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獨立建國過程中，筆和新聞媒體的優勢與劍相當。
最近讀了美國律師、作家和電台主持人馬克·里德·列文（Mark Reed Levin）的《不自由的新聞媒體》（Unfreedom of The Press）一書，除了對被神化了的美國新聞自由有了真實的瞭解，還理解了為什麼美國主流媒體紛紛放棄了客觀、獨立、真實的新聞自由標準而成為民主黨的宣傳喉舌。
保守派
列文是美國聯合談話電台（Syndicated Talk-Radio）的主持人，同時也是福克斯新聞頻道生活·自由·列文節目的主持人。他是一名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從2015年以來，一直擔任《保守派評論》（Conservative Review）的主編，並經常為《國家評論線上》《 National Review Online》等媒體做出評論。
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他曾在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的政府部門任職，並曾擔任司法部總檢察長愛德溫·梅斯（Edwin Meese）的參謀長。
1991年，列文加入專門研究憲法、宣導自由企業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地標法律基金會（Landmark Legal Foundation）。從1997年到2018年，他一直擔任地標法律基金會的總裁（President）。在其擔任總裁期間，地標法律基金會曾於2000年向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指控美國最大的教師工會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未在國稅局檔中披露其政治活動的支出。為此，美國保守聯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於2001年授予列文「羅奈爾得·雷根獎」（Ronald Reagan Award）。
最初，列文以客串的形式出現在保守派電台的脫口秀節目中，也經常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脫口秀節目提供法律意見。而拉什·林博曾在2020年2月4日被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在國情咨文演講中授予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後來，列文也成為電台的脫口秀節目主持人，並在2018年11月16日入選國家廣播名人堂（National Radio Hall of Fame）。
列文是美國七本暢銷書的作者，其所著的《黑衣人》與《自由與暴政》曾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2005年，列文撰寫了《黑衣人：最高法院如何摧毀美國》（Men In Black: How The Supreme Court Is Destroying America）一書，列舉了無數的最高法院令人髮指的濫用權力的行為，認為自由派大法官正在摧毀美國。
列文寫道：「幾乎已經有一百位大法官在美國最高法院任職。他們不是被選的，他們幾乎也是不負責任的。大多數美國人都不知道他們，但他們卻要服務一生……因此，在許多方面，大法官比國會議員和總統更有權力。……僅僅只要五個大法官就可以而且確實制定了整個國家的經濟、文化、刑事和安全的政策。」
馬克·里德·列文（Mark Reed Levin）（圖右，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2009年，列文出版了《自由與暴政：一個保守派的宣言》（Liberty and Tyranny: A Conservative Manifesto）一書。該書連續12個星期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的第一名，並且也成為2009年的美國最暢銷書，其在尼爾森Book Scan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在Amazon.com的排行榜上排名第二。據該書的出版商Threshold Editions透露，《自由與暴政：一個保守派的宣言》已售出超過150萬本。
在這部書中，列文闡述了保守派如何應對自由主義暴政的腐蝕，這種腐蝕已經滲透到並影響美國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問題上，從經濟到醫療保健，全球變暖到移民等等。列文認為，這種暴政在不斷增長，將威脅到我們的自由、我們國家的特色以及我們的生活方式。對此，安德魯·麥卡錫（Andrew C. McCarthy）在《新準則》中寫道：「列文不僅提供防禦戰略，還提供進攻的戰略，是擊退這種變化的號角。」
2012年，列文出版了《美國烏托邦：未定型的美國》（Ameritopia: The Unmaking of America）一書，通過對柏拉圖、湯瑪斯·莫爾爵士、湯瑪斯·霍布斯爵士、卡爾·馬克思、約翰·洛克、查理斯·德·孟德斯鳩和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等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的回顧，討論了現代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起源和發展，並認為來源於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學說，將激發國家主義的暴政，並將一個從基於個人權利的憲法共和國轉變為極權國家的美國。
