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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最左省長王昭慘死 周恩來假仁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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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帶回青海批判,周恩來說:「你們把王昭帶回青海批鬥可以。但是,只能文鬥,不能武鬥;要燒而不焦,保證他的生命安全。」軍管會不敢不向中央報告,但謊說王昭住在醫院,經過多方搶救無效死亡。周恩來知道後,批評青海沒有按他的指示保護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這對於死者來說,已經毫無意義。

「王青天」青海糾「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書記高峰為首的領導班子,在經濟、文化非常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強制推行「大躍進」。在牧區,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一步走,向共產主義過渡,引起社會極大震動,使青海人民吃盡苦頭。1957年底統計青海人口265萬,到1962年降到205萬,減少60萬。減去從勞改單位釋放回 大陸的5萬多人,還有50多萬。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餓死45萬人,佔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當時,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只知道青海問題嚴重,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並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被調任青海省委任第二書記兼省長,行前周恩來與其談話。同時,內蒙古自治區區黨委書記楊植霖調任西北局書記,兼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黨、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於河北省平山縣,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任中共平山縣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冀區黨委副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軍政委、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願軍兵團政治部主任調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副部長,在副部長中是最年輕的。

青海省在「大躍進」年代,不僅經濟遭到空前破壞,人民群眾死、傷慘重,公檢法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還運用專政手段殘酷鎮壓毫無過錯的人民群眾,人間地獄般的狀況,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樹州,途中被一群婦女攔住車子,下車詢問,那些婦女說,他們那裏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種」,使王昭非常震驚。他認識到,青海省的問題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問題發生在青海,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對省委和各級黨委領導班子進行了必要的調整、改組,對幾十名問題特別嚴重的領導人撤職、降職,對其中少數人作了司法處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長薛克明是執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被開除黨籍、公職;公、檢、法機關領導大換班,公安廳長被降職調到樂都縣當了排名最後的副縣長;省檢察長、法院院長被免職。這些在整風運動中受到處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過來藉助造反派批鬥王昭,文革後,有的人不僅官復原職,還升了官。

王昭單槍匹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數。省委領導層的大格局基本未變,原來的五位副書記繼續留任,只從公安部帶來王仲方擔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糾「左」只是在系統內部進行整風,主要方式是自我糾正;特別嚴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組幫助和督促檢查。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左的思想影響,以左糾左也是存在的,對少數人的處理造成了新的冤案。從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複查平反了本省錯捕、錯判的全部案件,釋放了還活着的各類人員17000多人。

由於王昭的到來,解散食堂、採取緊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狀況迅速得到扭轉。儘管生活仍然極端困難,每人每天在1961年還吃不到半斤糧,但是不用進食堂,用野菜、樹皮加以補充,不至於餓死。如果繼續在食堂喝大鍋清湯,那就非餓死不可。所以人們發自內心擁護王昭,呼其為「王青天」。

當時,青海農牧業生產遭到毀滅性破壞,短時期內難以恢復。王昭通過實際考察,為了調動農、牧民生產積極性,在偏僻農村允許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允許作業組承包一定數量的土地;在牧區允許牧民個人承包餵養牛羊;在城市積極組織生產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還向中央有關部門申請給青海多調撥生產資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數農牧民家裏有了鐵鍋和菜刀,布票由原來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應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這時,毛澤東要求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1963年秋,王昭親自掛帥,兩位省委副書記參加,從省直機關抽調30多名廳、局幹部、300多名普通幹部組成「四清」工作團,浩浩蕩蕩開進離西寧市幾十公里的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展社教試點。

筆者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公安部,剛剛報到,即因王昭要人,調去青海省公安廳工作。開始第一年的具體工作在複查案件辦公室,閱讀、整理公安機關(包括勞改、勞教部門)上報的整風運動材料,接觸大量血腥、悲慘、荒唐、令人髮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參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運動全過程。

在「四清」工作團動員大會上,王昭按照毛澤東的口徑,大談特談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大談特談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必要性。對工作團每一個成員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強調要住在貧下中農家裏,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准搞特殊化,要緊緊依靠貧下中農,通過社教運動,把被地、富、反、壞、右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他規定了嚴格的八條紀律,工作隊員違犯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違者開除公職,是黨員的要開除黨籍;和女社員發生兩性關係的,以壞分子論處,等等。

