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琰不僅經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習慣，有時還用酒精擦水果的皮進行消毒。這些事一經傳開，群眾中再加以渲染、誇張，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時所里偏重應用科學。蕭光琰覺得有些題目水平不高，便說有些題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測試工作。他對別人工作這種過於直率的評價，也讓一些科技人員感到不舒服。蕭光琰說話有時充滿書生氣，有時非常幽默。在那個火藥味很濃，大家都認真背口號的年代裏，他常常被人誤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饅頭，他就當成個科學問題來分析：有兩個因素決定饅頭是否能發好，一是溫度，二是壓力。都是用開水蒸饅頭，可能溫度沒問題，那問題就出在壓力上。於是他的解決辦法是：在籠屜里放一個壓力表，控制好壓力，饅頭肯定能蒸好。這其實是一個書生的玩笑，他從來也沒讓阿姨真在蒸籠里放壓力表。但他說的這些話變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時都是半夜做豆腐，為了新鮮，一大清早賣豆腐的就開始敲梆子叫賣。蕭光琰習慣晚上看書，常常睡得很晚，又經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聲吵醒，很懊惱，就開玩笑說，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買下來，這樣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大清早叫賣的不滿，他絕對不可能真去買豆腐，可話一傳出來，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蕭光琰喜歡跳舞。他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的「老幹部」太土了，就不僅教我打網球，還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說：你應該好好學跳舞，跳舞時既可以聽到優美的音樂，又可以活動身體。我那時很活躍，他一提到學跳舞，我也感興趣。那時到周末，大連市的一些領導幹部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館，那裏可以看電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禮堂里還有文藝節目。
蕭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對絕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廳，當他們夫婦一下場跳，很多人就會停下來看。那時候不管幹部當中，還是歸國知識分子中都有一些很會跳舞的，但是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這麼好的卻很少。據說當時高層的幹部，跳舞已經很風行，但在中層幹部中還剛剛開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蕭光琰看到我躍躍欲試的樣子，就說：你可以和我夫人學跳舞，沒關係，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為男女的步伐不同。
蕭光琰還說：你見面時或者告別時可以吻她，或者擁抱她。現在見多了，知道那不過是西方的禮節，可當時我認為很不可思議，從心裏知道他和我們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過是增加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內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國規範的實驗室管理方法引入自？的實驗室，則直接影響到他和周圍一些科技人員的關係。他對下面的科技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他曾說：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複不了。如果不能把實驗記錄寫好，就根本不要浪費這時間和試劑！失敗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複不了，這不是完全在作無用功嗎？
他要求任何試驗必須有可重複性，有明確的誤差範圍。有個人處理試驗結果時，在不同的坐標系裏把一個數據的位置畫錯了，蕭光琰馬上發現，並立即指出，不講情面。他說科研工作一定要嚴謹，有時很小的錯誤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他和我說，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鹼，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常常在給每個人挑毛病。這個瓶子要用蒸餾水沖洗，那個反應加試劑後要充分攪拌。結果組裏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緊張，因為他幾乎是永遠能發現操作不嚴格的問題。中國人講情面，他的做法讓很多人不適應。
蕭光琰打算回中國時，曾在美國收集了很多他認為有用的工具書。他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科技人員就是會利用圖書館的人。他經常去所里的圖書館，發現圖書館裏的書雖然不少，但多已過時，而他帶回來的書相對講更新更有價值，所以他決定把這些書交給圖書館，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享用到這些前沿知識。圖書館的人很高興，就說你把書拿來吧，我們會折價給你一些錢。這完全是客氣話，人家並沒有認為接受圖書還要給錢，當時有「中國特色」的表現應該是毅然決然地拒絕收錢，並表示貢獻給國家是最大的快樂。可他徑直說：你們看着辦吧，象徵性地給點就行。美國書非常貴，他當之無愧地接受了他認為是象徵性的回報。
因為蕭光琰捐獻的書和資料很多，結果用他捐的書又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人們可以更經常、更容易地去翻閱那些圖書資料，看到那麼多人去翻閱他帶來的書，蕭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對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蕭光琰所在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要遷到蘭州，那裏的條件當然遠不如大連。蕭光琰根本不認為要「哪裏艱苦哪安家」，而是「哪裏科研條件好，哪裏能搞我的催化劑，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連。所里研究以後同意蕭光琰留在大連。別人認為這是對他的照顧，他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有些科學家比較容易被公眾接受，被社會認同。也有好多科學家有些特定的素質和癖好，他們對化學結構的識別迅速、敏銳，但對人事關係卻遲鈍、木訥。蕭光琰屬於後者。他拒絕所有的空話和大話，也不想和不喜歡的人一起假笑。
當時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我們大化所。有人回憶：「與陳景潤同住在一個房間的轉業幹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煙抽。這件事把陳景潤嚇壞了，第二天他馬上向團總支書記劉宗海匯報，並指出怎麼可以不經本人同意，隨便拿別人的香煙抽呢？這是一種不道德和偷竊行為，請求組織上對此事嚴肅處理。」可以想像，陳景潤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
再受傷害
反右鬥爭、大躍進之後，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鬥爭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中他成了靶子，因為他從沒被信任過的回國動機，因為他嚴肅的工作態度，因為他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他這些有懈可擊的特點給每一個熱愛共產黨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學閥作風，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關係，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網球。有的大字報寫：你拿着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他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很多人認為他是小氣鬼，說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甚至說他是奸商。
蕭光琰氣壞了，他找到我說：我哪裏知道中國的規矩，不是等價，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徵性的收點錢，怎麼就成了奸商？在美國好朋友之間，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飯，都經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國人賣破爛不是也收錢嗎？怎麼我給圖書館真正有價值的書都不可以收錢？你想我在美國買了書，運到中國，送到圖書館，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這完全是象徵性的收錢，比我真正應該得的少多了。再說，當時我也沒說要錢，我怎麼知道他們一方面要給我錢，一方面希望我說不要錢呢？他們覺得我不該拿錢就不要問我。要給我錢，我同意了，怎麼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於情於理都不通啊。我很理解蕭光琰的心情，只能勸慰他想開些。我已經忘了和他具體的講些什麼，現在想來一定是些十分蒼白無力的話。因為群眾也沒什麼不對的，按當時黨的教育，從來沒有讓不同思想行為的人互相寬容。
蕭光琰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活報劇，使用侮辱性語言和動作，把蕭光琰搞成小丑模樣，把他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兒誇大並加以嘲笑。這種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他忍無可忍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可人們認為對資產階級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動。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
雖然各種運動不停，我和蕭光琰仍然一起打球，兩家仍然經常來往。各種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來越無所適從，剛回國時的熱情和自信漸漸消退。他和我講他的委屈，有時甚至流下眼淚。可貴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劑，不厭其煩地給我講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讓我共享他對催化劑開發和應用的設想。我從心裏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謹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護他。
真正給蕭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氣的是他的家。他有一個和睦家庭。他自己愛好廣泛，對夫人非常體貼。夫人甄素輝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氣質高雅，文靜寬厚。他們的女兒小洛洛胖乎乎的，一頭捲髮，聰明天真，又極有教養。那時候蕭光琰到我家，每次來都帶着他的夫人和寶貝女兒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幾歲，他們在一起總是玩兒得很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