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三八"婦女節，曖昧之處頗多，首先它由共產國際創始，也不過是一個"女工節"，我不知道今日的女權者認不認它，最奇怪的是，在共產黨大國的中國，有四億農婦沒有被這個西洋的節日所垂憐，所以談"三八"反而成了對農婦的諷刺。這篇文字，寫於九十年代，四年前為楊改蘭之死貼過一次，今日再貼。】
【作者按：楊改蘭抵死一拼的剛烈，居然叫寡廉鮮恥的中國為之一驚。艾曉明寫長文解讀這位烈婦，說她是"女性犧牲和母性神話的終結者"，誠哉斯言，不由得想起九十年代初我曾寫過的一篇舊文，完全相同的議題，而歲月流逝，中國女性的處境只怕是愈加艱險了。再貼此文，也算紀念楊改蘭。】
根據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推算，女性人口總數是四億九千餘萬人，占人口總數的48.48％；1987年的抽樣調查，女性已達五億。這個人口數字，在當時比一個印度或者比美國和前蘇聯加起來還要龐大，而其中有近四億人（79.9％）生活在前現代的中國農村，有兩億七千萬是育齡的，有一億八千萬是文盲。這些遠不準確的抽象數子所能給出的，只是諸如貧困、愚昧一類的模糊概念，對於描述她們的生存狀態，她們同社會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具體關係，卻不能提供任何信息。五億人對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和文明乃至整個人類的意義，處於如此含混的狀態，究竟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無能，還是這個最龐大的性別群體的極度弱勢？
中外研究者主要是女性研究者，近十幾年來從文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各種角度，嘗試去接進這個龐大模糊的身影，雖有盲人摸象，各得某一局部印象之嫌，但拼湊出來的一個輪廓卻已是駭人聽聞了。中國大陸五億婦女的社會地位、人口素質、生存狀態、精神意識，近半個世紀以來被各種論說、宣傳和意識形態宰製成徹頭徹尾的一個假象。
農婦：沒有分配意義的"女性生產力"
一個最初始的描述，似應從1949年以後中國婦女經濟身分的變異開始，因為這是一個生產分工、分配和繼承權的集中體現。從理論上說，在社會和家庭兩個領域之間，婦女參於"社會生產"的程度，會在家庭中對男子的權威構成挑戰而改變她們的地位。中國近代以來的一貫看法，傳統的農村婦女（特別是北方）不是生產性的，她們被排斥在農業生產之外，只從事無價值性的家務勞動（炊洗紡縫加餵養牲口），四九年以後的政權順延他們靠婦女作戰爭後勤的觀念，半強迫性地（以擺脫封建束縛為名）將婦女作為同等於男子的勞動力使用，從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大躍進，到六七十年代的"學大寨"，婦女被廣泛使用于田間農活（"花木蘭突擊隊"、"穆桂英煉鐵隊"、"鐵姑娘隊"），年勞動日曾高達250個，但所得工分只能記在男性戶主的名下。
因此，從國家到地區的統計資料都不能提供證據，來說明中國出現的一件破天荒大事：國家在農業上擁有一支沒有分配意義的龐大"女性生產力"，而一些西方研究者卻根據各種互不相關的新聞報導，懷疑官方統計資料隱瞞了婦女參與季節性農活的真相。直到1985年，一個西方研究者沃爾夫到中國在四個地區的調查後發現，女勞力在農業勞動中佔到59-88％，而男子僅佔11-64％，北方與南方並無明顯不同，關鍵之點是，婦女的勞動只限於一些沒有技能的體力活，而男子則壟斷着技能、技術和管理，因此可以認為，在中國農村，婦女成了正規的農民，而男子則為半個農民半個流動勞力的模式，而且，婦女的辛苦勞作幾乎沒有統計上的意義，也被排斥在流通（無法得到薪金支付）、法律合同（只能算在父親-丈夫的名下）和信息之外。這當然是改革以後的景觀，但卻顯示了一個更驚人的變化：自然經濟下最基本的農業生產，實際上是靠沒有直接分配權的幾億婦女完成的。極貧困的陝北榆林28個鄉鎮的調查資料顯示，男性勞力外出從事商品生產已達65％（青壯勞力達80％），剩下的男性都是老弱病殘，可見還被封在黃土高原上"面朝黃土，背靠青天，土裏刨食"的只剩女人，而這真正的農民——五萬多女勞力的外出只佔0.56％。