2013年，列文出版《自由修正案：恢復美國共和國》（The Liberty Amendments: Restoring the American Republic）一書，提出了11項新的憲法修正案。這11項修正案分別是：1、實行國會任期限制；2、廢除第17修正案，將參議員的選舉返回給州議會；3、對最高法院大法官實行任期限制，並限制司法審查；4、需要平衡的預算並限制聯邦支出和稅收；5、限定提交稅收的截止日期（下一次聯邦選舉前一天）；6、要對聯邦部門和官僚機構的規則進行定期重新授權和審查；7、創建更詳細的商務條款；8、限制佔用私有財產的權力；9、允許各州繞過國會更輕鬆地修改憲法；10、創建一個使三分之二的州可以廢除聯邦法律的程式；11、需要帶照片的身份證才能投票並限制提前投票。
列文認為這11項修正案將恢復憲法的主要組成部分：聯邦制，共和制和有限政府。此書在《紐約時報》最暢銷書的所有三個類別中均排名第一。國家評論線上（National Review Online）的漢斯·馮·斯帕科夫斯基（Hans A. Von Spakovsky）將該書稱為「保守博客作者的必讀材料」。
在2015年，列文出版了《掠奪與欺騙：大政府對年輕人的剝削與未來》（Plunder and Deceit: Big Government's Exploitation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Future）。在列文看來，隨着聯邦政府逐漸發展為一個越來越專制和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政府，無處不在的美國聯邦政府正在不斷吞噬公民社會。許多父母，即使不是熱情的擁護者，也不得不繼續忍受那些威脅着他們的孩子和後代的殘酷公共政策。
為此，列文呼籲開展一個新的民權運動。新的民權運動將促進自由和繁榮，並停止由國家主義者策劃的對青年的剝削。他呼籲崛起的年輕一代美國人喚醒自己的救國事業，並質問：「您會預設一個在沒有憲法基礎的情況下以壓倒性多數行事的政府嗎？還是您將站在自己的防線中，以便您和子孫後代能夠自由生存？」
對此，道格·羅斯（Doug Ross）表示，每個美國成年人都應該為認識的年輕人購買或借用一本《掠奪和欺騙》。
2017年，列文出版了《重新發現美國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暴政》（Rediscovering Americanism and the Tyranny of Progressivism），通過回顧美國基於自然法的有限政府的建國原則，以及建國者對於聯邦政府過度擴張的危害的警告，並主要對美國進步主義的歷史進行梳理與抨擊，並最終得出結論：創建我們國家的人將會感到憤怒和失望，以至於看不到我們最終走向何方。
列文回到了他在每本暢銷書中都探討過的問題：我們如何拯救我們這個特殊的國家？由於我們的價值觀處於如此不穩定的狀態，恢復我們國家賴以建立的基本真理從未像現在這樣緊迫。用列文的話來說，理解這些原則可以「作為專制政權和政府的解藥」。
2019年5月21日，列文正式出版了《不自由的新聞媒體》（Unfreedom of The Press）。由於預售，在正式發行前三天就成為亞馬遜網站上銷量第一的書，並於2019年6月6日成為《紐約時報》在印刷和電子書的非小說類和精裝非小說類類別中的第一暢銷書。
愛國的新聞媒體
在《不自由的新聞媒體》一書中，列文梳理了美國新聞媒體的歷史，並將其分成三個階段：一、早期的愛國的新聞媒體（1639-1780s）；二、黨派的新聞媒體（1790s-1860s）；三、民主黨的新聞媒體（1860s-Present）。
在早期的愛國的新聞媒體時代，新聞媒體完全投入到爭取個人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戰鬥之中，這兩個方面都是美國獨立革命的基本因素。
在這個時期，最有名的美國新聞媒體就是《波士頓公報》（Boston Gazette）。《波士頓公報》由本傑明·埃德斯（Benjamin Edes）於1719年創辦，後來積極投入到美國獨立革命之中。美國獨立革命的見證人、報紙發行人以賽亞·湯瑪斯（Isaiah Thomas）在1810年出版了《美國印刷史：印刷者傳記和報紙紀實》（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 With a Biography of Printers，and an Account of Newspapers）中寫道：「當英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爭端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時，這份報紙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因為其優秀的作者正在為這個國家的自由而戰，並且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在早期的愛國的新聞媒體時代，新聞媒體完全投入到爭取個人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戰鬥之中。
在獨立戰爭爆發之前，《波士頓公報》於1768年3月14日發表了後來成為美國建國者的撒母耳·亞當斯（Samuel Adams）文章：
