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兩個孩子上不起學就頭痛、失眠。」9月12日，田永芳躺在病房裏輸液，看上去有些疲憊。說話時，她露出在貴州北部山區常見的氟斑牙。今年41歲的田永芳家在貴州省遵義市桐梓縣。她有三個孩子，年齡分別為16歲、13歲和4歲。因前夫愛喝酒賭博而與之離婚，原本協議雙方各承擔一部分撫養責任，然而前夫表示要復婚才同意撫養。田永芳不得不獨自帶着三個孩子。在9月這個開學的時間，她卻因交不起雜費而焦頭爛額。「我去學校求情，希望先讓孩子上學，等討回工錢了就補上。」田永芳說，「但是學校不交錢就不讓進，我現在真的好累！」田永芳是遵義市匯川區一處棚改項目的農民工。公司欠她的工錢分文未付，令她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她所務工的公司表示：非但當地政府拖欠數億元工程款，挪走8億元棚改專項資金，連國家下撥的1億多元棚改補償款也被政府挪用了，公司也焦急萬分。
01
蘭州建城史上最大城改項目：逼遷10年後仍未造好新房
在一個灰塵撲撲的工地上，有一排破爛的簡易平房，屋頂上安裝着密密麻麻的鋼架，看上去像是給工人的住房，孫桂喜說：「這是給我們的臨時過渡房，這裏住着10幾戶人。最早遭拆遷的人，已經過了11年都還沒得到安置房。」
孫桂喜今年54歲，家住蘭州市城關區廟灘子片區，他永遠記得那些半夜有人來砸門的日子，「即便現在，一聽到敲門聲心就亂跳，就像發生在昨天。」
2005年，孫桂喜買下了廟灘子靖遠路的一套房子，一棟樓梯房的3樓。他和女友住在一起，過着安穩的日子。不料，五年後，一紙拆遷公告打破了平靜的生活。
2010年愚人節那天，城關區廟灘子整體改造項目正式啟動。官方宣佈：該項目佔地86公頃，建築面積281萬平方米，是甘肅省、市、區三級政府的重大項目，由元森地產投資建設。為了確保廟灘子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城關區政府成立了「廟灘子整體改造項目拆遷指揮部」。
項目啟動那晚7點，孫桂喜所在的那棟樓，有些人提着小板凳拿着大衣喜笑顏開地前往拆遷辦。「我問他們去幹什麼，他們說去（未來的安置房）選好的樓層。」孫桂喜說。為了鼓勵住戶搬遷，拆遷辦出了一項政策：15天內搬走的一次性獎勵8000元，16-30天內搬走的一次性獎勵5000元，30-40天內搬走的一次性獎勵3000元。
孫桂喜沒有跟着鄰居同去，他認為拆遷補償方案不合理。廟灘子拆遷補償方案是：異地安置，拆一還一。3-5年過渡期，過渡費每平米8元，而市場上相同地段同等條件的房屋租金都在每平米30元左右。如果選擇貨幣補償不要安置房，拆遷樓房每平米賠償3600元，平房每平米2600元，而相同地段同等條件的商品房均價卻在每平米9000元左右。
因此，除了孫桂喜，還有很多人不願搬離。這群不願搬離的住戶，開始了後來漫長而艱辛的抗爭。
2010年7月，沒有搬遷的那些房屋開始斷水，孫桂喜只能每天下樓到別的地方提水。到了年底，開始斷電，人們自己買了電線從外面的電杆上接到家裏，但經常半夜裏有人剪斷電線。
對斷水斷電依然沒有逼走的住戶，拆遷辦另想「奇招」。例如，兩家挨在一起的平房，拆遷隊拆其中願意搬遷的那家時，會故意用鐵錘砸壞隔壁房子的牆面；有時住戶外出時，會有一幫不明身份的人偷偷來砸玻璃，或者用強力膠水堵住鎖眼……
隨着時間的推移，不願搬遷的人們遭到了更慘痛的逼迫。家住王家溝40號的祖孫三人，有一天凌晨2時被衝進來的一伙人「綁架」到白塔山後山扔下。凌晨4時，三人摸黑徒步返回時，家中的六間房屋已變成廢墟。在有些地方，拆遷隊甚至開始挖地基，到了2011年底，孫桂喜所在的樓被挖成了一座孤島。
