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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的自我批評者

—《共產主義黑皮書》亞洲的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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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正如共產黨政權統治下的很多時候一樣,對黨內活動分子的鎮壓留下了更多的痕迹,因為這些人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且他們的網路常常倖存下來。一些宿怨在數十年後才得到了結,受害最重的幹部總是那些與民眾關係最密切的人。他們的敵人,其中大多數是為中央機關工作,常常指控他們過分關注當地問題,這無疑導致他們在觀點上有所緩和,甚至可能導致他們質疑自己接到的命令。然而,這場衝突掩蓋了另一場衝突:地方活動分子經常來自農民中較富裕的階層和地主家庭,他們能識文斷字,是黨的核心之一;這些人支持共產主義,將其作為一種激進形式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來自中央的激進分子和來自正規軍的士兵,主要是從較低階層和社會邊緣群體中招募的,包括土匪、乞丐、遊方僧侶、僱傭兵,以及婦女中的妓女。早自1926年開始,毛澤東就打算讓這些群體的成員在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這些人能夠以極大的勇氣戰鬥。如果以正確的方式領導他們,他們將成為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1965年,他仍試圖給予他們認同。當時,他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描述自己是「一位年邁的僧侶,在星空下撐着一把滿是洞的傘向前走」。根據共產黨領導人的說法,其餘民眾對革命令人吃驚地消極和無動於衷,除少數堅定的反對者(其中許多人也是精英階層的成員)之外。這項評估包括「貧窮和半貧窮的農民」,他們構成了共產黨在農村的階級基礎。一旦來自中央的人成為幹部,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歸功於黨,並且經常渴望報復。在中央的支持下,他們傾向於選擇最激進的解決方案,例如,無論在何處,只要看來適當或必要,就除掉當地幹部。1946年以後,這成為對土地改革較血腥方面的一種很常見的反應。

1930年至1931年,有記錄的首次清洗摧毀了江西北部的東固根據地。在那裡,上面所描述的緊張局勢因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團)而加劇。這是一支與國民黨右翼有關的高度活躍的秘密警察部隊。它使共產黨員之間互相懷疑彼此叛黨。這些疑心的產生,是因為當地共產黨在幫會中發現了許多新成員。1927年,共產黨人發動了一場自認為意義重大的政變,期間連三點會(Three Dots society)的首領都入了黨。最初,許多地方幹部遭到處決。然後,清洗蔓延至紅軍自身,導致約2,000名士兵被肅清。一些幹部逃脫,並試圖挑起一場針對毛──「黨的皇帝」──的反抗。他們被邀請參加談判,遭到逮捕和殺害。第二軍中有一個分隊反叛;該軍全部被繳械,其軍官被處決。一年多來,迫害奪去了大批文職和軍職幹部的性命,造成數千人受害。包括創始人在內的19名最高級地方幹部中,有12人作為「反革命分子」被處決,5人被國民黨殺死,一人病死,最後一人完全放棄了革命並移居國外。

毛澤東在延安的早期,除掉根據地創始人──傳奇性的游擊隊戰士劉志丹,似乎符合相同的模式,揭示了一個毫無顧忌但有着大量馬基雅維利推理(Machiavellian reasoning)的中央機構。應負責任者似乎是與莫斯科結盟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王明。當時,他在領導層內還未被邊緣化,顯然想要控制劉的部隊。劉自信地接受了對他的逮捕,在酷刑折磨下拒絕承認任何事情。然後,其主要支持者們遭活埋。王明的對手之一周恩來讓劉獲得了自由,但由於他堅持保留領導自主權,被稱為「冥頑不化的右翼分子」。被送到前線後,他很快被殺,可能背部射進了一顆子彈。

1949年以前最有名的清洗,始於1942年6月對延安最優秀的共產黨知識分子的攻擊。正如毛15年後在全國範圍內再次所做的,他首先批准了為期兩個月的自由批評。然後,突然間,所有激進分子都被「邀請」在數千次會議上批鬥丁玲和王實味。丁玲此前被譴責為「男女法定平等的騙子」。王實味曾提倡藝術家的言論自由和創造性。丁挺不住,做出全面而公開的道歉並攻擊王。後者拒絕讓步。他被開除出黨,投入監獄,並於1947年暫時撤離延安期間被處決。1942年2月,知識分子向政客屈服的教條,由黨的主席在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予以宣揚,很快具有了法律效力。整風會議激增,直到人們開始屈服。