從夫居、男性繼承與溺女嬰
幾億農村婦女並未因她們經濟身分的劇變而提高地位，其原因很複雜，一個不必深究的淺顯因素，就是建立在居住方式和家族之上的中國傳統父系男權結構，並未因1949年以來的種種制度化，如以公社和生產隊重組農村結構而有絲毫觸動，廢除私有制也未對從夫居習俗（女兒出嫁便失去娘家的繼承權）和土地的男性繼承構成任何挑戰，只是變相為以男性人丁分配，從徵購、口糧到自留地，廢除公社制實行土地承包不過是徹底恢復了土地制度中的父系男權，女兒出嫁就失去土地，兒子取媳則得到土地，婦女離婚也失去土地。以土地為命根子的中國農民，對這種政策的直接反應，是在生育的性別選擇中毫不猶豫地剔除女性，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在農村又加劇了這種人為的性別淘汰，溺女嬰之風熾起。此事涉及所謂"國策"之聲譽，列為禁區，不准新聞和研究人員涉足，社會的一般了解，只知女嬰女童性別比例失調，而從公開渠道能獲得的資料，也只有1987年人口抽樣調查所顯示的女嬰死亡率高於男嬰，農村一歲女嬰佔總人口比例為47.15％(低於女性佔總人口的48.33％)，性別比為112.1比100，但熟知農村情形的人口學專家私下估計，被溺女嬰加上被強迫引流的"超生兒"，全國每年當以百萬計。
由土地制度和生育制度交相為烈的這場災難，不止是針對胎兒和嬰兒的，也是針對母親的。1979年在河南周口某地麥田裏發現一具孕婦屍體，那是一位躲避強迫流產的農婦。這件事被新華社記者作為河南計劃生育強迫命令太甚的典型事例捅到中央，河南當局則百般辯解，聲稱七千萬人的河南絕不允許人口增長率突破千分之六。此後，河南不斷發生農民因計劃生育而同幹部以死相拼的慘劇，而在全國各地農村，到處發生"孕婦大逃亡"，洞庭湖的蘆葦深處甚至出現"超生游擊隊"，來自大江南北的母親們領着"超生兒"以船為家。全國婦聯曾因農村強迫流產和溺女嬰的嚴重事態而向中央提出修改一胎化政策的請求，深得當時的總理趙紫陽的贊同，卻由於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劇烈反對而作罷，這個委員會的主任竟是中央政治局裏鳳毛麟角的一個女性委員。
"人梯"：弱勢、美德、無補償
社會，這個在女性主義視為父權男性中心的社會，將"人口再生產"的責任一次性地交付女性，卻在另一個同樣基本的領域——社會再生產中，又一腳踢開了女性這個龐大的利益團體。這個伴隨人類文明而生的普世性的不公平法則，從來沒有因為所謂的"文明進化""人類進步"而稍有改善，現代化對傳統百般否定，卻在這一點上繼承得極好。以取消性別差異為前提的中國大陸"性平等"，其虛假性恰好是隨着八十年代的開放而全面暴露，被掩蓋在全能主義制度之下的父權文化和男性中心結構都"浮出地表"，從農村的溺女嬰、童婚、換婚、拐賣婦女、強迫孕婦流產，到都市裏的離婚潮、大女難嫁、女工失業，以及橫跨城鄉的賣淫業的興起，在在顯示了大陸女性一但恢復性別身份，便要接受次等弱勢地位的空前難堪。
八十年代城鎮五千一百萬女工面臨同男性競爭而失去"鐵飯碗"的原因，其實是同農村四億女性一樣，來自因承擔"人口再生產"而鑄成的性別弱勢：生兒育女和極度消耗性的家務拖累所導致的個人素質（教育程度、專業技術和創造力）普遍低於男工。這是一支在1949-1979的三十年間同男人一樣被使用的工業生產力，成千上萬依然處在"男主外，女主內"之傳統家庭倫理覆蓋下的城市女性，被"走出家門鬧革命"的口號誘入一種她們未曾預計的雙重角色：職業崗位上的八小時和家庭"鍋台轉"及子女身上的無窮"隱性"消耗（三口之家每天家務可算出的所需時間是8.5小時），據東北兩大工業城市的調查，女工的職業和家務兩項勞動總和每天達12.1小時。