「2012年8月7日半夜2點半的時候，一伙人上樓兇猛地砸我和鄰居家的門。我和女友都嚇壞了，恐懼到極點就不再害怕了。我提着一把斧頭躲在門後，如果他們衝進來，我就跟他們同歸於盡，砍死一個保本，砍死兩個賺一個。」孫桂喜說，但來人最終沒有衝進來，把門砸了一個大窟窿就走了，他卻被飛進來的木屑傷到了眼睛，造成視力不可逆轉的減弱。
這期間，孫桂喜和其他遭逼遷的人們無數次報案，但警察從未立案。憤怒的人們於2011年7月26日與城管執法隊、警察、防暴隊發生嚴重衝突事件，居民毛衛國被打斷兩根肋骨。次日凌晨，警察大規模出動，抓走了包括毛衛國在內的17位「釘子戶」。同年10月21日，他們戴着手銬腳鐐上堂受審，被判刑的人中，年齡最大的62歲，最小的22歲。
毛衛國因為肋骨被打斷，沒被收監。後來傷勢好一點以後，他外出上訪，於2012年7月被關進監獄，坐牢三年，2015年方得釋放。
「2013年3月8日，區應急救災辦張主任說我們這棟樓是危樓，同時出具了一份緊急避險通知。他說拆遷的事他們不管，他們只管救災，要我們立刻搬出去避災。」孫桂喜說，「地基都被你們挖了，你來告訴我是危樓？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當晚，該樓包括孫桂喜在內的三戶人家被安置在北濱河路一家賓館。孫桂喜也曾到北京上訪，但最終不了了之。
孫桂喜說：「隨後，拆遷辦主任李卓、靖遠路街道黨工委書記劉曉華等人拿着12號樓的圖紙告訴我說這棟樓快，保證三年內能遷入回遷房，再給一間過渡房，過渡費也照常發。2013年3月24日，我在萬般無奈下籤下了拆遷協議。官官相護，我怎麼上訪也不會有結果。」
簽下協議的人們被安置到現在的過渡房裏，當初承諾的安置房如今仍遙遙無期。最先搬遷的那批人，11年過去了都還沒見到安置房。
該項目的投資人是利嘉集團。公開信息顯示，利嘉集團是一家來自香港，投資領域涉及地產、交通、礦產、能源等行業的企業。2008年利嘉集團進入蘭州，成立蘭州市元森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後文簡稱元森地產）。2009年5月，元森地產以93億元拿下當時號稱是蘭州建城史上最大的舊城改造項目，項目目標是通過全面規劃開發，在蘭州黃河北岸打造一座具有特色的新城，成為蘭州城市又一個副中心。按照當時的計劃，廟灘子將在2014或2015年基本建成。
然而，該項目進入2015年之後，一度處於停工狀態。網絡上傳出消息稱元森地產資金鍊出現問題。孫桂喜說：「2013年簽協議時承諾的是3年內搬入，可到了2016年連地基都沒打。」
2018年，該項目再次停工。2019年10月15日，甘肅省產權交易所發佈了關於廟灘子兩宗合計面積108.2畝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推介公告，整體轉讓掛牌價為11億餘元，交易保證金為5.6億元。公告顯示，本次轉讓標的是元森地產所有的2宗土地使用權。公告中稱，「本次轉讓標的涉及拆遷安置、抵押等相關事項，意向受讓方須同意關於拆遷安置、解除抵押及其他事宜的相關約定」。
孫桂喜說，過渡費已經停了一年，「我們去鬧才給，不鬧的人就不給。」
關於安置房、過渡費等問題，城關區信訪局局長魏凱橋今年9月初曾對訪民們稱：元森地產賣地後的錢被多方監管，因為利嘉集團在各地都有債主和官司，只要元森地產每到一筆款就會被當事人申請財產保全。「這塊肉就在盤子裏，誰也吃不上，誰也拿不走。」原本計劃用這筆錢來建安置房、發過渡費，但因多方債主爭執不下，一直被凍結着。
拆遷戶大多數都沒有得到安置房，只能在外租房，拆遷戶王秀玲說：「這些年，我前前後後搬過十幾次家。每次朋友見面的時候，我都像祥林嫂一樣不停地問哪裏有便宜的房子租。」