一位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評論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手段:黨的紀律是基於形式刻板得愚蠢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每個基層組織的主席決定誰將受到批評,以及出於什麼原因。一般來說,每次受攻擊的都是共產黨員。被告只有一項權利:懺悔其「錯誤」。如果他認為自己是無辜的或看起來悔改不夠,那麼攻擊就繼續進行。這是一次真正的心理訓練……我了解了一個悲劇性的現實。毛澤東稱之為道德凈化的殘酷的心理強制手段,在延安黨內創造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該地區一批數量不可忽略的黨內活動分子已經自殺、逃離或變得精神失常。整風手段是對「人人都應了解其他每個人的私密想法」這一原則的回應。這個卑劣可恥的指示掌控着每一次會議。個人私密的一切都要被不知廉恥地展示給公眾審查。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儀式下,每個人的想法、願望和行動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

1943年7月初,清洗恢復並擴大。這項「搶救運動」旨在保護人們免受自己隱藏的懷疑和不足的傷害。該運動的領導人是政治局委員康生。毛澤東已於1942年6月委任他領導新的總學習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監督「整改」。這個「黑影」,穿着黑色皮革,騎着黑馬,身邊總陪伴着一隻兇猛的黑狗。他接受過俄羅斯NKVD的培訓,在共產中國組織了首場「群眾運動」:批評和公開的自我批評;選擇性逮捕導致坦白,反過來導致更多的逮捕;公開羞辱;毆打;把毛主席思想提升到不可侵犯的信仰地位,即成為唯一可靠的參照標準。在一次會議期間,康生向全場觀眾示意並宣稱:「你們都是國民黨的特工……你們的再教育過程要持續很長的時間。」逮捕、折磨和死亡變得越來越常見,奪去了中央至少60名成員(其中一些人自殺)的性命,直到黨的領導層自身變得擔憂起來,儘管毛澤東聲稱「特務和頭上的毛髮一樣多」。8月15日之後,鎮壓的「非法手段」被禁止;10月9日,毛澤東做了那種180度的大轉彎(這後來成為他的標誌),宣稱:「我們不該殺任何人;許多人根本不該被逮捕。」然後,這場運動最終被停止。12月,康生本人被迫進行自我批評,並承認所有被捕者中僅10%是有罪的,死者應該被平反。從那時起,他的職業生涯一直停滯不前,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1944年4月,毛澤東本人現身高級幹部會議。他被迫道歉並向無辜的受害者鞠躬三次,之後被報以掌聲。他的自發性極端主義再次遇到了頑強抵抗。但對於那些經歷過1943年恐怖的人來說,對它的記憶依然不可磨滅。毛澤東損失了人氣,卻讓人們更加恐懼。

鎮壓手段變得越來越老練。對日本人和國民黨的戰爭見證了越來越多的恐怖主義屠殺。它們奪走了數千人的生命。儘管如此,暗殺被精心鎖定的個人仍變得越來越常見。正如幫派和幫會中的習慣做法一樣,目標往往是背叛者。據一位游擊隊頭目說,「我們殺了大量的叛徒,因此人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走革命的道路。」監獄系統擴大了,結果是處決不如以前常見了。1932年,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建​​立了勞改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曾是國民黨法律所期望建立的。從1939年開始,被判長期徒刑的囚犯被一種新型法院分配到勞動和生產中心。這些法院是為處理這些案件而設立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當局不希望以看似過於嚴酷的刑罰來疏遠民眾;他們希望利用龐大的在押勞動力;希望靠狡猾的再教育過程,把新投奔的人轉變為徹底的黨徒。這樣,甚至日本戰俘也可以整合到人民解放軍(PLA)——中共紅軍的後繼者中,被用於打蔣介石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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