在雙重角色的超載中，被解釋為一種"美德"的女性犧牲是："一保丈夫，二保子女，第三才是自己"；而在一胎化政策逼出"小皇帝"風俗後，夫妻"二保一（子女）"之下女人便淪為"人梯"（報酬是封一塊"模範妻子"的牌坊）。上海市的調查，44％的女工認為"生活太單調"，62％同意"女人難以有成就"。可是當女人默認了劣勢之後，社會卻要她們承擔這劣勢的後果：一部分回家當"主婦階層"，一部分進入失業大軍。瀋陽和河北的調查反映，90％的女工反對回家，她們至少知道，在眼下中國靠單職工收入還無法維持家計的前提下，女人當"主婦"的結局，是徹底成為丈夫和兒女的奴婢。女性終於也懂得了要向社會討回對生育負擔者的補賞，但在中國的體制下，她們的唯一代言人又是屬於這個體制的婦女聯合會，它所能作的，無非是呼籲、討論和試點，而從姓資姓社已經無所適從的這個體制那裏，去同龐大的軍費、行政費用、各種補貼、特權和貪污浪費爭餅，為婦女切下一塊蛋糕來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放棄社會主義的虛假平等而接受資本主義的殘酷真實，使女人遭遇了極明顯的社會不公，讓西方各種女性論說——無論是自由主義的、文化主義的、激進主義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都在中國獲得驗證：階級壓迫不能涵蓋性別壓迫；家族制度是女性受壓迫之根源；私有財產和財產分配不均是婦女被壓迫之主因，等等。因改革開放而引起的多數涉及女性的社會問題，本質上都同女性承擔的"人口再生產"功能有關，而全社會性的急功進利——經濟成長社會發達（農村承包、城市企業消腫、壓縮就業），觀念變革個性解放(男人要求離婚自由、青年追求性解放)，以及為患最烈的人口膨脹困境（一胎化），全都要以犧牲女人去尋求出路。
秦香蓮：性別的歷史還原
在那種體制下，女性利益團體對男性主導的國家政策又能有多少干預呢？1980年新婚姻法實施所引發的離婚潮中，一群北京的離婚女性曾組成"秦香蓮上訪團"，將告狀信徑直遞到中南海的胡耀邦手裏，胡卻批示為了社會穩定，要婦女顧全大局，婦女聯合會也出面勸說這些"秦香蓮"接受離婚，六十幾件進入訴訟的離婚案，無一例外地以拒絕離婚的女方敗訴告終。鄭州一位敗訴的女子當堂服毒自殺身亡，娘家抬着她的靈柩示威，婦聯也替她訴冤，但都於事無補。
這次離婚潮第一次從體制中剝離出男性——"陳世美"，逼得女性也去找自己的歷史對應"秦香蓮"，這時人們發現這個體制竟也去找它的對應物"包青天"，並毫不留情地拿陳世美開鍘（監禁一批離婚男性），作為婚變受害者的女性的"報復主義"一度還得到體制的支持，卻絲毫沒有改善女性的弱勢地位。一場濺血的"陰陽大裂變"所完成的，只是一次性別的歷史還原，把源於五四的"女性解放感"一掃而光，由此激出女性意識的覺醒。
中國女性這種特殊的歷史境遇，是同傳統的男性中心結構，被劇烈的文化變遷和一場暴力革命天衣無縫地鑲嵌進曠古未有的一種體制中有關。這個體制吞食了整個社會，以絕對權威宰制性別制度，衍生出非常奇妙的"中國特色"：父權家族社會黨國化（"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階級"身份篡改和取代了"性別"身份，有性之人通通"中性化"（"不愛紅裝愛武裝"），婦女在這裏被社會化的實質，並非西方女權論者所指出的處於次等地位，而是這個性別團體從整個話語系統中被抽空，只剩下一個徹底"被解放"到了無性、無身的女人。
白毛女：無身無性的軀殼
非常奇妙的是，這番恐怖的改造是靠文學來完成的。在女性文學研究者的歷史視野里，傳統中國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一個由士大夫寄寓他們情懷與哀怨的"空洞能指"（香草美女、美女狐化），這是三綱人倫秩序所導致的，但五四新文化顛覆了這個秩序，在"弒父的一代"文化中，短暫的"五四新女性"仍不過是男性大師們（魯迅、茅盾）筆下的"男人的複製品"，或"一具承載男性慾望和淺薄快感的空洞軀殼"（丁玲）。
