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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企的「絕不減租」裸丑在中華民國土改減租面前

—國企絕不減租和三七五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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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中共國企的「絕不減租」和台灣的「三七五減租」,人們不難看出,武漢人乃至中國大陸全體民眾,不管是城市住宅、商業地產、還是農業用地,人們面臨的最終問題和當下麻煩的最後根源,其實就是一個土地擁有權、土地所有制的問題。

圖為2020年4月18日武漢的一個購物中心。

湖北武漢瘟疫的疫情減弱之後,中共迫切要求各公司、廠家復工,要求商家恢復營業。中南海的如意算盤是,只要恢復開工、營業,各項稅收就會源源不斷的進來,員工有工作有收入,人們會很快忘記武漢瘟疫的慘痛後果,淡化記憶,忘卻追究。他們會很可能在中共的欺騙宣傳下,把仍然未被繩之以法的瘟疫傳播的當事者、罪責人給忘記了,甚至在中共惡意渲染外國的疫情、中國的「成功」之際,開始對中共又一次感恩戴德、三呼萬歲、回歸「歲月靜好」的時光。

但讓中南海仍然坐立不安的,是很多中國百姓依然頭腦清醒,他們知道誰導致了這場瘟疫的緣起和全球擴散,他們在收集資料和證據,他們在向海外爆料、轉移資料,他們也認清了中共的真正面目,不再相信中共的宣傳。另外一些人,則是在工廠開工之後發現訂單沒了,或者第二次染病開始,或者工廠開工後立即再度關門,這些新近再度失業的人們,也是讓中共感到撓頭的不穩定因素。至於那些在瘟疫期間因為關門,沒有收入,被迫開門又沒有客流的商家、店主,他們在呼籲減租、免租的過程中,面對政府的打壓和業主的強硬,應該是徹底對中共政權感到失望的一群人。不光是在武漢,廣州海珠有十多萬湖北人在製衣廠上班和開店,受疫情影響生意冷清,海珠區多個村的商戶上街遊行,高喊「減租」,遭到當局軍警鎮壓。製衣廠和商戶要求減免三月房租,政府拒絕答覆。

最開始聽到商家要求減租、免租而遊行的時候,說老實話,當時的感覺是不甚理解。看到報導時,雖然對租戶同情,但對物業也覺得值得同情,他們的貸款怎麼辦?他們為什麼要業主免租金?難道業主不也是跟他們一樣,有抵押貸款要繳,有購物中心的公共空間的水電費要付,有各種各樣的管理人員、保安、清潔人員要付工資嗎?店主不交租金,因為自己沒有收入要破產,那業主他們怎麼辦,沒有租金收入不也是會破產嗎?再者,店家是私有企業,業主也是私營企業,要求減租、免租直接跟業主談就可以了,為什麼要跟政府呼籲?這是筆者當時的不解之處。

在美國和正常社會,如果一個購物中心的眾多店主集體遊行,要求減免租金,那可能沒有什麼意義,也不會得到社會和輿論的支持,因為這是店家和購物中心的業主之間的業務關係,與政府無關,也與納稅人無關。你們有合同在先,你不遵守合同了,不交租金,就可能被清理出去,除了押金被扣,還可能有罰款;如果你不合作,也自有執法機關和法庭伺候。所以,即使美國經濟因瘟疫滑坡,店家因沒有生意而停業或破產,我們沒有看到店家遊行、要求業主減租、免租的事發生。

但最近從中國傳出來的更詳細的資訊,表​​明中國武漢的這些遊行、請願的店家,他們的要求其實是完全正當的!並且,這些物業和業主,原來很多並不是私人企業、私營公司,而是中共的國有企業、國營企業!推特上的新聞說,在湖北武漢,商家們「最後都扛不住了,光谷的商戶幾乎全部退租了!」而究其原因,居然是「國企的物業就是牛逼,寧死不降租金!」

這裏的「光谷」或「中國光谷」,指的是武漢的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是中共首批國家高新區,2001年被原國家計委、科技部批准為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現在看來,原來這些在收取眾多商家、店面租金的,多是中共政府的物業,或地方政府開發的購物中心。如此看來,武漢商家、店家要求減租,是完全正當的。

說來說去,這就是個在大災難來臨之際,政府該怎麼辦,該怎麼樣幫助受害的商業企業、個人、弱勢團體的事。在正常國家,我們看到,政府都是在補貼民眾、補貼小企業,在動員大企業解囊相助。美國的補貼大家都知道,是最實際的真金白銀,中低收入以下,每人1200美元,每戶約3000美元;日本是每人10萬日元,也折合大約1000美元;台灣的補助雖然不到一千,但也相當於好幾百美元。唯獨中共國的所謂「補貼」,其實不補也罷,完全沒有現金,只有虛假的購物券。什麼是人民政府,什麼是民享、民有、民治的政府,一清二楚。

說到中國大陸的絕不減租,不由得讓人想起台灣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或者「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制度。這個許多大陸人可能不知道,但他們真的需要知道,也可能需要在後共產黨時期需要去效法。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是國民政府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的第一階段,是一種私有耕地的租用辦法。所謂的「三七五減租」,租期六年,地主在此期間不得終止租約,以保護佃農的權利。三七五減租其實源於大陸,是國民政府退到台灣之前在大陸實施的「二五減租」的翻版。中國各地當時佃農繳納給地主的佃租,一般採取「分益佃租」的方式,比例通常是收穫的一半(50%)。「二五減租」就是把原本給地主的佃租,從50%減少到25%,所以叫「二五減租」。在台灣的「三七五減租」更進一步,將佃租調為最高是37.5%,所以叫「三七五減租」,這是對地主收益的一個巨大的削減,對佃農收益的增加和保護。

日治時代的台灣,地小人稠,擁有超過四甲的土地就算是地主了,四甲的土地是大約四公頃,也就是大約60畝。地主權力很大,選擇承租佃農時條件苛刻,佃農也很辛苦。國民政府的陳誠要求地主不得強迫全繳,佃農只須繳交37.5%給地主,15%留下作種,其餘可以自用。這樣,極大的調動了佃農的積極性,促進了台灣農業的發展。三七五減租實施,受益農戶達到30萬戶,佔台灣農戶的接近一半。

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相當的巧妙,再加上1951年至1976年間實施的「公地放領」,將公有土地低息貸款賣給農民,改善了農村的地主和佃農的關係,也改善了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使台灣農業產值大幅提升,使自由民主的台灣成為可能。九期公地放領,總共放出14萬公頃的土地,受益28萬農戶。台灣的土地改革完全沒有中共所謂的「土改」的血腥和暴力,也沒有中共土改後的後遺症。

對比中共國企的「絕不減租」和台灣的「三七五減租」,人們不難看出,武漢人乃至中國大陸全體民眾,不管是城市住宅、商業地產、還是農業用地,人們面臨的最終問題和當下麻煩的最後根源,其實就是一個土地擁有權、土地所有制的問題。

中共當年血腥、罪惡的土地「公有化」,實質是共產黨權貴對中國人民財富的「私有化」,這才是今天武漢商家減租訴求難以實現的真正原因。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講席教授)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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