地坐在荒溝里一塊石頭上，一隻鞋丟了，腿上被什麼東西劃破了一塊，血流到腳面上，已經結了痂。
以後趙曉華還是不斷地跑，每次都弄得李三性到處亂找。找回來忍不住便打。打過之後，三性又長噓短嘆，不知往後的日子該怎樣過。
可憐的人喲！日子是什麼？就是這經久不息動物般地追逐和制服麼?就是這懸在心尖的希冀一次次打碎仍抓住不放麼？就是人世間那種最簡單最本能的要求麼？
婚後數月，在一次暴雨襲擊高原的時候，趙曉華站在電閃雷鳴的滂沱大雨里，家裏人怎麼把她也拉不回去。她垂手恭立，頭髮、衣服被雨澆透，臉頰象紙一樣蒼白。她似乎在思索，又似乎在祈禱，樣子看去叫人由不得打激冷。雨後，她從窯院的角落摘了片蓖麻葉子，用嘴吮着沾在上邊的雨水，慢慢地到鹼畔上。其時天近黃昏，天空碧藍，落日如血，高原沐浴在一片神奇的玫瑰紅里。她披頭散髮，對着落日站定。呆呆地站立了好久。當血陽留下最後一縷光輝的時候，她令人震驚地開口歌唱了。先是嗓子眼裏發出一種聲音，一種含混、奇怪、難聽的聲音。漸漸、聲音起來越大，越來越清晰，同時也越來越剌激人心。是那首歌。村子裏許多人都聽見了，是那首揪心扯肺的《從北京到延安》。
從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遙遠。
離開了家鄉，
告別了父母，
生活多麼悲慘。
有一天晚上我做夢，
回到了媽媽身邊……
她再也唱不出那動聽的旋律，表達不出那豐富複雜的感情了。她的歌聲乾澀，生硬，直戳戳象棍子一樣。可是里溝村聽見這歌聲的人，都為之震撼。人們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她啞了很久的歌喉又發出聲音，是病情好轉，抑或是更加厲害了？她那渾渾噩噩的心裏在想什麼？
在高原的雨後，在黃昏降臨的時候，她唱了好久。她好象在舉行告別演唱，那天之後，她的歌聲便永遠啞了。
守鳳鄉黨委書記程昭義，是一位北京知青。這位研究員的兒子、原北航附中的高材生，同一位當地農民姑娘結婚，便也留在陝北高原紮根了。他對趙曉華很關照，幾年前，他剛一上任，就趕到里溝村去看望趙曉華，此後常想方設法給趙曉華以照顧。程昭義至今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見到趙曉華的情景。他一開口說話，趙曉華便判斷出他是北京知青，她對口音仍然保持着分辨能力。她怔怔地看了他一會，突然問："你也沒有回去？"其時北京知青在陝北已所剩無多。她顯然清楚這一點。程昭義問："你還想着回去嗎？"她不回答，臉上又露出呆漠的表情。程昭義告別時，她緩緩走到柜子前，打開蓋，抓出兩把核桃，遞給程昭義。程昭義不要，她目光直直地盯着他，執着地說："給娃吃。"
我和程昭義曾經討論過趙曉華的遭遇。這位鄉黨委書記對事情有着他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認為趙曉華的悲劇也許是她對其人生旅途更大悲劇的一種逃遁或者適應。"正常人必須接受正常的生活。"他說，"生活已經不正常了，被鐵錘打碎了了。生活得了神經病，如果還要人用正常的神經去應付，那就更痛苦。而如今，對於趙曉華自身感覺世界來說，再沒有什麼不幸可言了。"他的話里，透出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他是用平淡、鄭重的語調說的。他認為趙曉華嫁給李三性，是一種無法逃避、也是一種較為合適的選擇。"從理論上講，我們的社會，應當全部承擔起照料趙曉華的責任，可是理論歸理論。實際歸實際。一場動亂留下的後遺症太多太多，趙曉華的不幸在社會的病歷卡上難以記載上去。她嫁給李三性，不過是獲得了一個生命的寄存方式，可是除了生命，如今她還有什麼？什麼也沒有。所以說這也就行了。"
