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夫人當時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大連海運學院去教英文，可是她從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隨遇而安的態度。在我家裏，我和蕭光琰談話時，他夫人從來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問甄素輝，她總是就事論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從不多說。她非常愛丈夫，坦然地接受着現實。回國十年了，蕭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遠遠超過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靜靜地讓他傾吐，然後用女人的柔順和堅韌來安慰解脫。
她對蕭光琰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天氣驟然變冷時，她會變出一件毛衣，而蕭光琰就像聽話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覺得他們之間非常和諧溫馨。蕭光琰對夫人的關愛無處不在。他會先走一步去給夫人開門，進了門如果夫人要脫外衣，他馬上從後面把衣服拿好，出門前他會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撐開，幫夫人穿上。有西方「婦女先行」的君子風度。他和夫人說話也非常客氣，從來沒有中國男人對待「屋裏的」那種命令式。我看到這些，覺得很新鮮，也很欣賞。
蕭光琰和洛洛討論功課，做遊戲。洛洛很爭氣，從上學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候我家裏養了一盆君子蘭，正值盛開之際，洛洛的可愛激起了我的藝術靈感。我叫她坐在君子蘭前面，要給她照相。蕭光琰竟然認真地問六七歲的女兒，你說坐在花的旁邊好還是坐在花的後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邊，眼睛看着花，我給她照了一張我自己很滿意的藝術照，可惜在動亂中丟失了。前幾天，女兒打電話高興地說，無意中，她發現了一張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個小孩與洛洛的合影。洛洛舉着小手，樂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這個給蕭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勢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不僅永遠注重自己的儀表，家裏也佈置得極具藝術感。當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時，蕭光琰所有的歡樂越來越寄托在自己溫暖的小家裏，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他說有這麼可愛的女兒，有這麼漂亮溫順的妻子，還圖什麼呢？
兩極對話
我和蕭光琰的經歷、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觀點也不同，進行的常常是兩極對話。其實這些不同，開闊了我的眼界，向他學了很多東西。
他常說：工作和娛樂之間要有個平衡，只會工作，不講究一點娛樂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遺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對別人批判他愛打球、愛跳舞大惑不解，他問我人如果不會休息和娛樂，工作有什麼意義呢？工作不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休息和娛樂嗎？
那個年代，很多科技人員都想入團、入黨，一些研究人員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係，爭着做收拾衛生、打熱水之類的事，群眾的反映不錯。可蕭光琰不僅從來不做掃地清潔這些事，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的事。
我對他說：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得入鄉隨俗，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周圍的人，對下屬的科技人員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為了工作上的事發脾氣。脾氣倔強的人常常質地脆弱，願望達不到還毀了自己。要有點兒遇水則柔，遇鐵則鋼的韌性。有人覺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後做事就注意點群眾影響，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幫助清理衛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會很奇怪地問：為什麼？
蕭光琰的動手能力很強，為了試驗，他能自己吹出各種試驗用的精密玻璃儀器，還經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說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資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讓我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中國文化叫人隱諱的保護自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結」，「好漢不吃眼前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道理卻很難讓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蕭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觀念，對我來講也很生疏，很難解，有些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蕭光琰已經逐漸失去了自我，他也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了。那麼多人都說共產黨是對的，在這巨大的多數面前，他感到必須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覺得，怎麼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讓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獨立思考的個人，社會能發展嗎？科學家即使已經儘量感受和運用自由的力量，思維也還是在種種習慣的束縛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種框框，必須往東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嗎？
「拔白旗」運動更拉開了他和周圍人的距離。他不再輕易發表不同意見，改變了剛回國時，一有想不通的問題，就要打報告，要說清楚的態度。
現在想來，他經常對我訴說他對現實的不解和無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從我這裏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為一個基層領導，我已經習慣了和共產黨步調一致，對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讓環境儘量減少對他的傷害，讓他學會保護自己。可我們的私人友情無法改變大環境。我在承擔一個基層領導的責任，要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從不敢和他說得太深。這種有所保留的交往雖然溫熱過他因不斷的運動而灰冷的心，但卻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無法改變他的命運。有些時候，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可惜在那個時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錯誤，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說得對，也不敢給予大膽支持，潛意識當中，也在適應環境保護自己。所以直到現在，作為一個被蕭光琰真誠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被停職反省
即使我很謹慎，也沒保住自己，更沒保護好很多需要保護的知識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共產黨內被批判的對象。因為我的很多想法與那個時代不一致，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個人化的因素。
大躍進運動之後，從輕工業部調來了大連市委新書記。他的夫人原來是國家石油局的副局長，調到石油研究所任黨委副書記。我那時老是覺得自己水平不夠，心想從石油局來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來石油所，我就主動提出讓她擔任黨委書記，我擔任黨委副書記。科學院黨委經過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書記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獨得天下真理的樣子去教訓別人。知識分子不太吃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匯報，而老是來找我談。群眾對她的不滿，在她那裏就轉化成對我的不滿。她給我的工作設置障礙，甚至不讓我到北京去參加我應該出席的科學院的會議。
開始我還是很想遷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觀點不一致，我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被認為立場站在「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邊。她是一個堅定的左派。
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市委只好派統戰部的人來調查。統戰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異口同聲，認為責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為我說話。她繼續呆在石油所已經毫無意義，只好把她調走。我又恢復了正書記的職務。後來她連續換了幾次工作，都搞不好關係。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的走，其實已經為我自己種下了未來挨整的種子。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判以後，共產黨內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成了在劫難逃的被批判對象。大躍進之後，市場物品緊缺，貨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場買不到菜，回家說：外面到處是標語，搞除四害，搞六無六淨（已經不記得其定義），搞什麼六無六淨，大連市場的貨架子上才是六無六淨，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共產黨黨內的會上說了。
綜觀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鬥爭不力，妥協退讓，加上「六無六淨」的「右傾言論」，市委領導就把我定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連市委讓我停職反省，每天在家寫檢查。當時整我的勢頭很大，我心裏清楚這裏的內在起因：得罪了市委書記夫人。雖然心中無愧，失去工作，停職在家寫檢查，也還是有很大精神壓力。
在自己的不惑之年，無端挨整，使我對於「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態滋味，對蕭光琰和其他在運動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渦里，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是何等地無能為力！表面上每個人的批判都是從革命事業，共產黨的利益出發，其實政治清算背後，摻雜了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裝扮得大公無私來悄悄地獲得私利。
我被停職這段時間裏，沒再去打網球，和蕭光琰在一段時間裏就沒有了多少聯繫。
又見光明
當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報到省委以後，省里派人下來調查，發現實在是沒有什麼事實，下面的人都替我說話，所以就決定不給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約在家裏呆了半年以後，恢復了我的職務。這次停職反省，使本來個性不強的我變得更加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