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臨時押後發表《施政報告》，也等於鄭重宣佈：特區政府顢頇無能，並且擅自歸還高度自治權。
按照林鄭的說法，沒有中央支持，香港不能走出困局，而即使得到中央支持，還須徵得不同中央部委的同意，才能推出一系列的挺港措施。換言之，這份施政報告除了只重民生和經濟，自甘於做經濟和民生特首，緊跟中央「止暴制亂」的路線，以公檢法手段壓服政治分歧，還有兩大特色公諸於世。
一是自認新措施不多也不會見效。政府既受制於儲備只剩八千億元，還要預留六千億元供「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加上政不通、人不和，只能憑小恩小惠安撫民情，根本無心也無力去改變既得利益者把持的經濟格局，就憑林鄭的《施政報告》來復興香港經濟以至開創未來，近乎幻想。因此林鄭硬着頭皮說實話，只有藉助中央出招，《施政報告》才能「更有內涵」，但也是變相承認，單憑她自己的能量，已經江郎才盡。
二是一再強調香港經濟和民生的前途，只有靠中央發功，把香港納入國家發展大計，否則將無法走出困局。可見，從今之後，不但政治路線（如「止暴制亂」）由中央作主，經濟及發展事務亦交由中央審裁，特區政府日後只有跟着國家大計走，再沒有自己的道路可言。
例如香港一旦按大灣區計劃發展，屆時多個中央部委，加上大陸九個城市的地方領導，將可以集體決定香港的發展前景，以至財政資源的運用；而在香港，本為負責監察政府財政的立法會，在親北京勢力控制下，便淪為自動提款機。就算進一萬步說，屆時林鄭會為香港人請命，但以林鄭以及特區政府高層在大陸的政治歷練、人脈和能量看，又怎可以跟當地黨政軍官僚較量？唯一辦法是交港澳辦、中聯辦領導人從中斡旋，但他們身為中央機構，會從中央還是港人利益考慮問題，當然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既然背靠大陸從未如此重要，奇怪的是，林鄭到《施政報告》發表前兩天才如夢初醒——她原本放在報告內的各種挺港建議，原來是一輪嘴炮而已，仍未得到中央認可，未免是匪夷所思。
其實林鄭只提建議，不待中央定案便打算公諸於《施政報告》，若非無心之失，就是把壓力和責任推到中央一面。意思是，香港經濟無從復甦的話，只好怪中央不遵循她的建議，幸勿怪她，也反映她的執政思路，是放棄責任，凡事交給中央定奪。但北京又怎會看不到虛實，即使令她尷尬不堪，都要首先叫停《施政報告》。
接着是連消帶打，除了規定林鄭政府日後要北京支持，須有定案才能公佈，更重要是，大陸的挺港措施，不能是應急措施，而是國家計劃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北京挺港可以，但代價是香港放棄高度自治權，聽命於國家發展規劃。日後的《施政報告》，就變成「大灣區施政報告的香港部份」，一切順着國家計劃去辦，不容爭議。到時，特首的職權，由政治、國安到經濟、發展，都不斷流失，正好配合北京全面管治香港的新時代新政策。
儘管如是者林鄭可以減輕權責，輕身上路，而向北京歸還高度自治權，亦不難換取北京的庇護，但犧牲高度自治的代價，首先是極度削弱港人參與決策。當涉及香港的政策由中央各部委決定，香港人並無渠道參與官方的討論，更不要說決策。現時全國人大香港區代表由不到二千人的小圈子選舉產生，不能代表主流民意，更何況全國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只有三十六名香港代表，只佔總數百分之一點二。
隨着經濟和發展都服膺於中央計劃，加上政治空間收緊，香港大陸化程度加強，跟西方國家的距離拉闊，亦不利於大陸當前的發展形勢。特別當中美磨擦不斷，制裁行動接二連三，香港其實更應與大陸的體制和措施保持距離，從而繼續在冷戰期間充當對外聯繫的窗口，抵銷西方圍堵大陸的部分影響。如今反其道而行，香港愈加靠近大陸，中港同受制裁而「攬炒」的機會愈高，也失去聯通外地的國際窗口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要大搞對內對外雙循環，恐怕事倍功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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