延安文學再次顛覆五四，以"大眾之神"重塑超越性別的"革命權威"，女性從此消亡。延安文學的經典之作『白毛女』留下了消亡的全部記錄，女性文學專家孟悅對此有精采的詮釋：這本是一個農村姑娘被富家人性強暴的故事，卻抽空了所有性別語言和性別壓迫的情節，只留下一個關於壓迫的空位，由階級鬥爭來填補，於是，一個姑娘的身體標記和性別處境都痕跡不留地被代換成"受壓迫階級"的象徵，性別壓迫的殘酷及其所能引起的同情，也一併被"階級壓迫"偷換而去，女性再次成為一具承載暴力革命合理性的空殼。於是，這個無身無性的軀殼，才可能在後來的歲月里，一再被體制以種種革命、建設、改革的理由任意利用和蹂躪。
因此，有別於西方女權論述的"中國婦女學"創始人李小江極聰明地作了這樣一番描述：一，中國婦女解放是一場革命而不是女權運動的結果，因而不可能走上西方女權運動的道路；二，中國婦女解放有"立法超前"性質，因而女性主體意識並未覺醒；三，婦女在這個社會裏被城鄉、腦力體力和職業分割成素質懸殊的農村婦女、城鎮女工和知識婦女三個層次，從貧困愚昧的群體到精神素質超越男性的個體，需分層研究。
當然，這種女性研究還不是女權運動，但它的本土化和不激進兩個特色，卻顯示了極高的智慧。這就是西方文化女性主義強調的女性所特有的直覺、調和與綜合能力。西方最政治化的女權運動，在中國卻是遠離現實政治，並在某種程度上還要藉助體制的力量（各級婦女聯合會）。在當下中國多事之秋如何保存女性主義於學術之中而不被政治風暴戕害，則需更高的智慧。1988年由於選舉竟使得最後一名女政治局委員（陳慕華）從中國的最高決策圈裏消失，此事引起的震盪使女性主義者本身也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力爭配額，另一派則認為，女性參政者自身女性意識薄弱，掌權後迎合男性，同女性劃清界限，這樣的落選並非壞事。她們主張不同男性玩"照顧性參政"，而着力於女性群體參政意識的覺醒，達到能力參政。
民主女神：一尊偶像同女性的關係
大陸政壇沒有女性的任何聲音，這個現實，並不因為1989年天安門曾豎起一尊女神像，並且是由一個女大學生掛帥同一群老光棍抗衡了震驚世界的五十六天而有絲毫改變。這早已不是性別話語，而進入政治學課題，這場政治危機，不妨說是中南海里六七個老頭兒組成的寡頭政治，強暴了中華民族一次。
假如真要寫一部中國當代女史的話，那裏是沒有一尊女神像的，而只有"失蹤者"，那是一部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製作人胡杰在片首自己出場說："五年前，我聽到了一個關於北京大學女學生，在上海提藍橋監獄裏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量勇烈的充滿人道激情的血書，最後被監獄秘密槍決的故事。這個女學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時，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整個中國大陸都停止了思想，並生活在謊言與恐怖之中，是這個女孩開始進行了獨立思考，在獄中，當她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情況下。她用發卡當筆，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牆上、在襯衣上書寫血的文章與詩歌。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
林昭殉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1968年，她的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在中國人只懂恐懼的時代，那時他們還沒學會冷漠。但從林昭被處死的上海龍華機場，到坦克履帶碾壓的北京長安街，中國依然黑暗，距離並不遙遠；可是林昭媽媽許憲民，到再也不肯沉默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國露出文明的晨曦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