沒有下去之前,工作隊員並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之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農村實在太苦了。和農民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但是要和農民同吃飯,就意味着挨餓和得浮腫病。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最貧困的農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是發了霉的青稞面饃,晚上是乾菜根泡後用水煮,在裏面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糊,調料只有干辣椒面。對一個患有糖尿病的他來說,這是難以生存的。

公安廳派一位警衛人員跟着王昭,想給他單獨弄點吃的,遭到嚴厲批評。一起下去的那兩位省委副書記,只呆了一個多星期,就找藉口回西寧,然後乾脆住進醫院了。死心眼的王昭,身患糖尿病,卻硬着頭皮,堅持在那裏。直到發高燒,才不得不回西寧治病。稍有好轉,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衛在內,幾個幹部經過商量,找各種藉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寧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個多月的「四清」結束後,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隊員得了浮腫病。7個工作隊員實在餓得受不了,違反紀律偷帶食品、或叫家屬偷偷送吃食,如餅乾、糖果之類,或偷偷到平安鎮上買高價食物,被發現後開除黨籍或公職。

此後,王昭不遺餘力地貫徹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在青海省大搞「四清」運動,積極貫徹西北局指示,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重新補劃地主、富農成分(牧區劃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層幹部,把「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轉嫁到基層幹部頭上。

王昭把開始好轉的青海經濟再次推向絕境。農村的赤貧他是知道的,親身經歷過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澤東要求各個省委都要搞社教試點,而且要向中央報告。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不親自出馬,你王昭帶這個頭幹什麼?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療疾病。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還患有肺氣腫等多種疾病。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勞有着密切關係。青海除東部農業區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區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帶科技人員到高寒牧區了解地質、礦藏、牧場、草地,研究發展青海省農牧業生產和石油、有色金屬、鹽湖開採。在那裏,氣候變化極快,有時在一個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經歷春、夏、秋、冬四個季節。高原嚴重缺氧,對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樹,在翻越5600米的巴彥喀拉山時,由於氧氣袋裏的氧氣已經用完,他頓時休克。司機加快速度開車,想在最短時間裏翻過山嶺到地勢較低的地方。山是翻過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處,車也翻了。王昭腰部、頸部受傷,後經醫院治療,脖子還是轉動不靈,腰不能伸直,這樣仍然堅持工作。他是真想改變青海的落後面貌啊!

「四清運動」中王昭的左傾路線

在「四清」運動中,王昭帶隊來到平安公社,要為今後全省開展社教運動樹立樣板。王昭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第一個標題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推行「大躍進」時的種種強迫命令、多吃多佔,把群眾對「大躍進」說過的牢騷話、小偷小摸行為,都說成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復辟;把部分基層幹部在左傾路線逼迫下的違法亂紀,說成階級敵人篡奪領導權;把個別地主、富農家庭成員的任何行為,說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隊、生產隊90%的幹部被批鬥,37人被鬥後自殺,19人被逮捕。在對敵鬥爭階段,開展了對「五類分子」的群眾批鬥會。可是,儘管工作組員一再交代怎麼說話、怎麼批判,積極分子上台後,還是不知說什麼。因為「五類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現行破壞活動根本沒有,臨時編造也編不出來。大會往往冷場。

為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教運動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幾乎每個工作組都遇到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的苦。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要事先導演社員如何上台憶苦思甜,反覆教。可是他們一旦上了台,有些說着說着就聯繫上了「大躍進」,幹部如何打他們,他家裏的人是怎麼餓死的……說着說着就泣不成聲。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有的幹部被當場活活打死。

據湟中縣統計,全縣「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基層幹部自殺。到1966年,青海13個縣「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99%以上都是生產大隊、生產隊裏的幹部,公社、縣裏的幹部有40多人自殺。

