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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舒吉:反共的人不一定都可以引為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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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老愛把漢人居多的中共統治者與維吾爾人等少數族群之間歷史上的壓迫與被壓迫的矛盾,隨意歸結、放大為漢人這一相對強勢的族群與維吾爾人等少數族群之間的民族矛盾,這客觀上是在為中共統治集團開脫罪責。事實上,中共統治集團里維吾爾人等少數族群中也佔有不少人,而中共統治集團中的漢官從不維護普通漢人的根本利益,它們其實是蘇俄的代理人,被大眾稱為「黃俄」。

前些天有人在某法律人群里說到:設在美國的世維會負責人伊利夏提不屑於和漢人稱兄道弟,認為彼此體貌特徵差異太大,還說新疆是中共尤其是漢人強加給他們維吾爾人的侮辱性詞語。說到伊利夏提相關言論的這位朋友很擔心東突獨立運動成功後漢人在西域不僅投資會打水漂,生命都很難保住。有人接茬兒說了一些漢人是劣等民族,活該挨收拾;中國各地尤其是邊疆最好都獨立了才有希望民主化,並流露出自己所在的族群比漢人優越,而漢人還不如黑人,對疆獨藏獨蒙獨等都應該無條件支持的觀點。在某法律人群里出現漢人劣等民族論,令人驚詫不已。

有關族群、宗教、統獨等問題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很難簡單地用一句兩句話去說清楚。有些人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老愛把漢人居多的中共統治者與維吾爾人等少數族群之間歷史上的壓迫與被壓迫的矛盾,隨意歸結、放大為漢人這一相對強勢的族群與維吾爾人等少數族群之間的民族矛盾,這客觀上是在為中共統治集團開脫罪責。事實上,中共統治集團里維吾爾人等少數族群中也佔有不少人,而中共統治集團中的漢官從不維護普通漢人的根本利益,它們其實是蘇俄的代理人,被大眾稱為「黃俄」。

就像有的人整體上否黑人,這是不對的,同樣現在有的人整體上否漢人,這也是不對的。白人也不是個個都優秀,包括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因此簡單地以膚色、種族等某些外在的特徵來談事,基本上就是無厘頭。起碼維權社運人士,特別是一些自認為很有代表性的人需要避免以上的錯誤認識,應當看到:不論哪個族群都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不存在誰是絕對的優,誰是絕對的劣的問題,否則就陷入了希特拉的優等民族論。

伊利夏提,我不想說他一貫曲解歷史,如果他只是一個東突獨立運動者,或許他對歷史的刻意解讀有他的特殊目的或者現實需要。重點是現實中他又動輒以學者面目出現,對大多數不了解西域歷史的人來說具有極大的迷惑性,他對整個西域歷史的解讀經常是東拉西扯、生搬硬套,發表的不少東西都令人匪夷所思。據說他是建設兵團出來的,曾經受過兵團的系統教育,也就是漢族學校而不是所謂民族學校畢業的(當然我了解的情況也不一定全對)。基於這樣的經歷,他對漢人的心理、思想、文化、人文狀況、社會生活等是比較了解的,可謂是「知漢派」,只是他給出的論斷大都很不客觀,經不起推敲,應該主要是基於他個人的政治利益考量。對這種「知漢派」,人們更應多觀察、多考證、多鑑別。

據我所知,最起碼在「伊犁將軍」設立之前,天山以北是沒有維吾爾人的,那裏是哈薩克人、蒙古人或者其他一些族群在活動。「伊犁將軍」設立以後,因屯墾的需要,第一批計劃遷6000戶,但實際上是到了1萬多戶。這往後維吾爾人越來人越多,天山以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北疆,才有了維吾爾人真正成建制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新疆」一詞是清朝平定天山南北以後的叫法,此前這裏更多時候被稱為「西域」,之所以叫「新疆」很大程度上是沿襲於大清。中共建政後,有人一度想改「新疆省」為「天山省或崑崙省」。歷史上中共為建政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是反國民政府的就予以認可、支持,正如早期的台獨人士大都得到中共的鼎力相助一樣。中共在建政前曾積極參與的所謂「三區革命」,就與當代東突獨立運動的形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我看來,東突運動發展到今天無論是「東突厥斯坦」,還是「東土耳其斯坦」很多時候就是後面某些人的政治噱頭,並不是一個歷史上的存在,也沒有曾經的法統。

我曾經批評過在海外多年的一個朋友,他跟東突運的一些頭面人物打得火熱,我認為他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東突運的某些頭目,在反共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反漢,他們對普通漢人是極為仇視的,某種意義上說反共是幌子,排漢或許才是他們的真實目的,這一點從迪化「7.5」事件某些人高喊「殺漢滅回」的口號也能看出端倪。拼命排斥甚至要整體消滅其他族群的人就不能成為中國民主化事業的同道,至少我們不能引他們為同道。如果他們做得過分的話,在尊重他們基本權利的同時,對他們的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和行為及其產生的危害,有條件的時候要公開指出,沒條件的時候也不能認可他們這樣的思想。

中國的族群政策,由於中共盲目地學前蘇聯,導致了更為嚴重的民族問題出現,它說要做到所謂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滿意,什麼兩個離不開或者是幾個離不開,其實中共一個也沒有做到,更沒有做好。客觀上中共的族群政策讓眾多普通漢人付出了更大的代價,漢人某些方面比少數民族活得更窩火更憋氣,所謂大漢族主義許多時候就是一個偽問題。中共用小恩小惠去收買所謂少數民族,尤其收買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並沒有換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更強的歸屬感,反而越是因實行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少數民族的差別化待遇,產生的離心性越強。我在所謂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生活過幾十年,這個問題恐怕要比很多人特別是長期在海外生活、一直沒辦法近距離接觸、了解中國的少數民族現實情況的人體會得更深。

解決中國的族群問題的前提應該是努力實現普遍的人權,而不是實行民族待遇差別化,應在充分考慮現實因素的前提下,兼顧歷史傳統,借鑑美國等國家強調公民身份、淡化族群色彩的經驗和做法,對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進行重構,至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樣不倫不類的設置及其行政區劃要做相應的調整。作為維權社運人士,無論是身在海內還是在海外,都不應當因為反共心切,就以一個破壞者的心態去談論族群、宗教問題。應立足於公民社會自身建設,着眼於促進長遠穩定的族群關係,為形成一個比較和平的局面去思考族群等問題,斷不可動輒煽動族群仇恨,讓問題變得更加極端,更加複雜。前蘇聯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因為實行差別化的民族自治政策,引發了狂熱的民族主義浪潮,最終導致民族分離主義蔓延,發生了民族之間的戰爭與屠殺,國家陷入了分裂,而南斯拉夫整個國家最終走向了解體。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值得我們很多人去深入地去研究、分析。這樣的歷史教訓我們需要吸取,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應避免重蹈這樣的覆轍,需要全力以赴地避免前南斯拉夫那種悲劇在中國大陸發生。因此不妨多向他人學習,比如在族群問題研究方面,原德先生研究所的張輝先生就頗有見地的,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值得我們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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