「李卓這個人壞得很，他當年是拆遷辦負責人，如今又是街道黨工委書記。你說這樣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做法，我們怎麼能告贏？」孫桂喜說，「2020年6月1日，由李卓簽發的信訪處理文件上說元森地產部分地塊已開工建設，純屬謊言。」孫桂喜帶筆者來到計劃建安置房的1號地塊，該地塊目前只是挖了一個大坑。
孫桂喜說：「這是今年兩會期間挖來做做樣子的。我有一點不明白，元森地產資金被凍結是事實，但已經修好的3號樓為什麼不用來安置一部分人？因為房屋問題，害我兩次婚姻告吹，我今年54歲了還是光棍一條，同齡人都已經抱上孫子了。城關區政府、拆遷辦、元森地產等一起改寫了我的人生。」
然而，蘭州市的棚改步伐並未停止。2020年6月12日，蘭州市住建局發佈的《蘭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系統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實施方案》提出：「今年將加速推進棚戶區改造，確保10月底前蘭州市第一批8個棚改項目12099戶全部開工。」
02
鄭州瘋狂消滅城中村：給不起過渡費後撕毀原協議
2020年9月6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聯合發佈《機遇之城2020》報告，鄭州排名前10，入選「全國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標杆城市」，晉升全球二線大城市。那一天，鄭州市中原區一名因安置房和過渡房都無着落的拆遷戶卻吃了一天的洋蔥，「我是哪樣便宜買哪樣！」
根據官方數據，「十二五」期間，鄭州市四個開發區、六個城市區及縣城、產業集聚區、組團新區規劃區範圍內，共啟動拆遷村莊627個，動遷175.65萬人，鄭州全域範圍內保持着每年拆遷100多個村的進度。其中，中心城區（圍合區域內和航空港區107國道以西）的476個村莊，已完成拆遷改造城中村383個，佔總數的八成。
期間，有不少拆遷戶認為拆遷補償方案極不公平。家住二七區馬寨鎮張寨村的王娟女士告訴筆者，張寨村於2013年10月19日啟動拆遷工作，同月27日，王娟與丈夫李新傑同二七區政府設立的「馬寨鎮合村並城拆遷安置工作指揮部」簽訂了《馬寨鎮合村並城拆遷安置補償協議書》。次月12日，二七區政府開始向王娟支付過渡費。
2017年5月，二七區政府以王娟違反「一戶一宅」原則為由，停止向王娟發放過渡費。2017年12月，王娟與二七區政府簽訂了新的《拆遷安置補償協議書》，2018年2月，王娟向政府退回了部分拆遷安置補償款、過渡費，共計25.2萬元。
「簽新協議的原因是政府沒錢給過渡費了。」王娟說：「當初政府與我們簽訂協議的時候是清楚我們家情況的，2017年卻毀約，加了各種新的限制條件。而且，新協議完全是在政府脅迫下不得已而為之。」
關於「脅迫」一說，多位當年的親歷者向筆者證實，2017年12月下旬，該村村民陸續被要求到東方賓館簽訂變更後的協議，沒有去的就會被「警察」抓走。
「我聽說我們一位村幹部替老百姓說話也被抓起來了，我由於害怕就和父親一起去到他們指定的賓館。」王娟說，「賓館門前有很多警察、警車，警燈一直閃爍着，那架勢像隨時準備着抓人。酒店一樓的客房都被他們包了，我被工作人員帶着走進一間房間，工作人員正在讓村民一個一個簽字。我後院的鄰居因為不滿而去找工作人員辯解，那個人拿起對講機叫了幾個警察進來，二話不說就把人連拖帶拉架了出去，塞進警車裏。」