按「四清」運動設想,要把農村被壞人篡奪領導權的村幹部撤換、改組,把得到群眾擁護的好人選出來當幹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昭親自蹲點的那個大隊,選出來的黨支部書記叫劉××。原來是個有名的懶漢,土改以後沒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獨身一人生活。工作組進村時,要挑選最貧困的農家住。他家最窮,兩間破草房不能住人。還是工作組出錢派人維修,才能住人。靠這樣的人來當大隊幹部,是沒有能力領導大隊的。後來王昭被捕入獄,他也受到牽連,被多次遊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還表現在幹部退贓和群眾分紅上。「大躍進」年代,幹部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餓死,多吃多佔,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現在來清算他們累計多吃多佔多少糧食,貪污了多少錢,要退賠,數字驚人,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兌現。工作組開始把社員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實際退賠時,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退。因為在一個赤貧的農村,幹部比社員也好不到哪裏去,比社員多吃的糧食不能讓他再吐出來。幹部家餓死人少,這是事實。但是現在要把「大躍進」時多吃多佔的糧食退出來,就意味着斷了他們家的活路。很多幹部自殺,就是想以死來保全家裏那點糧食不被退賠,給家人留條活路。至於家庭財產,也沒有什麼。至多衣服的補丁少些,鍋碗盆勺齊全些,多那麼一兩件木質家具。有的工作組把剛嫁給幹部家的媳婦娘家陪嫁衣物也拿來分紅。甚至在一個大隊,為一件女燈芯絨褂子(最值錢的一件衣服)分給誰產生矛盾,最後沒有辦法,用剪刀剪成5塊,分給社員。

青海「四清」運動越來越「左」。從1965年開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的積極倡導下,又增加了一項重要內容——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補劃「漏劃」的地主、富農。這次跟「大躍進」時不同的是,只組織群眾進行所謂「說理鬥爭」,很少逮捕法辦。到1966年,補劃、補定了1萬多地主、富農成分和地主、富農分子,幾乎全是錯的。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裏去了?當時的王昭和此時的王昭,判若兩人。

「四清」運動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傾路線發展到極致。90%以上的基層幹部在運動中被打,被刑訊逼供,家屬受牽連。四分之一的脫產幹部被開除,60%的黨員被清除出黨,90%的公社書記被撤換。由於「大躍進」造成的悲慘局面人們記憶猶新,把所有的賬都算在這些基層幹部身上。批鬥幹部的大會比土改時批鬥地主、惡霸還要厲害。儘管有時工作組也強調不准搞武鬥,但是,群眾往往不聽。因為每個生產大隊、生產隊都有餓死的人,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幾十人。這些被餓死的人,都和幹部不顧人民死活有關。有的甚至是被幹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監獄、勞改隊的。群眾有滿腔怒火,一旦被點燃起來,什麼說教也沒有用。另一方面,這些幹部也有自己的苦衷:當初不那樣干,也生命難保……此時的王昭同樣是如此。王昭不這樣干,自有張昭、李昭會幹。

接待鄧小平留下禍患

1966年3月,鄧小平率領薄一波、劉瀾濤、楊成武、賈拓夫等人到青海視察,主要是到211廠(核武器製造、實驗基地)。

為了接待鄧小平,王昭成立專門的班子,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每頓飯吃什麼,都經過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樹軍分區派兩個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雞。雪雞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蓮為主要食物,營養豐富、味道鮮美。他知道有人愛吃狗肉,於是要公安廳將一隻警犬宰殺。為了首長購物,他特地從全省各地調來貴重野生皮毛。鄧小平原來是不準備住在西寧市里,而住在專列火車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請求,要他住到高鋒當第一書記時為毛澤東蓋的行宮——勝利公園賓館(毛澤東從未到過青海),並接見處以上幹部,和他們合影留念。鄧小平見盛情難卻,住到了勝利公園賓館。公安廳為確保安全,將賓館服務人員完全換成公安人員,炊事人員也由公安人員在一旁密切監視。對每一個房間,每一件家具的擺放,王昭都要親自檢查。為鄧小平住的房間那張床的擺放位置,就先後改了三次。為了突出政治,房間裏擺什麼書他也煞費苦心,最後決定放毛選四卷和《毛主席語錄》。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著作,只擺放了一本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就在王昭忙活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杭州召開沒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緊鑼密鼓策劃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名義上是請假到西北視察「大三線」建設,他在青海視察,極少說話,似乎悶悶不樂,憂心忡忡。我作為公安廳臨時抽到賓館的服務人員,親眼目睹了鄧小平嚴肅的面孔。

