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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怒斥吳晗 必將身敗名裂

1、

1920年代,浙江義烏地面出了一個神童,天資聰穎,智商過人。18歲時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但他志不在此,之後前往上海,考入中國公學。胡適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發現這個叫吳晗的學生是個可造之材,對其撰寫的《西漢的經濟狀況》非常讚賞。吳晗對胡適也是十分仰慕,曾寫信向胡適討教自己在整理《佛國記》時遇到的問題,他很誠懇的寫道:「明知先生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

在吳晗心中,胡適便是導師,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緣。後來,吳晗寫下《胡應麟年譜》,再度寫信向胡適討教,胡適回信約談,並表達讚賞。二人的師生緣分從這裏開始。

此間,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吳晗追隨北上。胡適到北大任教,吳晗卻考入了清華大學。原因是吳晗嚴重偏科,文史、英語滿分,數學卻考了零分,按北大規定,有一門零分不得錄取。吳晗隨後改投清華,因文史成績特別優異,被破格錄取。吳晗遂與北大失之交臂。但是他和胡適先生的師生情誼依然延續,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生活上,胡適對他都有諸多照顧。

2、

30年代初,胡適主張「科學救國」,反對青年學生到街上去散發傳單,喊打倒之類的舉動。九•一八事變後四個月,即1932年1月30日,吳晗給恩師胡適寫了一封信,這是在他們往來十幾封信中唯一談政治的。信一開頭就說:「有一疑難問題,數月來亘亘於胸,未能解決,盼望先生指示一條出路!」他寫道:「學生離開書桌去發傳單,喊打倒是無聊的,那麼,學生應否作個別行動,為自己爭人格,為國家爭光榮?」胡適指示吳晗的,當然也是「讀書救國」這樣一條道路。

不過,吳晗對胡適的主張並不完全贊同,他把「讀書救國」看成空口說救國而已。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吳晗對胡適的治學之道由衷地接受,但對胡適不讓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吳晗就不以為然了。

1937年,吳晗赴昆明雲南大學任教,1940年到西南聯大任教。此時,賞識他的前輩學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聯大,具有留學背景的教授佔了多數,這些留洋的教授通過各種紐帶走到一起,形成一個個圈子,相互扶持。而吳晗無論是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還是生活趣味上,與那些教授都是隔膜的。身處其中,他感到孤獨和壓抑,加之生活窘迫、對國家前途又感到迷茫和憂慮,他開始走進昆明的統戰網絡,他妻子袁震是穿針引線之人。在與共產黨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3年,吳晗加入了民盟,加入民盟後的吳晗,迅速融入角色,成為中共和自由知識分子中間的「橋樑」,團結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錢端升、張奚若、向達、費青等人,「爭取他們參加簽名,作公開講演,送給他們書報刊物」。在這種社會交往、互動中,吳晗對社會、國家命運等問題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日益遠離了胡適提倡的學術救國、教育救國道路,從書齋里的學者轉變為一個街頭的革命鬥士。

1946年8月,吳晗回到闊別九年的北平,任教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此時,胡適已從美回國,準備就任北大校長。師生二人分別近十年,已經物是人非,政治上的分歧讓二人未能再續師生情緣。從此,吳晗再也沒出過一本像樣的史學著作。

政權更替前夕,吳晗身為清華教授,已經準備出任高官。他派人遊說胡適,動員他留在大陸。胡適斷然拒絕,斬釘截鐵地告訴吳晗三句話,即著名的自由麵包論;並讓來人轉告吳晗「慎思明辨,好自為之」。

至此,師生情緣徹底斷絕。進入50年代,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吳晗積極投入,批判自己的恩師胡適,說「胡適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麼,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

人一旦無視情感,會變得非常可怕。

3、

有一則文苑掌故說,1990年代,學術圈大佬們開會,有人說起吳晗全家的慘狀,一向不問世事的錢鍾書,忽然對着鄰座的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1957年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無情得很嗎?」

49以後, 吳晗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為了仕途坦蕩,他整過很多人。

1957年整風反右時,吳晗是個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聲色俱厲地討伐章羅聯盟。吳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來的,羅隆基讓他轉交在港民盟領導人的密信交給了黨領導。信中,羅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堅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領導。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並最終導致羅隆基劃為右派,淡出政壇,歷盡磨難。

同時,吳晗還揭發章伯鈞:「1951年五一節,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我說,只要我們兩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作為民盟中央領導的章伯鈞,對作為民盟北京市領導的吳晗說這話,應該是指民盟中央與民盟北京市委的關係問題。當時兩者的關係有齟齬,章伯鈞的話含有和解之意,與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並沒有聯繫。吳晗卻污衊構陷,落井下石,給予前好友以最沉重的打擊。最終,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

老友沈從文落難, 在博物館掃地,見到吳晗,想與其握手,吳視而不見,直接走開。

4、

50年代初,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從這個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基於這樣的建設思路,彭真提出,「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上面發了話,下面當然要抓緊實施,將領袖設想的藍圖變為現實。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倍感興奮,積極推進,導致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整個城市蔓延。

