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的武漢漢口火車站入口處的武警守衛。
迫於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來勢兇猛的壓力，1月23日凌晨兩點，武漢官方突然頒發封城令。隨即，封城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擴展。不到兩天時間，湖北已有13城封城。這實際上已經不止封城，而是幾乎整個湖北封省。
雖然中國網絡上似乎很多人認可封城的必要性，尤其時逢春節這一出行高峰期，但也有不少質疑和抨擊。此舉在國際專家當中頗具爭議，世衛組織第一時間發聲。其駐中國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在採訪中稱：「據我所知，試圖封閉一個1100萬人口的城市是科學上的新課題。這樣的公共衛生措施前所未有，所以在現階段，會不會奏效還很難說。」其審慎顯而易見。
其實，爭議不僅在於應不應該封城，更在於如果萬不得已封城，到底應該怎樣封城。且從事理和法理兩個層面展開討論。
武漢封城，官方當然要為自己辯護。從事理層面考察，封城的積極效應尚難斷言，封城的嚴重後果確已漸露冰山一角。後果之一，是因封城導致的公眾心理的巨大恐慌。
武漢藥店工作人員身穿防護服，為顧客服務。
恐慌首先表現為瘋狂搶購。各大超市封城當天早上剛開門，市民即蜂擁而進。因供不應求，各類日用品和蔬菜價格扶搖直上，多家超市的貨架上變得空空如也。數天後，才大致恢復供應。
恐慌還表現為各大醫院防護物資之極度短缺，甚至連口罩都供不應求。中國的大醫院都是公立醫院，按其行政級別，或歸屬地方衛健委，或歸屬國家衛建委，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給。但顯然，封城之後，無論哪級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情況又十萬火急。從來只會體制內生存、對政府惟命是從的十幾家公立醫院，不得已越過政府，集體向社會呼救，請求緊急捐助。這在1949年以來的中國公共衛生歷史上可說聞所未聞。更令人憂心的是，雖有海內外熱心人士群起響應，源源不斷的捐贈物資卻因物流原因難以抵達武漢。有求有供，就是無法解決腸梗阻，可見指揮調度之混亂。
恐慌還表現為武漢難民的流離失所。據武漢市長周先旺所稱，受疫情和春節影響，總計500多萬人離開了武漢。其中，僅23日上午10點封城前，當天經由高鐵外逃的民眾即達30萬之巨。他們實際上已成難民。但對規模如此巨大的難民，無論流出地的武漢市政府，還是流入地的各地方政府，並未彼此協調和出台任何系統安置方案。流出地的武漢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強制驅趕。這一方面對各地疫情防控確實構成極大威脅；另一方面，各地粗暴執法，難民權利難以保障。因遭驅趕流離失所的武漢難民不乏其人。周先旺後來接受央視記者專訪被問到這一問題，卻僅對各地政府驅趕之舉表示理解，對被驅趕的武漢難民的危急狀態及權益則不置一詞。
中國東部浙江省杭州市，一輛從武漢開來的火車抵達後，工作人員在量乘客的體溫。
以上諸端，皆系粗暴封城之邏輯必然。對封城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沒有評估，沒有精心準備相應預案，沒有可操作的配套措施，只求把武漢市民儘可能封在武漢市內了事。封城之後，問題一個個踢爆，他們才事後諸葛亮般有所意識，但其被動和局部應對無不捉襟見肘。比如，在封城令的前一天晚上，政府下令市民出門必須戴口罩，不戴口罩出門即屬違法，卻迄今無法解決口罩供給問題，所有店面口罩一直斷檔。