「作為自由的新聞媒體，對暴君及其教唆者和工具來說如此可怕，也沒有什麼事情如此令人擔憂和煩躁。原因很明顯，即，因為它是『人們自由的堡壘』，也已經是一個非常公正的觀察結果。因此，那些正在計劃消滅人們自由的人，也一直在用嫉妒和惡毒的眼睛在觀察。……但是您的新聞已經發出了警報，或用奴隸的話敲響了警鐘。您的新聞向我們說出了真相，它已經向人們指出了他們的危險和補救措施，它已將自由制和奴隸制擺在他們面前，並以最有說服力和刺激性的語言，以上帝和國王的名義，為了所有人的後代，去選擇自由和拒絕鎖鏈。」
對此，伊隆大學（Elon University）的教授大衛·科普蘭（David A. Copeland）在1768年寫道：埃德斯和別人「綜合所有已經產生的新聞媒體的重要性。他們說，新聞媒體保護人們的自由，保持對政府的制衡。作為人們的聲音，新聞媒體確保官員將順從被統治者的同意。」
早期的美國新聞媒體在幾十年的時間裏都鼓勵走向獨立的革命，他們出版了各種鼓勵革命的小冊子。在1750年至1776年，他們出版了超過400種小冊子，到1783年，這樣的小冊子已經超過1500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僅僅48頁的《常識》在1776年1月10日出版，就迅速地傳播開來，僅僅前三個月就驚人地賣了12萬冊，到革命結束時，賣了50萬冊，幾乎20%的殖民地人們都擁有這一小冊子。
對此，美國革命的歷史學者大衛·拉姆齊（david Ramsay）在1789年寫道：「在美國獨立建國過程中，筆和新聞媒體的優勢與劍相當。」
黨派的新聞媒體
在1789年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宣誓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之後，分別委任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擔任首任國務卿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擔任首任財政部長。但由於漢密爾頓與傑弗遜的政治理念不同，為此，漢密爾頓於1790年開始組建聯邦黨（Federalist），而傑弗遜則於1793年辭去國務卿，組建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與聯邦黨抗衡。
在1812年美國與英國爆發戰爭之後，聯邦黨消失。隨後的1825年，民主共和黨分裂成兩黨即現在的民主黨（Democratic）和國家共和黨（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1834年，國家共和黨改名為輝格黨（Whig）。1852年，輝格黨分裂消亡。隨後1854年，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推動組建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從此，美國形成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黨對峙的政治局面。
從1790年代到1860年代，無論是早期的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的兩黨對峙，還是中期的民主黨與輝格黨的兩黨對峙，以及最後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兩黨對峙，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是以黨派劃線，成為黨派的新聞媒體。在這一時期，美國絕大數媒體都公開地將他們自己與一個政黨，一個政治家捆綁在一起，公開地宣佈自己的政黨屬性，並積極的宣傳所屬政黨的政治主張。
約翰·芬諾（John Fenno）於1789年創辦的《美國公報》（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公開支持聯邦黨。而菲力浦·弗雷諾（Philip Freneau）於1791年創辦的《國家公報》（National Gazztte），則公開支持民主共和黨，反對聯邦黨。
對此，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助理教授吉姆·庫珀斯（Jim A Kuypers）解釋認為：「在『報紙』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推動力之時，它們與客觀新聞無關。相反，它們故意帶着政治傾向報導每一件事情，也是有意地帶着政治偏見。它們也不隱藏它們的目的：這可以從它們的名字看出來，諸如《阿肯色州民主黨公報》（Arkansas Democrat Gazztte）或者《亞利桑那共和黨人》（Arizona Republican）……，黨派是它們存在的理由。編輯把讀者看作是需要用適當的觀點來引導，並驅動他們去投票。」
因為黨派新聞媒體的屬性，導致在每一次大選結束之後，獲勝的黨派就會將很多的新聞媒體的編輯記者任命到帶薪的政治職位之上。
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有新聞媒體的讀者會質疑新聞媒體所站定的黨派立場，也沒有人質疑他們正在接受的是否是客觀事實並據此作出的決定是否理性。
歷史學者哈樂德·霍爾佐（Harold Holzor）描述了黨派媒體在美國內戰之前對政治與選民的影響：「到1850年代，在美國，幾乎沒有獨立選民留下，要麼是民主黨，要麼是輝格黨，幾乎他們都是報紙的狂熱讀者。新聞一直處於政治激起的永久狀態，並進一步受到每年幾次吸引選民參加投票的選舉周期的刺激，而不僅僅是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二。絕大多數投票者都認為帶着激情的政治對宗教具有喚醒作用，就像現代體育或娛樂喚起的興趣一樣。除了少數幾個值得注意的例子之外，很少有不結盟的報紙能夠得到蓬勃發展。」
