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國家歷來具有進行學術歸納的傳統，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古希臘的柏拉圖、十八世紀法國的盧梭、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都對教育方法做了科學的歸納，指出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孩子的品德和科學思維能力，而不是向他們機械地灌輸各種各樣的知識。胡適在美國的哲學導師杜威，就是一個著名的教育家。正因為這些年輕人在國外接受了良好的科學思維訓練，才可能有後來璀璨奪目的學術光輝！這種教育思想與中共國「學而優則仕」（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讀書做官論）的傳統教育思想相比，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了！如果這些年輕人沒有出國留學，而是留在國內接受傳統文化的教育，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令後世仰慕的大師！可見，年輕人有沒有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其人生將會有天壤之別！但是這種教學方法上的科學性，會受到先入為主思維方法的頑固抵抗，特別是年輕人喪失了問題意識以後，會大大削弱科學教學方法的效果。所以，我認為必須在中學時期就注重學生科學思維能力的培養，等到中學畢業以後人的思維方法就會固化，那個時候再來扭轉就太難了，這個特點非常類似於對6歲以前兒童在生活習慣上的培養。
中外學校在教學上的差異
難道是我們中共國人不夠勤奮嗎？不是！眾所周知，中共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非常低，一心只想着掙錢，節假日加班也毫無怨言，我們可以把孩子留在農村不顧而外出掙錢，我們可以「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進醫院」堅持工作，以至於西方人完全不理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拼命地工作！難道是我們中共國人不夠聰明嗎？也不是！我們中共國學生掌握的知識從來都受到西方人嘖嘖稱讚。去過歐美國家的人往往有這樣的體驗，你在商店買了65美元的東西，如果你拿出一張100美元面額的鈔票給收銀台的服務員，他們通常會拿10美元的鈔票在你65美元的基礎上一張一張地往上加：75、85、95，加到95美元後，再拿1美元的鈔票一張一張往上加：96、97、98、99、100，加完後把這堆錢往你面前一推，他們就是這樣找錢給顧客的！在我們中共國人看來他們實在是太笨了！在中共國，只要讀過小學的人都可以通過心算脫口而出的這個「35美元」，對歐美普通人來說似乎如此困難！中共國人的聰明也反映在托福和GRE等赴美留學考試上，歐美國家的大學在錄取新生時，中共國學生的入學分數比其他國家要高出很大一截！中共國學生在國際奧林匹克學科競賽中屢屢摘金奪銀，美國華人在全美人口比例中僅佔1.2%，但在「英特爾獎」、「總統學者獎」等中學生大獎中，獲獎比例通常超過20%，這充分說明中共國人的智慧是相當發達的。
既然我們中共國人這麼勤勞、這麼聰明，我們的基礎教育又那麼好，為什麼我們國家在學術上和科技上卻會如此落後呢？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經過深入研究，我發現除了前面提到的社會責任感以外，我們的教育方法也存在問題。中共國教育與西方國家有兩個明顯的差異：一是，我們的教育是灌輸式的，學生很少有和老師互動的機會。這種灌輸式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儘可能多地掌握知識，考試也因此變成了記憶力的比拼，誰的記憶力好，誰就可以在考試里拿高分。（連結視頻：誰打響了第一槍？）與我們不同的是，西方國家的學校不這樣教孩子，他們的課堂是討論式的，老師的作用是啟發學生思考問題。
法國：在學習歷史課有關法國大革命一節時，老師不會要求學生對時間、地點、人物死記硬背，而是會向學生提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這次大革命，今天的法國將會是什麼樣子？」
日本：學生在學到中日甲午戰爭這一節時，老師給學生出的題目是：「如果你生活在那個時代，你有什麼辦法避免戰爭的爆發？」
以色列：家長從來不問孩子今天你考了多少分，但他們永遠會問孩子這樣一個問題：「今天你向老師提了一個什麼好問題呀？」
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們學習中日甲午戰爭這節歷史課時，老師強調的是要學生牢記日本人的罪惡，等中共國強大以後，找日本人報仇雪恨。
