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惕，自由的另一個代價，是對不完美的寬容；如果世上的任何不便，都成為向某些「救世主」讓渡更多權利的理由，那麼，自由就會被侵蝕殆盡。
——托馬斯·索維爾
丨「理念人」何以成為災難製造者？
托馬斯·索維爾是美國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評論家，他曾先後在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史丹福大學講授經濟學課程，並擔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級研究員。
《知識分子與社會》是索維爾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名著。索維爾發現，很多時候，聲譽顯赫、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為社會病症所開出的「藥方」，經常被實踐證明並非良藥，反而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性的後果。但知識分子卻常常無視那些災難而固執己見。
此書主旨即在於批判知識分子的言論判斷即便不符合事實，或者造成巨大災難，卻往往毫髮無損。換句話說，知識分子似乎擁有一般社會成員並不具備的特權，其言論行為被免除了社會責任，處於無可苛責的狀態。
索維爾所說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大致排除了科學、技術類、醫科、金融類等領域的「科技知識分子」，而專指以「處理理念、觀念」的「觀念知識分子」，所謂「理念人」。
科學、技術類知識分子被排除在外，是因為這些知識、技術從業人員的工作結果一般要經受現實標準的驗證，或真或偽，或高或低，一般都有現實驗證的可能性。
複雜、純粹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簡單、實用如建築師的大樓、醫生的處方或基金經理的投資組合，或遠或近、或遲或早，都能夠得到邏輯或事實的驗證，而這類知識分子的聲望、名譽乃至報酬和財富，均會據此而變動。
但是，觀念知識分子則不然，他們以生產、傳播、消費某些觀念、理念、理想為業，據此換取報酬、財富、聲望乃至不朽的名譽，但卻似乎豁免於現實原則的驗證。
在觀念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這裏，知識的市場機制似乎失靈了。
丨思想市場的失靈
現代觀念知識分子的言論免責現象，是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自從知識經濟時代隨着工業化時代而到來，人們曾嘗試建立諸多制度和理論，來理解、調節和管理思想市場、知識社會。
第一種取向，是採取思想市場的自由化、市場化理論。其經典理論認為在保障表達權利的前提下，讓思想自由競爭，可以去偽存真、優勝劣汰，即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
但是，人們也很容易發現，如同完全市場的假設一樣，思想市場也是一個美好的假設或者理想。其中的原因很多：
一來是因為芸芸眾生的思想生產力和知識話語權並不平等。
二來，辨明真理的思想市場需要高度發達的思想生產邏輯和言論交流規則，這些都不是能夠輕易獲得的「無成本的」的知識市場基礎設施（所謂自由不是免費的），而是需要高度發達的昌明法治、強勁文教加以保障。
現實往往缺乎此，從而思想市場往往失靈。
第二種治理思想市場、知識市場的取向，是採取精英主義的專業組織自律，將知識的判別權力交給知識分子分化而形成的專業共同體，由其通過行業自律，來甄別專業知識分子的專業水平、貢獻和聲望，其最易理解的特徵就是「同行評議」。
知識分子通過在職業團體中經受同行審查而發表成果、創造公共知識，通過貢獻於學科、專業領域的知識積累而獲得聲望，而在其成就被同行否定、拋棄或超越時，承受專業聲望及其附屬的業內報酬的下降、消失等代價。
專業知識分子團體自治通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制度來保證，比如終身教職、學術自由、創造發明優先權競賽、引用數量排名以及保護知識創新的產權機制等職業特權與職業規範的建立。
第三種，存在着伴隨着知識商品化、市場化而產生的一個思想、知識經濟領域，即知識生產與消費的市場經濟。這個領域更多地受到純粹市場化的生產與消費規律的調節。
比如，現代大眾傳媒的收視率、收聽率或者訂閱率，對於很多「媒體知識分子」是絕對的權杖。有些人一旦被傳媒受眾拋棄，其市場價值就會呈現下跌態勢，而為理性的媒體經濟所拋棄。
總的來看，上述三種規制思想、知識市場的方式，看上去都不是那麼靠譜。市場知識分子有時靠炒作、醜聞、八卦等吸引眼球就能賺錢，「眼球經濟」此類現象屢見不鮮。
