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9年，永昌元年九月，檢校納言魏玄同被酷吏周興告密。
武則天勒令其在家中自盡，由監刑御史房濟現場監督執行。
該月十五日，魏玄同決定執行自己的死亡。房濟素來欽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勸告道：「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證。」——你老人家可以提出來，說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見（武則天幾乎召見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當面辯解、自證清白的機會。
魏玄同拒絕了房濟的好意，他說：
「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
被人殺死，被歲月殺死，沒什麼區別。我魏玄同豈能做一個告密之人。
構陷與殺戮當道，堅持不做告密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暗無天日的時代，始於五年之前，也就是公元684年。那年春天某日，「有飛騎十餘人」在洛陽坊間飲酒，其中一人於醉中發牢騷，說早知道支持太后並無額外的賞賜，當初還不如支持李顯（年初，李顯被武則天廢去帝位）。酒未喝完，眾人已被羽林衛捕獲，發牢騷者處斬，同飲者以知情不報之罪絞殺，舉報者賜官五品。司馬光說，武則天時代的告密，「自此興矣」。
隨之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全民告密之風。史載，武則天「疑天下人多圖己」，疑心天下人皆是自己的反對者，「乃盛開告密之門」，鼓勵天下之人告密：
「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峰起，人皆重足屏息。」
大意是：任何官員都不許盤問告密者，還要給他們準備馬匹，按五品官的標準供給飲食（唐代五品官的飲食標準，是每日細米兩升、面兩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並負責將他們安全送到武則天跟前。即便告密者是農民和樵夫，也不例外。告密的內容，若符合武則天心意，可以越級升官；若有不實，也不會懲罰。於是乎，大告密時代啟動，人心惶惶到了不敢邁步、不敢呼吸的地步。
大告密時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為它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懼。武則天很清楚，只有無廉恥者，才能源源不斷為她供給顫慄的暴行，讓天下之人攝於膽戰心驚而陷入思想與行為的自我審查。
所以，她重用的酷吏侯思止、來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貧懶不治業」，淪落到給人做家奴，大告密時代一開啟，就飛奔入京誣告本州刺史勾結李唐宗室謀反。來俊臣的親爹與養父都是賭徒，他成年後終日遊手好閒、為非作歹，是大告密時代將他從牢獄中「解放」了出來（他在獄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地方官府不敢阻攔）。在「武周革命」當中，這些地痞流氓，是武則天最信任的時代先鋒。
風潮所及，許多人的行為出現了扭曲。
西京留守劉仁軌素有「勁直之風」，卻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以84歲高齡，舉報了一位叫做姜嗣宗的年輕郎將。舉報的內容是：（1）郎將與自己聊天時，說了許多皇帝如何聖明的話，卻隻字未提太后武則天；（2）郎將還說自己早看出前任宰相裴炎居心叵測，裴炎被誅殺實在罪有應得。
這本是些再尋常不過的言語。郎將在皇帝身邊任職，出於忠君的立場，自是該多說皇帝好；年輕人聊時局吹幾句牛，炫耀一下自己的眼光，更是不值一提。但在恐怖的大告密時代，劉仁軌不敢將這些話當成尋常言語。他將這些話寫進密封的奏摺，請不知情的姜嗣宗將其帶回洛陽，交給武則天。姜嗣宗頭天回到洛陽，轉呈了密摺，第二天就被抓了起來嚴刑拷問。
很顯然，劉仁軌在害怕那無所不在的告密者。而他最害怕的，是那從洛陽來的郎將，有可能正是武則天派來試探自己的暗樁。不管是與不是，他都不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險，舉報姜郎將是「最優選擇」；至於姜郎將的命運會怎樣，他管不了許多。
公元686年，大告密時代開啟後的第三年，兵器專家魚保家也決定轉型了。他覺得自己已經看清楚了這個時代；自己的設計天賦，必須用在更有前途的事業上。
魚保家設計了一種「銅匭」，獻給了未來的女皇。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做東南西北四格；東面的青色格子供人歌功頌德求取功名；南面的紅色格子供人對朝政提出批評；西面的白色格子接受有冤情者上訴；北面的黑色格子，功能是「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簡而言之，它是一座意見箱，也是一件鼓勵告密的利器。
未來的女皇很滿意這件作品，下令將之安放在了朝堂之上。她要的，是眾人面對「銅匭」時的戰戰兢兢。
但魚保家沒有迎來他預期中的前途。因為「銅匭」中很快就出現了一封針對他的告密信。信中說，他這個兵器專家，曾經給叛軍徐敬業設計過兵器。不需要查證，甚至也不需要正式的審判，魚保家被直接交給了酷吏索元禮。索元禮這個胡人在唐王朝無根無基，他全部的榮華富貴，都繫於武則天一身。為了配合大告密時代，他兢兢業業發明了許多慘絕人寰的刑具，其中有一種鐵帽子，可以套在頭顱之上，帽子上多處位置有口，供往裏打入木橛子。索元禮剛拿出鐵帽子，魚保家就放棄了所有的辯護「主動認罪」，他只求速死。
發明斷頭台的人，死於自己的斷頭台；發明銅匭的魚保家，也死於自己的銅匭。對武則天而言，銅匭是有用的，魚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們能帶來恐懼，恐懼能帶來自我審查；但活着的魚保家沒什麼用。這是魚保家想要加入大告密的合唱、卻被大告密時代吞噬的主因。
公元689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則天一手構築的黑暗時代。他以一句「豈能作告密人邪！」，托住了這個時代的文明底線，沒有讓它墮落成百分百的非人間。
一如前代人夏侯勝，在公元前72年公開反對給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漢武帝「立廟樂」，在朝堂上公開責備劉徹的統治窮奢極欲、耗盡民力、百姓流離，半數之人死於非命，絲毫「無德澤於民」。
也一如後代人錢唐、游義生與孫芝，他們冒着被朱重八誅身滅族的危險，公開反對他對《孟子》的無恥刪節，拒絕使用閹割版的《孟子節文》來教育學生。
這些在風雨如晦之中，為時代托底的人，不該被時代遺忘。更不該遭到時代的侮辱與謾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