正是因為黨派新聞媒體的屬性，導致在每一次大選結束之後，獲勝的黨派就會將很多的新聞媒體的編輯記者任命到帶薪的政治職位之上。在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於1829年成為總統之後，他在全國任命了50-60名編輯擔任帶薪的政治職位。而聯邦黨人曾任命了將近1000名編輯擔任超過12年的郵政局長。
民主黨的喉舌
而在林肯擔任總統之後，美國主流媒體開始一邊倒向，逐漸成為民主黨的喉舌。這與此前的黨派的新聞媒體不一樣的是，在黨派的新聞媒體時代，媒體都會公開表明他們的黨派屬性，而變成民主黨的喉舌之後，媒體不再公開表明他們的黨派屬性，但他們卻一面倒的支持民主黨而反對共和黨。
對此，馬克·列文總結認為：「不像早期的愛國的新聞媒體，今天的新聞編輯室與新聞記者絕大多數都是敵對美國建國的基本原則、傳統與制度。他們沒有促進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儘管他們自私自利地這樣宣稱。實際上，他們充當社會的篩檢程式，試圖以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議程為中心，加強思想、社會、政治活動的統一性。不適合這種報導的問題、事件、組織和個人就被拒絕或減少報導；而那些適合這種報導的，則被無限拔高和大肆宣傳。當然，這種模式巨大地影響了文化、政府和國家的精神。它限定了媒體創造的『現實』無論它是否具有真實現實的基礎，圍繞着這個『現實』，個人組織自己的思想、信仰，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的生活。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充滿了神秘和不透明。並且，如果有人膽敢質疑或批評這些媒體公司的動機和產品以及其公司的其他方面，也就是一個或多個新聞編輯室的報導，這激起的反應將是條件反射式的和情緒激動性的指控，詢問者或批評者被描繪為敵對新聞自由，而遭到媒體們的聯合討伐。」
在林肯擔任總統之後，美國主流媒體開始一邊倒向，逐漸成為民主黨的喉舌。
由於主流新聞媒體一面倒地支持民主黨而反對共和黨，因此他們對於時任總統採取不同的態度。在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就任之前，這些主流新聞媒體還沒有完全暴露他們完全一邊倒地支持民主黨反對共和黨，他們也會時不時地批評民主黨的總統。但是，在奧巴馬就任總統之後，他們完全一邊倒地支持民主黨而反對共和黨，幾乎看不到批評奧巴馬的報導，而看到的全是支援奧巴馬的報導。
而當共和黨總統川普就職之後，他們卻大肆批評川普的政策，幾乎看不到任何支援川普的報導。實際上，在川普於2015年7月宣佈參與總統競選之後，這些主流媒體就捲入了謊言、歪曲、草率和完全捏造，達到了前所未曾見過的程度。
為此，資深新聞人和專欄作家安德魯·瑪律科姆（Andrew Malcolm）總結：「現在大多數的政治新聞都陷入了鼓吹、蓄意煽動，使用或省略選擇性的細節、語錄和背景來反對唐納德·川普總統的主張。」
列文舉例說：「一次特別臭名昭著且無處不在的新聞誤導事例，發生在2019年1月17日，當Buzzfeed發佈標題大喊：『總統川普指令他的律師米高·科恩（Michael Cohen）在關於莫斯科川普大廈的專案上對國會撒謊。』其小標題聲稱：『川普收到了米高·科恩的10條個人最新消息，並鼓勵與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進行有計劃的會晤。』這個故事的關鍵是總統川普已經指令他的前律師、現重罪犯米高·科恩在莫斯科的開發房地產專案對國會撒謊，完全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自2016年總統選舉之後，這些民主黨的喉舌已經發動了一場反對川普總統的沒完沒了和地獄般的侮辱和譴責運動。他們配合民主黨的行動，尋求將川普總統趕出辦公室，以及將川普總統從他的支持者那裏趕出來，而這些支持者卻是民主黨及其喉舌所蔑視的。
紐約時報
這些主流新聞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CBS、MSNBC、NBC、ABC、Politico、New Republic、Newsweek、Buzzfeed、谷歌、臉書、推特等等。這些主流媒體往往以紐約時報為首。
為此，列文在其書的第六章以《〈紐約時報〉背叛數百萬人》為題，敘述《紐約時報》曾有意淡化和忽視希特拉對數百萬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以及史達林在烏克蘭製造大饑荒進行種族大屠殺。
在那個時候，美國民眾對這兩次大屠殺都很不知情，原因就在於《紐約時報》的有意淡化與忽視。《紐約時報》的出版者亞瑟·海斯·蘇茲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配合當時的民主黨總統佛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進行自我審查，有意和重複性將有關猶太人被大屠殺的消息深深地埋葬在他的報紙中，或者直接完全地忽視它。
《紐約時報》曾有意淡化和忽視希特拉對數百萬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以及史達林在烏克蘭製造大饑荒進行種族大屠殺。