至於封城的法律程序，更無從說起。按理，如此規模的封城，非到緊急狀態不可為。而是否緊急狀態，不是任何人、任何組織可以拍腦袋說了算的，必須依據法律。也就是說，法無授權不可封城。雖然中國沒有《緊急狀態法》，但並非完全無法可依。有兩部性質接近的法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這兩部法律均規定，無論宣佈戒嚴，還是宣佈緊急狀態，權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漢繼23號封城，26號又禁止私車通行（車主以交管部門的短訊通知為準）。所有公私聚會、所有公共活動一概強制取消。可見武漢事實上已經進入緊急狀態，卻並非中央政府的公開決定，僅僅武漢市政府一紙命令。這麼做哪怕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無論如何，法理肯定不足，法律程序上經不起追問。
抵達幾乎空無一人的武漢火車站。
概而言之，筆者並不否認極端情況下斷然封城的必要性。但封城不僅需要決斷力，更需要審慎。審慎不僅表現於對時間點的精確把握，對封城範圍和封城力度的精確把握，更表現於對封城後各種可能走向的精確評估，對封城後維護城市秩序所需、廣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確評估，以及建立於這種精確評估基礎上的周密預案。這一切都應在封城前完成，隨同封城令一同發佈，給市民一顆定心丸。
但封城後的事態表明，這一切都談不上。今天當局對武漢封城的辯解，主要基於疫情洶猛擴散，可能殃及全國甚至全世界。但武漢封城無論政治上如何正確，都不能否認需要技術含量。所以，封城之爭不應陷於非黑即白的泥沼，要麼封要麼不封。更重要的是如何封城。
封城之倉促草率，之毫無章法，不容爭辯。也就難怪對中國政府向來極恭敬的世衛組織，也對武漢封城頗為罕見地持審慎評價。但如此極端之舉，放在中國語境下，卻毫不奇怪，完全符合體制邏輯。
事實上，如此極端之舉，遠非第一次。封城之前，當政者對疫情擴散已極端不作為，精力主要用於維穩：討論疫情的醫生被約談，披露疫情的網民遭傳喚。武漢的科學家1月初就已檢出病毒的基因組序列，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這一突破性進展為疫情防控贏得寶貴時間，卻被鎖進保險柜。截止1月11日發佈第四次疫情通報前，武漢有長達五天的空窗期沒有任何通報發佈。1月11日之後，又撞上地方年度「兩會」，省市兩級政府重心全在「兩會」，疫情無人問津。以至「兩會」期間所謂疫情通報，新增病例一概歸零。報紙上更是一派歌舞昇平。武漢市民難以知情，無從防範。疫情防控黃金期就這樣因當政者輕忽而坐失。1月20日人傳人真相不得不披露之後，又反應過度，動作過於猛烈和誇張，對社會形成強刺激；尤其對致命性可能較低、輕者可自愈遠遠沒講清楚，導致全民性的過度恐慌，形成普遍的次生災害。
當政者在武漢疫情防控上的荒腔走板，可說是這種兩極震盪的經典案例。一方面極度任性和自戀，拒絕任何制約；一方面對現代治理極度無知和排斥，迷信土方治國。此類極端心態主導下，不可能有平衡感和分寸感，不可能有中道理性及生態均衡的現代政治。不趨向這個極端，就趨向那個極端，兩極震盪就成為常態，必待其元氣耗盡、資源耗盡、慣性耗盡，才有望終止。但這時，整個社會已為之付出慘重代價。
醫護人員將患者運送至武漢紅十字會醫院。
何以解憂？唯待憲政民主，才能保障中國民眾的信息透明和官方問責的基本權利。
鄧小平生前說過，像「文革」那樣的極端事件，英美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同理，毫無預案、不計代價、粗糙粗暴的武漢封城，憲政民主國家也不可能發生。為什麼？因為憲政民主核心要素即為限權，尤其是分權制衡。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始能達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會生態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種極端才會逐漸失去市場，社會才可能走出兩極震盪的惡性循環。尤其是言論自由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利、對枉法濫權之舉問責的權利才有切實保障。這才是杜絕人禍尤其杜絕官禍的對症良藥。歷史和現實皆有力印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