王昭代表省委的匯報,是在由西寧開往位於海晏縣的221廠專列上進行的。鄧小平很少說話,可見心情之沉重。給他準備的雪雞倒是吃了,並讚美味道不錯。這裏要講一段小插曲:

鄧小平到賓館住下,不願意走動。而薄一波在劉瀾濤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爾寺參觀,由於道路不好,耽誤了時間,沒有按時回來。可是總書記不能不按時吃飯,於是就先開飯。領導雖然不多,但是隨員不少,整整四桌。雪雞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隻雪雞,炊事員不知道有人到塔爾寺去了,將做好的雪雞統統上了。等薄一波等從塔爾寺回來,另開一桌飯時,王昭見沒上雪雞,幾次大聲喊:快上雪雞!可是哪裏還有?負責接待的省委辦公廳主任馬萬里悄悄告訴王昭,雪雞吃完了。還是薄一波解了圍,笑着說:總書記代表我們嘗了鮮就行了,我們吃狗肉。這一幕我至今記憶猶新。給首長準備的貴重皮毛等土特產品,鄧小平根本沒有心思買,倒是北京來的工作人員買了一點。

鄧小平一行離開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紅衛兵起來造反,中共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藉口。可是王昭聽說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辦公,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不能讓辛辛苦苦得來的成果毀於一旦,不能讓青海人民再受苦難。於是,不聽善意勸阻,回到西寧。他經常和衝擊省委的紅衛兵、造反派辯論,經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傷。但是這時,還沒有人敢公開對他進行武鬥。

王昭「執迷不悟」,天天上班,經常和紅衛兵在省委大樓前辯論。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風運動中受到過直接或間接處分的人,看到形勢對王昭不利,給造反派出謀劃策,提供內部機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彈」。包括接待鄧小平的詳細情況,都在大字報上貼出來了,說王昭為了接待鄧小平一行,花了幾萬元,光招待吃飯費就花了1萬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來才幾百元。尤其是派2個班兵力打獵10天,戰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凍壞手腳。為了招待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和61個「叛徒」集團中的薄一波、劉瀾濤,如此大動干戈,不惜花費民脂民膏,這說明王昭本人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分子;大字報還說他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著作放在一起,供鄧小平閱讀,更是罪該萬死!

這些大字報對王昭非常不利。隨着劉、鄧被公開批判,造反派把王昭關押起來,輪番批鬥。省委某些副書記、常委,則把一切責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經常出現在批鬥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這些「大躍進」時期的「左」派人物,搖身一變,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領導幹部。

出逃與自投羅網

王昭被造反派關在省委汽車房裏。一天晚上,他起來小便,意外跌倒,摔斷胳膊。造反派不讓住院治療,只紮上繃帶。同情他的警衛員,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頭接好,將會造成殘廢。於是一天深夜,砸開汽車房的鎖,將王昭從裏面接出來,用蘇聯嘎斯六九吉普車經大通、祁連,翻越祁連山脈,到達甘肅張掖,然後坐火車到達洛陽。王昭改名換姓,住進洛陽骨科醫院治療。

王昭突然失蹤,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處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圍有人日夜守候,結果都沒有發現蹤影。將王昭轉移到洛陽的警衛員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養病,是平安無事的。可是,他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不了解,存在幻想,以為同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很快就會過去。可是他想錯了,等待他的將是滅頂之災。

1967年春天,青海兩大派群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捍衛隊」)和八·一八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簡稱「八·一八」)為了爭奪《青海日報》控制權,展開激烈鬥爭。2月23日,守衛在報社周圍、防止武鬥的部隊,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組織發生衝突,開槍衝進報社,當場打死179人,打傷1000多人。這還不算,幾天之內,駐軍部隊在公、檢、法機關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幹成員幾千人。省、市監獄關不下,就臨時關在一些機關禮堂。「八·一八」的幾個頭目,除一號頭目馬繼文(汽車場工人)身中五彈、生命垂危,軍管會指示為了保留「活證據」,必須全力搶救,保住了性命,其餘頭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取締、解散。在一個月時間裏,「捍衛隊」在軍管會的領導下,對被抓起來的「八·一八」骨幹成員,採用各種刑訊逼供手段,加深了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相互仇恨,為「八·一八」被平反以後的報復埋下隱患。