對此，列文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憑藉其廣泛的資源，可獲取的外國資訊，享有這個國家最重要聲譽的報紙，大量的猶太讀者以及其猶太人的所有權，將竭盡所能調查和披露恐怖的猶太人種族大屠殺。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而對於蘇聯獨裁者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於1932-1933年在烏克蘭製造的大饑荒導致數百萬烏克蘭人被餓死，則由於其長期駐莫斯科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配合蘇聯當局掩蓋烏克蘭大饑荒的事實而被《紐約時報》有意忽視。
從1922年到1936年，杜蘭蒂一直擔任《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的社長。他是1917年蘇俄革命以及後來史達林及其屠殺性政體的宣傳者和辯護者，並因其發表在《紐約時報》的13篇讚美蘇聯五年計劃的系列文章而於1932年被授予普利策（Pulitzer）新聞獎。
1931年末，蘇聯開始發生大饑荒。為了掩蓋真相，蘇聯當局禁止外國記者進入大饑荒非常嚴重的烏克蘭與北高加索地區。但是，蘇聯當局卻為杜蘭蒂開了綠燈，讓他深入進入烏克蘭進行調查。對此，杜蘭蒂明白蘇聯當局的意思，隨後於1931年11月15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否認大饑荒的存在，稱：「只有一些農作物歉收，沒有饑荒或真正的飢餓，也不可能有。」
而英國《衛報》（Guardian）記者加雷斯·鍾斯（Gareth Jones）通過偷渡進入烏克蘭，發現大饑荒的事實，並於1932年3月29日發表《饑荒主宰了俄國》（Famine Rules Russia）的文章，包括《倫敦標準晚報》、《倫敦早報》、《紐約晚報》、《芝加哥每日新聞》等十多家媒體都同一天刊登了鍾斯的文章，在歐洲與美國引起很大震動。
對此，杜蘭蒂於第二天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反駁稱：「俄國人挨餓，但不是饑荒」（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在隨後的蘇聯大饑荒的高峰時期，杜蘭蒂於1933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他剛完成了在烏克蘭核心地區200英里的汽車旅行，稱：「豐收是大量的，而所有關於饑荒的說法都是荒唐的。」
實際上，杜蘭蒂卻知道蘇聯大饑荒的事實。1933年9月27日，杜蘭蒂在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私下向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透露：在過去的一年，在蘇聯已經有多達一千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大饑荒。
由於杜蘭蒂對烏克蘭大饑荒的極力掩蓋，烏克蘭民間曾發起要求撤銷其普利策新聞獎，但到2003年11月，普利策董事會的兩次予以拒絕。當時擔任《紐約時報》出版人的小亞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也反對撤銷杜蘭蒂的普利策新聞獎。
總之，《紐約時報》迴避這兩場種族性大屠殺的根本原因，是納粹德國與蘇聯所代表的進步主義。這種進步主義就是美國主流新聞媒體和民主黨所宣導的，它們當然採取自我審查而不願意去報導與揭露進步主義的所製造的巨大災難。
實際上，在《不自由的新聞媒體》一書里，列文還列舉了民主黨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約翰·甘乃迪（John F. Kennedy）、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等人利用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和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打擊政治對手的醜聞，但這些醜聞都沒有被這些主流新聞媒體揭露出來，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是民主黨的喉舌。
這些民主黨的喉舌曾經因為揭露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的「水門事件」而洋洋自得，但他們卻對比「水門事件」嚴重百倍的奧巴馬監控川普總統競選的「奧巴馬門」視而不見。不僅如此，他們還幫助試圖發起「政變」趕走川普總統的奧巴馬與民主黨，為他們「毫無理由」的彈劾川普的行動搖旗吶喊。正是因為這些主流媒體稱為民主黨的喉舌，所以川普總統稱他們為「假新聞」媒體，是「人民的敵人」。
對此，列文在《不自由的新聞媒體》的結尾表示：「拋棄客觀真理，更糟糕的是，拒絕美國早期新聞界和革命家的原則和價值觀，對《紐約時報》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在川普總統就職之前很久就一直存在。這將把《紐約時報》和其他媒體帶入了一個非常淒涼和黑暗的地方，破壞了新聞媒體作為自由人民的關鍵機構的地位。如果新聞編輯室和新聞工作者不立即採取行動，並且緊急『從根本上轉變』他們對新聞業的態度，可悲的是，這是極不可能的，那麼他們的信譽將繼續受到侵蝕，並很可能很快就會達到一個不可挽回破壞大部分文明的局面，而且，的確如此。新聞媒體不僅會邊緣化他們自己，而且將繼續成為當今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不是川普總統或他的政府，而是現在的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