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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裏，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鬱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里，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
運動過去以後，所里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裏。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裏的工作環境，最後覺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覆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里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到哪裏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係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了解什麼是催化劑，為什麼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麼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只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周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毛澤東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毛澤東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澤東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今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今大連海事大學)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麼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麼會是右派呢？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里剛剛幾個月，什麼情況都不了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儘自己所能儘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裏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製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煉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煉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煉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麼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鬆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他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麼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經驗告訴我，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麼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為什麼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製超聲波。組織上要掌握每個人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着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了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髮吹得一絲不亂，戴着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煙，躲到哪裏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鬆的環境裏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裏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是很奢侈了，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