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把「二·二三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把趙永夫、張曉川定為這一事件的策劃者,說王昭和這一事件直接有關。趙永夫是青海省軍區司令,張曉川是總後勤部205部隊司令兼政委。他們與之有直接關係可以理解,因為開槍的部隊是趙、張管的部隊。事件發生後抓捕、審訊幾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眾,是在他們領導下進行的。他們難免為這一慘案承擔責任。儘管他們始終不承認下令開槍,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曾經下令開槍。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確實沒有任何關係。他在洛陽治病,只有他的警衛員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沒有聯繫,而且他還是兩大派群眾組織都要打倒、都要揪鬥的對象。可是這一顛倒黑白的決定報紙上登了,廣播上播了。王昭聽到廣播後十分生氣、不滿。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澤東、找周恩來說明情況。

王昭太天真了。別人勸他不能去,「八·一八」死、傷了那麼多人,到處找你,落到他們手裏還有好日子過嗎?光棍不吃眼前虧,不能自投羅網。可是他不聽,骨傷還沒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馬上把他拘禁起來,並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獲至寶,馬上派人到北京揪鬥王昭。

周恩來發話與王昭被「左」扼殺

周恩來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宣佈《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為八一八平反時,把二·二三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宣佈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王昭被帶走時,大聲對總理說:我和他們(指趙永夫、張曉川)沒有關係!但是沒有人理睬。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帶回青海批判,周恩來說:「你們把王昭帶回青海批鬥可以。但是,只能文鬥,不能武鬥;要燒而不焦,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1961年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來找他談的話。現在周恩來這樣說,讓他欲哭無淚。為什麼不能親自接見王昭,直接了解情況呢?王昭是滿懷信心到北京找周恩來為自己辯護的,否則他會聽人勸告在洛陽繼續秘密治病。

王昭被押回青海時,「八·一八」已經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組織。那些死、傷的造反派家屬、親人懷着強烈的復仇情緒對王昭進行批鬥。我不願意具體描述那種種法西斯暴行,只舉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車上遊街示眾,負責押運的6位造反派將吸剩的煙頭從他衣領里丟進去,一共丟下21顆煙頭,王昭的脊樑被燒了幾十個血泡。

幾個月後,王昭被正式逮捕,關進公安廳監獄。他本有多種疾病,胳膊摔斷還沒有治好,監獄生活條件極差,馬上就病倒了。他還懷着希望,不斷給周恩來寫信,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來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親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孜孜不倦地寫信,共有12封之多。

王昭對專案組指控他是羅瑞卿「死黨」一直不承認,他在給總理的信中說,他們只是工作關係,沒有別的關係;1957年反右派時,羅瑞卿在公安部黨組會議上說,「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領導的,在中直機關是一個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帶頭作用」,於是劃了63個右派,還有不少人被劃為右傾,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他作為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是有不同看法的,因為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過嚴格審查,政治歷史沒有問題,而被劃右派的人都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給領導提些意見,就被打成右派,這樣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羅瑞卿的權威使他無法阻止這樣做,他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時青海省實行軍管,省公檢法軍管會主任曾征是省軍區副司令,王昭專案組組長。王昭哪裏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糾正「大躍進」、平息叛亂中的左傾錯誤,不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員,而且也得罪了部隊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裝叛亂,青海省軍區司令是孫光,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兼任省軍區第一政委、黨委書記。孫光在平亂中犯嚴重錯誤,被降職調到陝西省軍區擔任副職。一些軍方人士不會忘記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來整了他們。

