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將美國對中政策發生顛覆性逆轉的原因歸於戰狼群體的叫囂，太高估戰狼的作用了。美國的政策逆轉有其邏輯的必然性和原因的多重性，要因有三：
一是利益矛盾，主要體現於貿易和知識產權問題，南海問題；二是制度矛盾，包括民主制與黨主制、市場經濟與馬家市場經濟的衝突；三是意識形態矛盾，包括人本主義與物本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矛盾。這是世界觀、生命觀、價值觀之爭，道德標準和社會理想之爭。
中美雙方在國際上的很多爭執衝突，例如伊朗和小金朝問題、台灣和香港問題，都與意識形態及制度矛盾密切相關。
三大矛盾都具有深層性原則性，其中意識形態的矛盾最為根本。或說：
「2500年前的中國聖賢就主張：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是東方人的處世哲學，至今仍給世人以啟迪。美國人民也歷來把平等、包容、多元作為不懈追求。這個世界不應非黑即白，制度差異也不應導致零和。中國不會也不可能變成另一個美國。正確的態度是，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借鑑、相互成就。」
東海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但邪惡具有危害性；道並行而不相悖，邪道與正道相悖而不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善惡正邪不可能平等，極權主義最不平等。包容不是對極權主義和罪惡的包容，極權主義自己就最不包容，有何資格奢談包容？文明可以多元，世界應該多元，但極權主義不是其中的一元。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之間，不可能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借鑑、相互成就。
中美的意識形態矛盾，構成了相互嚴重的價值危害和安全威脅。中方以美西文明為敵，稱之為「境外敵對勢力」，強調「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方同樣認為，馬家意識形態及其政治經濟制度，不僅不符美方利益，而且對美國的價值安全、文明安全和國家安全都具有威脅性。
故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在意識形態層面對中方的演變。只不過，原來試圖從經濟領域入手，以達到演變的目的。和平演變無疑代價較小或最小。美方原以為，只要支持中國加入wto，讓中國產生一定數量的資產階級，中國就會走上民主化道路。期間，不少美國政治、經濟精英也與中方產生了利益糾葛，甚至被利益收買，但沒有改變美國的整體戰略。
而今美國和平演變無望，還要忍受各種違約、侮辱和惡毒攻擊，自然惱羞成怒。戰狼的作用是表層的，只是讓矛盾爆發來更早更猛烈。
論表層作用，疫情比戰狼更大。如果沒有疫情，中美矛盾激化或許還能延後。而今矛盾激化的程度已經超過美蘇冷戰。當時里根對蘇聯提出來的方針是「信任但要核實」，而今蓬佩奧對中方提出來的方針是「不信任並且核實」。
從根本上說，中美矛盾也是中西矛盾、乃至中方與世界的矛盾。對於中方，美國朝野各界的敵意，已經凝聚成牢不可破的共識和國家意志。美國與西方乃至全球共識亦將勢不可擋地達成，全球圍堵中方的局面即將形成，世界秩序的巨變時刻近在眼前。
中方以弱敵強，以一敵百，處於極端下方，屬於絕對弱勢。不僅經濟、金融、科技、軍事等硬實力絕對弱勢，思想、理論和道義等軟實力更是絕對弱勢，意識形態和道義形象都已破產。
意識形態和制度矛盾，不僅限於國際，而且深植國內。三界和朝野嚴重匱乏基本共識，對馬學馬制的共識基本喪失，強力捏合、表面維持而已。馬學馬制既不符合美西國家的利益，更不符合吾民吾國的利益。特權階級與弱勢群體的利益矛盾持之以久，日益深化激化。
如何化解國際國內三大矛盾？有兩個辦法。一是西化，即自由化民主化，融入西方文明，次優選擇也；二是儒化，在新的歷史平台上恢復中華文明，在仁本主義導向下，開出與時偕宜的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新禮制將吸收上古禪讓制、歷代君主制、美西民主制的精華而融合之。這是最佳辦法，最上策。
儒化，是讓儒學憲法化，讓馬學諸子化，進而化馬幫為儒黨，化馬邦為中華，同時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全面改變，友愛美西現代文化和文明，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在國際上，除了友美，還應親歐、善日、近以、防俄、遠伊、滅金。
儒化，意味着以王道禮制仁政義刑重建政治道德，內重新取信於眾民，外重新取信於諸國，。美西的文化和文明是人本主義主導的，未必能夠很快理解仁本主義政治的美好優越，但不至於反感。
以上就理論而言，中美三大矛盾可以化解，但實際上很難，蓋馬家邪徑依賴嚴重，幾乎沒有儒化西化的實踐可能，沒有化解矛盾、爭取新生的內力和能力。而且歷史的機會轉瞬即逝，一旦錯過就是永遠，只怕而今已經錯過也。
202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