王娟就是在這一情況下簽了字。事後，王娟等村民向鄭州市中級法院提起狀告二七區政府的行政訴訟，但被法院駁回；她們又向河南省高級法院提起上訴，高院沒有開庭，就下判維持了一審判決。
在該村其他相似拆遷案件訴訟中，二七區政府在法庭上聲稱「原告自願將房屋騰空後，自願將空房交付拆除。」
那些拆遷後騰出的空地，到現在依舊荒着。王娟帶筆者來到她們曾經的村子，土地雜草叢生，電線杆東倒西歪。而且，二七區的情況在鄭州並非孤例，據《中國房地產報》報道：「僅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政府涉案行政訴訟就達1100餘起（截止2019年11月11日）。多是由於合法房屋遭到強制拆遷而把中原區政府作為被告而起訴。」另據《河南商報》報道，中原區政府區長因失信已被納入全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知情人士告訴筆者，中原區丁莊村、天王寺村、付莊村、小李莊村、趙村、須水村於2016年前就拆除完畢，但至今沒有建好安置房，天王寺村甚至連地基都沒挖。
一位須水村的村民說：「別說安置房，就連過渡費也拖欠快一年了。以前沒拆遷的時候，家裏有幾層小樓可以出租，田地里還可以種糧種菜。不說有多富裕，至少衣食無憂，生活沒啥成本。而如今在鎮上租房，喝口水都要錢，肉不敢多買。」
有人因為房屋被拆而精神失常。在等待安置房的過程中，一些老人相繼離世，一些年輕人至今未能入住新房。
筆者在丁莊村、天王寺村、付莊村等地走訪過程中發現，到處斷壁殘垣，宛若戰後廢墟。拆遷過後，村民四處漂泊，只有狗留了下來成為流浪狗。偶有摩托車經過，它們就從廢墟中竄出來搖着尾巴跟在摩托車後面跑，在排出的尾氣中打噴嚏。
2018年，河南省政府《關於限制土地管理情況的專項工作報告》顯示：河南省涉嫌閒置土地21.28萬畝，數量居全國第一位。其中鄭州、洛陽、南陽等5個省轄市涉嫌閒置土地較多，約佔全省閒置土地總量的68%。
然而，鄭州的「拆遷運動」還在如火如荼進行中。2020年7月29日，河南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對外發佈的信息稱：下半年將開工50萬戶城鎮老舊小區和12.9萬套棚戶區改造項目。
03
遵義政府強搶8億棚改專項債：2000多農民工討薪艱難
本文開頭，田永芳所說的工錢，是她於2019年5月至8月打工時被拖欠的2.3萬餘元。
匯川區地處遵義市中心城區北部，面積709平方千米。匯川區以匯川大道為軸線發展，在匯川大道北段盡頭有一個雜草叢生的工地——雙獅片區城市棚戶區改造項目。
該項目由七冶建設集團貴州第五建築工程分公司（以下簡稱七冶第五分公司）承建，總佔地面積13萬餘㎡，總建築面積69.4萬㎡，包含住宅、商業、地下車庫、幼兒園等。項目於2017年進場施工，原本計劃3年建成，然而目前仍只開工了一半的樓房，且沒有一幢成功封頂。
該項目當時有18個班組，總共2000多名工人，田永芳便是其中之一。被拖欠工錢的工人向施工方七冶第五分公司討要，該公司民工管理負責人告訴筆者：「我們也很無奈，匯川區政府才是業主單位，他們不給工程款我們就無法支付農民工薪資。」
該負責人稱，雙獅棚改涉及住戶4000多戶、上萬人，是上報了國家住建部的重點項目，主體是匯川區政府，由遵義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設立的遵義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投）作為融資平台。