公安廳看守所和公安廳勞改局職工醫院相隔只有幾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軍管會報告,要求把他送到醫院治療,並通知醫院準備好病房。軍管會遲遲不作答覆。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搶救就會死,看守所醫生感到責任重大,不得不親自到軍管會直接給領導匯報。適逢幾個負責人在打撲克,醫生站在一旁,戰戰兢兢地說:「王昭大吐血,我們沒有辦法治療,如果不馬上送醫院搶救,今天晚上恐怕過不去。」軍管會的一位副主任一面打撲克,一面冷冷地說:「王昭不是省委書記、不是省長,是經過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殺害革命造反派的兇手,你為什麼那麼同情他?你的階級感情哪裏去了?造反派們的血難道就要白流嗎?!」

醫生一句也說不出來,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經盡到責任,王昭死了和他無關。

第二天早晨,看守員打開王昭監房,發現他已死。地上有一攤血,王昭手裏還攥着沒有寫完的信。信上寫着:

「周總理:這是我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我知道這封信還沒有到你手裏時(也許永遠也到不了你手裏),我就離開這個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來糾正青海省委錯誤路線給青海人民帶來的災難,我做了,使青海的工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較順,只要繼續努力,青海的落後面貌是可以改變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還沒有做好,這幾年省委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對工農業生產抓得不是很緊,那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反修防修,使中國永遠不改變顏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竭盡全力在做工作,剛來青海時,我身體非常健康,你找我談話時,不是還讚揚我的身體好、到青海工作沒有問題嗎?可我現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說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瑞卿死黨,說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後策劃者,都不是事實。我和羅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關係,他到總參當參謀長後,我們很少接觸,只是1962年中央在蘭州召開西北民族工作座談會,羅瑞卿到西北視察,到會聽取對軍民關係的意見時,我對1958年至1959年軍隊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裝叛亂時,不按中央政策辦事,殘酷虐待俘虜和濫殺無辜、嚴重傷害民族感情談了看法,對負有直接責任的省軍區司令孫光處理太輕提過意見。羅瑞卿表示,我的意見很好,將認真研究。我是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光明正大提意見,沒有和羅瑞卿有私下往來,怎麼就是羅瑞卿死黨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離開青海,到洛陽治病,兩派造反組織都要鬥爭我,到處找我沒有找到,我直到中央決定為『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平反,才知道青海發生了『二·二三』事件,打死打傷那麼多人。中央決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聯繫起來是不正確的。總理,你可能聽過青海省某些人不實的匯報,才同意對我批鬥、逮捕的吧……」

軍管會做出決定:王昭死亡,嚴格保密,不得外傳,以在西寧市東關大街上發現的無名屍體為名送火葬場火化,骨灰暫存火葬場。1958到1960年,青海對於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屬,以無名屍體處理。如今,王昭也是這個待遇。他可以說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盡折磨,王死後抑鬱而終。唯一的女兒飽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軍管會不敢不向中央報告,但謊說王昭住在醫院,經過多方搶救無效死亡。周恩來知道後,批評青海沒有按他的指示保護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這對於死者來說,已經毫無意義;不過對關在監獄裏的其他受害者卻大有好處。第一個受益者就是被王昭從公安部要到青海擔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羅瑞卿十年政治秘書,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牽連最先受到衝擊,早於王昭幾個月,經周恩來批准被捕入獄。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對象,也是被批鬥得最殘酷的。而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和副書記、常委們,基本沒有什麼觸動。從這裏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後糾「左」確實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時機一到,終於遭到報復。

王昭死後不久,看守所里來了幾位醫生,非常仔細地給王仲方檢查身體,給他打針,服一些平時見不到的好藥。伙食上照顧尤佳,派專人做好飯、好菜,王仲方稱之為「吃小灶」(文革前,廳以上幹部有專門供應的副食品,專人做飯吃,叫做小灶;另外還有特殊的商品供應)。這才使身體每況愈下的他被關押5年後,還能活着走出監獄。在回憶錄《煉獄》中,王仲方說:「我感謝王昭在天之靈對我的關懷,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領導注意,改善監管條件,我也不會活着走出監獄。我強烈痛恨造反派對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徹底平反。家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火葬場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戰友、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問題上起到了關鍵作用。他飽含深情和眼淚迎接戰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寶山公墓一室安放。

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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