這番話，聽得我心裏冷氣森森。
趙曉華為李家生下第一個男孩後，李三性，還有他七十歲的老父親，簡直高興得不得了。一個殘廢人，幾乎連婆姨討不上，如今有了根苗，香火有人接續了，這比什麼都值得慶賀。
家裏不算熱鬧，卻鄭重其事地給孩子做了彌月儀式。孩子取名叫李明望。明天有希望，明天有盼頭，是三性的老父親給取的。這是一個善良的老人，對趙曉華很好。他知道趙曉華雖說是瘋子，可也是個人，是自己的親人。他不允許村裏的娃娃嘲弄欺侮趙曉華，也不允許李三性對她動手動腳。現在，她給他把孫子養上，他更加注意保護她了。
有了兒子，對李三性是個巨大的鼓舞。他心裏陡然生出一種男子漢的豪壯之氣，決心要把日子變個樣兒。他那樣的身體，在隊裏只能幹點輕省活，工分掙得很少。
他找到隊長，要求替隊裏攔羊。
攔羊的活不重，但是操心，還要翻溝爬坡到處跑。隊長不放心把羊交給他。他立下字據：羊丟了，或從崖上跌下摔死，他賠。隊長說：人哩？你跌下去咋辦？他說不讓隊上負責把這活兒爭到手，見日頭他都有工分了。他開始變得貪心起來，一邊攔羊，一邊挖藥材，有時甚至用他那不得勁的腿攀到半崖去挖，他想攢錢再掏兩孔窯。他住的窯還是老父親手裏掏的，已經破敗不堪了。冬季到來之前，他已給家裏砍了不少柴。他一背一背從山樑子上背回家。一走一跛，柴捆子在他背上搖來晃去，弄不好會把他搖到溝里去，他不在乎。他狠了心，要把日子弄出個樣樣來。
村裏有人跟他打趣："三性，不要命啦！幹得這麼凶想當老財呀？"
李三性笑笑，說："想當啥老財哩！你沒瞅瞅，屁股後頭墜了個跤襠里掛鈴的，幾年躥起來，不置點家底拿啥應付嘛！"
有了孩子，他有一種掩飾不住的得意之情。他的話里，有意要顯示自己的自豪。
還有一件事情讓他感到欣慰：有了孩子以後，趙曉華再也不往外跑了。她知道疼愛兒子。她不會侍弄那個小傢伙，不知道餵奶，不知道對付孩子的拉屎尿尿。孩子哭了，她的臉上有種驚慌的神色，但不知道如何去做。儘管如此，母性的本能依然在她身上表現得很充分。她常常盯着孩子的臉蛋一個人笑。那笑容是呆呆的，卻透出真誠。村裏的婆姨女子來家裏里，她從炕上抱起孩子，讓人家看。人家夸孩子長得親，她會隨聲附合："親着哩。"或者不說話，但臉上一定現出那呆呆的卻又是真誠的笑容。
患病後，她和北京家裏的聯繫就斷絕了。那個唯一寫信和她聯繫的哥哥，在她患病後不久，因急性肺炎死於醫院。本來不會死的，他去醫院太晚了，耽誤了治療。據人講，死前，家裏人他誰也沒有提起，只是不停地念叨遠在陝北插隊的妹妹的名字。他知道妹妹得了病，原打算到陝北看望妹妹。父親依然被關押着。家中那個爛攤子全憑兩個弟弟支撐。趙曉華不知道哥哥的去世，不知道家中的一切。她再也不需要知道了。
李三性開始教她干點家務。別人給孩子送來一些爛衣裳，三性把針線拿給她，她就補起來。動作僵硬遲緩，但針腳密密匝匝，好象生怕補綴得不結實似的她會擀麵，會蒸饃，只是必須由三性把面給她盛好，要不有時做的飯剛夠一個人吃，有時多得剩好多。當然，要她幹家務，僅僅是湊合，她那突出而奇怪的毛病不論在幹什麼時都會出現，比如蒸饃時，籠搭到鍋上，她應該去燒火，但她突然猶如一架掛鐘停擺一樣，中止了一切動作，以一種凝固不變的姿勢站在鍋台前，一站老半天，有時直站到三性回家吃飯的時候。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生活的輪子也許就這樣的長久地轉下去。