「2016至2017上半年金融政策很鬆，很好融資，大家都覺得資金有保障，於是我們就進入了這個項目。」不料，2017年5月，風雲突變，國家財政部、發改委、司法部、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六部門聯合發佈了《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該政策為防範風險，約束地方政府及平台槓桿融資。
2018年底，經投以付七冶工程款的名義，在債券市場發行了8億元棚改專項債。
有了這8億元專項債，再加上匯川區政府按合同在每個節點需支付的工程款，理論上項目可以如期完工。不料，非但工程款遲遲不到賬，匯川區官員竟於2018年年底帶領一隊警察「挾持」七冶第五分公司高管，強迫七冶集團將8億元轉到匯川區政府賬上，這才罷休。「七冶第五分公司多次向上級部門反映這一情況，但都沒有得到解決。」該項目邊坡支護班組負責人湯德富稱。
「政府拿這些錢補窟窿去了。政府亂花錢，過不了年了，他們根本不管我們的死活。是七冶自己墊付了8000萬元給農民工過春節，過完春節，2019年便基本停工了。」對於這8億資金的去向，湯德富抱怨，這跟匯川區領導有很大關係。「他們好大喜功，愛搞形象工程，跟前不久爆雷的獨山縣一樣，完全不考慮自身財力。他們搞舊城改造，投資需要100多個億，其中一條上海路，現在都還擺在那兒，成了爛攤子。那條街的拆遷戶經常鬧，沒還人家的房，也沒有給人家過渡費。」
「我們也非常苦惱，」高坪街道的一位領導說，因為經常有棚改戶背着被褥要入住街道辦公樓，嚴重影響他們正常工作。「加上其它棚改項目，舊房被拆掉等着搬遷的有幾萬人呀！我們希望上級能夠早點解決這些問題，不要造成新的社會矛盾和官民對立。」
「國家下撥的對棚改項目的補助款，每戶約2萬5，這個是專項資金，雙獅項目有1億多，也被政府挪用了，」該項目土建負責人黃小均說，「不僅如此，匯川區政府還耍賴皮，將七冶實際完成4億左右的產值審定為2.8億，且總共只付了4800萬。我們只好被逼着去上訪。」
眾多農民工參與了上訪找政府討要工錢的行列。田永芳稱，他們最開始找匯川區的政府、信訪局，解決不了就到市里、省里上訪，「但他們又將問題返回匯川區，讓我們去匯川區找相關部門解決。」
田永芳告訴筆者，每次上訪的時候都會有警察在場。「有一次，我們到匯川區政府上訪，警察把我強行按住、抓走。在掙扎的過程中，我買成1000多元的VIVO手機也弄丟了。我一直在喊『我的手機，我的手機』，但他們不理睬。」
上訪討薪過程中，田永芳在餐館斷斷續續打過一些零工，但受疫情影響，再加上一個人帶三個孩子，手裏的錢根本不夠開支。「我現在已經借了一萬多了，
我多次向前夫打電話希望他承擔一部分孩子的撫養費，但他並不理睬，很多時候連電話也不接。」田永芳說，為了省錢，她不得不把租的一間房子退了，寄住到親戚家，把孩子送回老家桐梓，讓他們跟着前夫吃口飯。
她最大的一塊心病是孩子到現在都上不了學，看着別人家的孩子背着書包走在馬路上喜笑顏開，她就想哭。「孩子們沒有電話，也不知道過得好不好。我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政府體諒一下我們，把工錢結了。」
田永芳的工友、53歲的程盛紅也有兩萬多工錢沒結。「我們兩夫妻都這把年紀了，老婆和母親都身體不好，經常要吃藥。自從工地停工後就沒有了收入，只能打些零工，現在已經把老底都快用乾淨了。」
程盛紅和眾多工友一起多次上訪，有一次大家準備去省城貴陽，在高速上被攔截，他們只能在高速上步行回家。
今年8月31日，通過七冶領導層的努力以及和農民工自身的堅持，匯川區政府通過經投，總算是又付了500萬元。該項目勞務負責人藺龍飛說：「這筆錢我們
沒有經手，經經投審核支付給農民工，七冶自己前前後後都墊付了1億多，真的是欲哭無淚。」