如果我們把中共國的教學方法稱為灌輸式教學的話，我們也可以把西方國家的教學方法稱為交流式教學。人和人之間的語言互動有四種形式，不同的形式會帶來不同的效果：1.灌輸，類似政府召開的報告會，領導在上面講，群眾在下面聽。報告會的目的是讓聽眾清楚領導的想法，以便會後按照領導的想法去做事，領導不需要知道聽眾有什麼不同意見，聽眾在報告會上向領導提問是不受歡迎的行為；2.吵架，目的不是從對方獲取信息，也不是爭取對方的諒解以消除誤會，而是用各種各樣的手段（造謠、栽贓、誣陷、醜化）攻擊對方，使對方的血壓升高，盡最大的可能給對方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3.辯論，目的是讓自己的主張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和採納，如戰國時期商鞅和甘龍、杜摯關於秦國變法必要性的辯論。辯論需要有第三方作裁判，勝負不由辯論當事人決定，而是由作為裁判的第三方決定，商鞅變法這次辯論的裁判就是秦國國王秦孝公；4.交流，交流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目的是把一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搞清楚。有效的交流要求參與者具有一定的素質，既要有聽別人表達的耐心，也要有向別人清楚表達自己觀點的耐心，要尊重別人，也要遵守規則，不要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講，也不要隨便打斷別人的發言。兩個人交流時規則可以寬鬆一點，如果有很多參與者，就應該嚴格遵守羅伯特議事規則。所以，通過交流式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在遵守社會規則方面普遍具有較高的自覺性。
教學不能採用吵架的方式，只能採用另外的三種，其中灌輸和交流為常用，辯論因為很容易把人導向以取勝為目的詭辯，背離追求真理的教學目標，所以只能作為輔助方法偶爾用之。對於知識的傳播效率來說，灌輸要比交流來得快，但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它會使聽眾逐漸失去主動性和好奇心，養成懶惰的習慣。交流雖然在知識的傳播方面效率低一點，但是它能讓參與者長期保持主動性和好奇心，培養學生積極思考的習慣，使人對學到的知識印象深刻，有助於知識的靈活運用。西方國家普遍採用的是交流式教學法，中共國一直採用的是灌輸式教學法，這就是不同的地方。千萬不要小看中外之間在教學上存在的這個小小的差異，它對孩子將來養成的思維習慣的影響是巨大的！灌輸式教學會逐漸熄滅孩子的好奇心，使孩子越來越失去探索精神。我認為這就是中共國人為什麼離開學校以後，很少有人能夠在工作之餘繼續讀書的原因，因為灌輸式教育讓我們大多數人覺得讀書是一件苦差事，在學校讀書已屬迫不得已，離開學校就是從這件苦差事中獲得了解放，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還有誰會去自討苦吃呢？網絡上流傳着一個未經證實的讀書量統計，這個統計說日本人年均讀書40本，德國人年均讀書47本，以色列人年均讀書64本。據報道，2018年中共國全國圖書零售市場整體規模894億元，同比增長11.3%，當年全國總人口是13.9億，人均消費圖書64.32元，按2018年圖書的價格，只相當於1.5本書。如果考慮電子書，人均年讀書量會稍高一點。中共國人這麼討厭讀書，我認為和學生時代灌輸式教育給人造成的恐懼有直接的關係！這個恐懼完全抵消了中共國人勤勞的優點。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的教育存在的另一個差異是學生的知識視野不夠開闊。中共國學生的知識雖然十分豐富，但主要是數理化方面的知識，人文知識方面卻是相當貧乏的。我們都說民國時期中共國產生了一大批學術大師，他們的學術成就至今無人超越。既然如此，我想問的是，今天有幾個人讀過嚴復、讀過蔡元培、讀過梁啓超、讀過胡適、讀過梁漱溟、讀過錢穆這些思想巨星的著作？以前我讀書的時候，課本里還有魯迅的文章，不過聽說現在連魯迅的文章也從課本里撤掉了。人類進步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才能取得切實的進步，如果連巨人的肩膀都不讓我們的孩子碰，我們的孩子怎麼能夠成長？孩子不能成長，我們的國家又怎麼能夠進步？也許，我們主管教育的領導出於好心，認為現在國情不同了，民國時候的書籍雖然出自大師之手也難免有錯誤之處，為了孩子的健康成長，我們不能讓孩子接觸錯誤的思想，必須挑選百分之百正確的文章給孩子學習。這種想法雖然出於好意，但我認為是不可取的，因為人的思維能力只有通過與錯誤思想不斷交鋒才能得到鍛煉和提高，不讓孩子廣泛接觸各種思想，就會使他們的知識視野變得十分狹窄，這會給他們的思維能力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句話雖然出自封建帝王李世民之口，但它卻是一個人能不能進行科學思維的必要條件。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名著之所以成為名著，就是因為其核心思想的正確性和先進性是經過了實踐檢驗的，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遺憾的是，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的中學沒有把經典名著、尤其是世界經典名著列為教學內容，而西方國家中學的語文課，學習的全是世界經典名著的內容。美國教育學家杜威說，我們的經驗有很多是間接的，如果不藉助這些間接經驗，我們的思想將不得不停留在野蠻人的經驗水平上。不讓我們的孩子接觸人類先進思想的教育，就是阻絕了孩子們獲得人類先進的間接經驗的途徑，在世界各民族的激烈競爭中，我們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我想，中共國的教育改革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說中學是培養孩子科學思維的黃金時期？