她依然是個精神病患者。
但她偶爾流露的近似於正常人的感情，給李三性帶來線希望：她的病也許有治，他想試一試。
結果，他領着她，還有幾個陪同，到北京走了一圈。
李三性領趙曉華去北京看病，在當地流傳着許多笑話。我採訪期間，便有人給我講過這些笑話。有人說他在北京摸不着東南西北，不光差點把婆姨丟了，也差點把自個丟了。有人說他見了警察，嚇得就跑，還有人說他在北京找不見廁所，憋得亂打轉，好不容易找見了，卻尿不出來見人家廁所乾乾淨淨，不敢尿。這些笑話頗多揶揄成份，我聽後卻笑不出來。李三性給我講過他去北京為趙曉華治病的過程，我知道他有一些什麼樣的經歷。我聽他敘述的時候，心裏一直翻騰着一種酸溜溜的感覺。
下邊記錄的，便是李三性對我的講述。
1978年，縣上沒有多少知青了，知青辦要撤。當時知青辦還有些資金，研究幹啥用，正好我找上門，說要給趙曉華看病人家同意了。
去哪裏看？西安、延安都治過，治不好，知青辦張主任說乾脆去北京。我一聽心裏蠻高興，北京大醫院多，說不定能治趙曉華的病哩。
回到家，我就給趙曉華家裏寫信，讓他們給聯繫個醫院，我沒有和她家通過信，地址是從很早以前她哥給她寫信的信封上抄下的。那些信趙曉華亂撂，我替她保藏了一封。隔些日子，來了回信，是她大弟寫的，說北醫三院能治那病。她大弟信上還說他爸可能要減刑提前釋放，組織上去家裏了解過情況。
收到這封信，我就作動身的準備，能早點去就早點去。我心裏發急，可縣上的事情一直辦不好。說是給錢，錢卻拿不出來，知青辦一時半時又撤不了了。不過人家沒封口，說病還是要看的。這一推就推到了第二年冬。穿上棉衣的時候，縣上捎話來，叫我趕緊準備我把啥都收拾好了，右等右等，又等不住，我去縣上問，才知道知青辦還要派人去，但是派誰定不下來。回到家裏，我把蒸好路上要帶的饃掰成饃蛋晾起來，不晾就壞了。家裏白面不多，看來還得蒸一次饃。
快過陰曆年的時候，縣上把人定下來，是知青辦張主任帶一個人跟我們去，還是坐飛機去。我高興得不得了。咱陝北山溝溝人，進趟北京城就不簡單了，如今倒是要坐上飛機飛進北京城，一輩子再甭想有第二回了。
那時我們已經有了二女子，才幾個月。兩個娃娃都要帶上。我給趙曉華說要回北京給她治病，她聽見跟沒聽見一樣，不理會。我看她把啥都丟到腦後了，啥都不在乎了。我給她家裏帶了一口袋紅棗，一口袋核桃，還有一口袋小米。背上這些東西我領一個娃，她抱一個娃，先到縣上，再跟張主任和一個姓楊的一塊，搭車到了延安。延安有通北京的飛機。
上了飛機，我就頭暈，飛機一飛起來暈得更厲害。心裏也害怕，怕飛機猛一下栽下去。大小子明望不懂啥，一坐上飛機只是高興。趙曉華還是老樣子，跟坐在家裏一樣，看不出她難受，也看不出她覺不覺得新奇。那樣兒你知道，跟木頭人一樣。
張主任和老楊坐在另一排位位上，抽着煙，不和我說話。我心裏怕，不能給人家講。
到北京是晚上九點多鐘。汽車從機場把我們拉到一個地方就不管了，我們四處找旅館。除了趙曉華，我們誰也沒到過北京，可她跟個沒知覺的人一樣，你說走她就走，你說停她就停，一點點忙也幫不上。旅館不少，都住滿了，我們一直轉到大柵欄，才在一個背胡同的小旅館裏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