雙獅棚改項目停工一年多，筆者來到工地，放眼望去一片蕭條。工地上荒草遍地，一堆堆工程設施早已鏽跡斑斑。原本準備蓋樓的地方，如今變成了一汪湖水，還有野鴨子在水裏游泳。
工地一旁的茶水間外，寫着「工友們，渴了請喝茶」「同甘共苦，坐下抽根煙」。雜草衝進棚內，佔據了工人曾經的位置，順着支撐物往上爬。工地雖然停了，但每天的成本卻持續不斷產生。設備和周轉材料要付租金、鋼材一天天腐蝕報廢、還有其他材料商的利息……
據七冶統計，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雙獅累計停工639天，停工損失1.3億元左右。理論上，把設備和周轉材料撤了會減少很多成本，但遭到匯川區領導強烈阻止。「領導說，一旦把塔吊、鋼架等撤走，拆遷戶看到交房無望了，肯定就會鬧起來，到時候收不了場，勢必會發生不可控的事件。」藺龍飛說，「如果實在堅持不下去了，還是只能撤。9月9日，經投公司回復我們說，他們對資金問題無力解決。」
調查思考：地方政府亂鋪爛攤子不可持續
我們走訪的蘭州、鄭州、遵義三個典型場景，都是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在自身財力不足的情況下大興土木留下的爛攤子。
一名遵義政府官員告訴筆者：匯川區是貴州省資不抵債、欠債最多的一個縣區，總共欠下約700億，遠遠超過了轟動全國的獨山縣。「每年支付利息都要50多個億，而匯川區一年的總財政收入也才60多億，你可以想一下有多困難。」
匯川區一位公務員向筆者證實，他們已經被拖欠了一年的薪資，每月只發基本工資，所有績效、獎金都沒有，很多公務員開始消極怠工。
近日，據天祿談信託、國通信託、遵義經投其他民事裁定書發佈顯示：遵義經投作為被申請人，其3個銀行賬戶下2億元存款被凍結，凍結期限為一年。
據媒體報道，2019年末以來，融資方為匯川城投、擔保方為遵義經投的多個項目相繼出現逾期，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擔保責任的遵義經投銀行存款被凍結，說明其代償風險暴露，遵義當地再融資環境進一步惡化。
土地是一切財富之母。在地方政府解決債務的方式中，最有效的一劑藥莫過於「賣地」。城中村改造和棚戶區改造，都能為政府換來寶貴的城區土地。2019年，CRIC統計的我國30個城市中，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50%的有26個，其中更有多達12個城市超過100%，足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度之高。
但對於缺乏監督、大手大腳的地方主官來說，「賣地」又是最毒的一劑藥。即便是政府通過賣地賺到了錢，不做合理安排，天量收入也經不住揮霍，連讓拆遷戶回遷的房子都無法保證。為數不少的地方政府常常是上一個爛攤子沒解決，又開始鋪下一個攤子。
住建部副部長倪虹曾批評一些地方政府「棚改實施過程中有一些地方想做好事，但是沒有顧及到自己的財政承受能力，盲目地擴大範圍。」
「盲目擴大範圍」的結果是造成地方政府天量的債務。在2020-2024這五年，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面臨集中償債和資金周轉的巨大壓力。
地方政府天量的債務並非冰冷的數字，它背後是無數家庭的悲慘命運。在這裏，我們惟有規勸地方主官對亂鋪攤子的行為慎之又慎，因為不管對地方政府還是決策者本人，它都不可持續。
巫英蛟
202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