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的問題。

鄭振鐸說:「如有要拆除牌樓,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繫,由中央決定,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但吳晗綿里藏針地回覆說:「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

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中央」。

但林徽因態度很鮮明,堅決反對拆除文物,她說「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

梁思成說: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獨特景觀,這類似於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吳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觀點:「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據理力辯,吳晗便說:「你想把新中國的首都變成封建主義的紀念館!」

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在會上,梁思成被數次氣哭。最後,毛澤東的一句話給爭論定了性:「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拆與不拆,已不是單純的建築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這場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註定只能是失敗者。

後來,在文化部舉辦的歐美同學會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吳晗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林徽因大聲譴責,說他「必將身敗名裂」。當時她肺病已重,聲音沙啞低沉,但神情與膽魄都讓吳晗無以應對。在權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婦不能力挽狂瀾,但在精神道德層面,卻使吳晗的猥瑣齷齪彰顯無遺。

1954年1月起,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牌樓。內城原有的9座城門,只余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外城原有的7座城門,無一遺存。1969年,內城城牆也被盡數拆除。

戰亂沒有毀滅的京城古建築,卻在吳晗的運作下灰飛煙滅。

病重中的林徽因絕望地追問:「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里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鬱的情緒中,林徽因開始拒絕吃藥。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僅51歲。

5、

拆毀牌樓三年後,吳晗又盯上了明皇陵。

1955年10月4日,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的辦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剛送來的報告:《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提議者是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張蘇。

習仲勛看罷報告,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批轉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閱示。

消息傳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非常震驚。急忙前來勸阻,希望吳晗等人收回報告。

一場紛爭由此開啟。

吳晗認為:「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歷史資料,發掘長陵後,可利用明成祖的隨葬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工作。同時將出土文物整理後,就地成立博物館,對首都人民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內容。」

鄭振鐸站起來,急不可待地反駁說:「我國目前考古技術水平有限,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的陵墓發掘,在古物保存、復原方面的技術也不過關。如此規模龐大的陵墓發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技術先進的國家也會感到頭痛。」

吳晗不為所動,意志堅定地說:「全國已經解放五、六年了,無論人力物力都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的工程。」

夏鼐作為考古專家,最清楚貿然發掘意味着無可挽救的破壞,他從條件層面說理,希望吳晗打消狂熱的念頭。他規勸說:「老吳,眼下全國都在大規模地搞基本建設,考古人員嚴重不足。即使考古研究所全員出動,配合基建還應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動發掘皇陵呢?你應該從全國考古工作的輕重緩急來考慮問題,不能以明史專家的身份來安排發掘工作。」

夏鼐這話也是說給郭沫若等人聽的。因為近乎荒誕的是,所有提議者都不是考古學家!

整整一個下午,爭論沒有結果。但吳晗發掘明長陵的決心已下,外來力量就再難改變了。

鄭振鐸、夏鼐走後,吳晗怕日長生變,立即找到郭沫若、鄧拓等人,通過不同方式在各方面加緊了對發掘長陵的宣傳和鼓動。這邊,鄭振鐸、夏鼐也向中央提出了反對發掘長陵的觀點,爭論雙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總理身上。五天之後,消息傳來,周恩來已經在報告上簽字同意發掘長陵。

1955年12月初,在吳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但後來因為長陵面積實在太大,難以找到墓道,於是轉而發掘規模較小的定陵。定陵是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及其兩位皇后的合葬陵寢,對於躺在定陵中的三個人來說,真是禍從天降。

由於條件所限、經驗匱乏、能力不足,封閉的皇陵空間突然打開,環境溫度驟變,文物尤其是絲織品受到很大損傷,出現變硬、變黑、變脆。變質。

更大的傷害,是文革期間,以夏鼐為首的考古學家被迫離開了崗位。已經打開的皇陵就那樣被擱置,大多數的珍貴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於自然條件下,迅速乾枯腐敗。萬曆皇帝的金絲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讓農民劈了當家具。萬曆和他兩個皇后的屍骨,更是被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

6、

無法知道是不是因果報應,吳晗響應號召「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而創作的《海瑞罷官》,竟然演變出中國歷史上最為駭人的十年浩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尖銳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

毛澤東更一針見血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966年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態:「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不久,毛澤東又在上海說,吳晗發表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居然不管不問。

1968年3月,吳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受盡折磨的吳晗在關押中死亡。死前頭髮被拔光,死後骨灰下落不明。

妻子袁震,這個引領吳晗棄學從政的女人,文革中也被關進了勞改隊,比吳晗早半年被迫害致死。袁震臨終前,對看管人員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吳晗一眼,均不被理睬。

都說讀史使人明智,可從吳晗後半生的荒唐行事來看,他歷史學家的頭銜真是徒有虛名。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青衣仙子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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