另外，有些專家在專業領域犯錯誤，往往也得到免責的豁免權。即便在專業領域，因為體制惰性、意識形態派性以及小集團主義等原因，犯錯的學術知識分子一般也很少受到懲罰。
學術制度的自我糾錯、自我淨化機制，並不如理想主義者設想得那樣運作有效、出手迅捷。
丨隨便說，說錯了沒啥
越出專業領域、進入公共領域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索維爾在書中也着墨頗多。他尤其針砭了聲名顯赫的專家越出自己的專業領域而發表的大量「非專業」或「公共」言論的現象。
其中很多言論今天聽起來其幼稚愚蠢的程度令人咋舌。比如在「二戰」爆發的前夜，羅素主張廢掉英國的陸海空三軍；蕭伯納認為希特拉着手管理的歐洲可以讓他安心入眠，而責怪美國人「過於畏懼獨裁者」。
這類越出了知識分子專業領域的言論，並不比報頭刊尾的讀者來信或者街談巷議的大眾閒談更具備「知識含量」，卻因為這些知識分子的「名人效應」，往往具備放大了的社會影響力。
當前社會中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多是學院教師（擁有博士學位、終身教職），多為專業領域內的狹隘專家和職業保障無虞者。
他們在公共領域內的「胡言亂語」，一般不會影響其職業保障（不會因此而失去終身教職），公共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退出成本極低，從而導致其提供的公共知識產品質量缺乏保障。
通俗地說，就是「說錯了也沒啥」，因此就「隨便說」。
在這裏，權力與責任是不對等的。觀念知識分子在思想市場、觀念市場上成為擁有特權的賣家，卻缺乏制約其話語權、市場統治權的對等機制。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理論、言論被現實顛覆的觀念知識分子，其言論仍在流傳，擁躉仍然存在，其觀念的鐵蹄，仍然在很多人的頭腦中「跑馬圈地」。
市場機制、專業機制和公共責任倫理機制均告失效，使得知識分子的苛責問題顯得困難重重。
索維爾此書揭示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的一個側面：
知識分子應該對其思想言論的社會後果負責；必須約束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特權，嘗試建立思想言論的問責制。
當然，如何約束知識者的特權，如何建立知識分子思想言論的問責制，則是一個歧義叢生、眾說紛紜的問題。
我們自然無法主張思想管制，但又如何規制思想市場，建立言責自負、言責一致的思想市場機制呢？是強化法治治理？還是進一步整固行業自律？是強調事實驗證？還是遵循邏輯推理？是依賴規範衡量？還是高呼價值判斷、道德判斷？
這涉及現代社會發展趨勢中一些最複雜難解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答案，問題仍然是開放的。但是，索維爾所揭示的諸多歷史事實的觸目驚心或滑稽可笑之處，還是有必要引起我們的警覺。
正如索維爾所認為的，很多聲名顯赫的知識分子為社會病症所開出的「藥方」，經常被實踐證明並非對症下藥，反而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性的後果。更可怕的是，他們因為無須承擔責任而固執己見，而災難的受害者——普通人，依然對他們頂禮膜拜。這不僅是20世紀的歷史，也是21世紀的現實。
清華教授劉瑜老師說：《知識分子與社會》如果有一個副標題，索維爾大約會把它叫做「那些糊塗蛋知識分子是如何把整個20世紀搞得一團糟的」。
北大教授何懷宏：《知識分子與社會》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它指出了知識分子道德責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識分子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他們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北大教授鄭也夫：隨着公知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出現，美譽與污名並駕同來。若不想盲目地讚譽或詆毀，深入認識這一角色當為必要的前提。故《知識分子與社會》的出版，堪稱及時。
先知書店獨家誠薦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這本書可以說是偽裝成甜點的一道健康大餐，流暢的文筆、無懈可擊的邏輯、淵博的知識，無論對專業人士還是初學者都是一種享受。本書中譯本早已絕版，因價值極大，先知書店特少量復活，感興趣的讀者，可識圖掃碼，一鍵收藏。
（註：本文轉載自《新京報》，原標題為：知識分子與社會，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