人的生理和智力的發育是分階段的，青春期以前生理的發育快於精神的發育，所以，教育家們普遍主張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循序漸進、由易到難對孩子實施教育。對6歲以前的學齡前兒童，因為新陳代謝旺盛，孩子非常喜歡活動，所以要關心孩子的安全和運動能力方面的成長。在智力方面，不必刻意追求，只要讓他/她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就行了，比如，讓他/她養成按時吃飯、按時睡覺、不懼怕黑夜、一個人睡覺、不無理要求玩具、和小朋友分享玩具、禮貌待人、遵守公共秩序的習慣就可以了，因為這個時期孩子的主要學習內容就是逐漸掌握支配自己身體的技巧，以及如何適應社會生活。羅素認為，如果6歲以前沒有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將來要用一生的時間來糾正。兩歲以後最好將孩子送進幼兒園，因為孩子在幼兒園裏獲得的集體生活能力是在家裏無法獲得的。有條件的地方應該儘量讓幼兒學習外語，因為幼兒的語言學習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強的，即使同時學習幾門外語都沒有困難，孩子是不會混淆的，他/她會和不同的對象用不同的語言說話。
7到12歲的孩子處於小學階段，他們的智力一天比一天進步，但還不能理解比較複雜的道理，所以小學階段的教育應以培養孩子的讀寫能力為主。四則運算對一般兒童來說都屬於噩夢，切不可責備孩子，隨着孩子年齡的不斷增加，學習能力會逐漸增強。羅素自己小學時候就為背不了乘法口訣而大哭，但他最後還是成為了數學家。羅素還認為，在小學的後期，也就是趕在孩子青春期以前應該對孩子開展性教育，應該讓孩子感覺性就像吃飯一樣是一件正當的、平常的事，只不過要告訴孩子，性愛會產生和吃飯不同的後果，所以一個人在有能力自己撫養孩子之前不應該有性行為。如果家長對性表現得神神秘秘，或者一提到性就表現出一種骯髒、醜惡的情緒，反而會愈加激發孩子的好奇心，等到青春期到來的時候，生理的變化會促使孩子產生不健康的幻想。
中學時期人的生理和智力發育都趨於成熟，是一個人形成科學思維方法的關鍵時期。成熟是什麼意思？就是到達頂點並且往後就開始固化的意思。所以，人在這個時期形成的思維習慣以後是很難改變的，並且這個時期形成的觀念在以後的人生中往往會被當作理所當然的公理而不假思索地使用。如果這種「公理」是正確的還好，如果不幸是錯誤的，那就要耽誤人的一生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評論波旁王朝1824年登基的國王查理十世（上位前叫阿圖瓦伯爵）時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著名的話：「我們在歷史中見過不少領導人，他的知識結構、文化水平、政治判斷力和價值選擇，會停留在青少年時期的某一個階段。然後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發生多少變化，他都表現為某一時刻的殭屍。如果某個機緣讓他上了大位他一定會從他智力、知識發展過程中停止的那個時刻尋找資源，構造他的政治理念、價值選擇和治國方略。這種人的性格一般都執拗、偏執，並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為他捍衛了某種價值，能開闢國家民族發展的新方向。其實，他們往往穿着古代的戲裝，卻在現代社會舞台上表演，像墳墓中的幽靈突然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靈，他卻以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選擇的理念，推行的政策，無一不是發霉的舊貨。」查理十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受害者。由此可見，中學教育對人的一生的影響是何其重大！所以，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是培養孩子的科學思維能力，而這種能力必須建立在廣闊視野的基礎之上。事物是複雜的，而人的認識總是從片面開始的，是一個從片面到全面的過程，如果這個過程受到阻礙，就容易導致認識錯誤，避免這種錯誤的方法就是教會孩子從多個角度去觀察事物。有個寓言說明了從多個角度觀察事物的重要性：兩個相向而行的人，對立在他們中間的一塊石碑發生了爭執，一個說碑是白的，另一個說碑是黑的，兩個人爭執不下。這時又來了一個人，叫他們都站到對方的位置看看。結果兩個人發現，這塊碑一面是白的，另一面是黑的。我一直強調中學生閱讀經典名著的重要性，就是希望拓寬他們的視野，讓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就學會站在全人類的高度來思考問題。按照美國教育學家杜威的看法，人天生就對人類的公共事務不感興趣，完全是教育的引導才使人對它產生興趣的。我認為杜威的這個研究結論恰好解釋了我們今天的中共國人不關心公共事務的原因，哪怕明天天就要塌下來也不願耽誤了今天的這場麻將！很多人就這樣白白地浪費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學術大師和諾貝爾獎不是靠打麻將打來的，他們的著作無不充滿了對人類社會的真切關懷！大師和諾貝爾獎的榮譽絕不可能頒發給全部心思只知道圍着自己那一畝三分地轉的人，只會頒發給那些對人類的公共福祉孜孜以求並做出傑出貢獻的優秀分子，若非如此，人類社會就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更不要說繁榮昌盛了！我們今天的中共國人之所以普遍不關心公共事務，就是因為青少年時期沒有人培養我們這方面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