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公祭劉曉波-王康發言（2017年/網絡截圖）
王康是劉賓雁特意推薦給我的。大概一九八七年吧，一次劉賓雁忽然叫我去他家，那時他已被鄧小平開除黨籍，還威脅要「法辦」（投進監獄），可把我們一幫「自由化分子」急壞了，四處尋求律師的幫助，那個節骨眼上，賓雁只要來電話，我一溜煙跑得極快。到了金台路人民日報宿舍，賓雁指指坐在沙發上的一個人，跟我年紀相仿的（尚未蓄鬍），說「他從重慶來，自願來做我的秘書，你們認識認識吧。」他就是王康。
這些天我又從一本一九八八年的日記上，找到十一月三十日記載：
「今晚四川王康（曾做賓雁秘書）來，談得頗投機。」
只有這麼一句，談的什麼也忘了。
王康跟我同年。我們相識蔓延三十年，卻只有頭尾相見，中間的一大塊時間，互不通音訊，因為我在外面，他在裏面。所以能說的交往，也只有兩次，恰又跟兩位時代性人物有關，有點傳奇。話說那次他來我家聊天之後，我不記得再見過他，因為第二年就發生學潮，旋即屠殺，我從此流亡海外。以後三十年間，王康在裏面做什麼，我不曾聞訊，只聽說他搞了一個關於抗日戰爭的人物長卷，非常轟動，還去台灣展出過。同時也聽說，他在文化界非常活躍。
直到2006年底余英時教授榮獲克魯格獎，鄭義北明張羅一件事情，即中國學社同仁要送余先生一件賀禮，最後由王康在國內設計、製作，竟是一件銀盾，高17公分、寬10公分、厚1公分，配裝在漢磚基座上。所以我再跟王康相遇，又是因為余先生的緣故，雖然這第二次相遇，我們沒有謀面。
後來他終於也流亡出來，好像是2014年初夏，六四25周年，在華盛頓國會倒影池附近的晚會上，我看到王康出現了，留起了鬍鬚。
兩年後，我偶遇從北京來的周孝正，他說暫時住在王康那裏，並且告訴我，王康最近查出癌症，剛手術過，「人瘦得只剩幾十斤」。我於是開車帶上孝正去看王康，他已一頭白髮，鬍鬚也是白的。他說他正構思一幅巨畫，以《共產黨宣言》，加上十月革命一百年為題，叫着「審判馬克思」，畫面構圖，分為被告、法官、陪審、受難等八大群，說着又領我到地下室他的畫室去看草圖，齊牆高的白紙上已經畫滿人物，惟妙惟肖，這令我想起他的抗戰長卷。
我忽然對他說，你應該參考巨幅西洋油畫的構圖思路，如教堂壁畫，引入一點宗教意味，可能會多一點全球性、宇宙性。王康一向迷戀俄羅斯，而俄羅斯繪畫、音樂、小說中蘊含的宗教性，極為深沉，構成了所謂「俄羅斯悲愴」，說不定他的「長卷」意識，正是來自俄羅斯呢？
我又順便向王康談起患癌去世的傅偉勛教授，他確診後傾注全副心思著述一本「死亡學」《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獲得一種生死洞穿，坦然面對離世的大哉問。我在心裏祝願，王康若能忘情地投入他的第二幅長卷，或能戰勝癌症。王康一生被某種精神所困擾與激勵，那是一種屬於八十年代中國文人的特徵，來自生命力的躁動，成就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