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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兩次死刑的麻木 抵不住審查機制的壓抑

—兩次死刑帶來什麼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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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時代的「重拳出擊」已經讓社會麻木,孫小果案這一「掃黑除惡」重點成果,儘管帶有「死而復活」的傳奇成分,也只有在官樣宣傳文章中「大快人心」。跟近年來的「鐵拳反腐」一樣,它讓人們看到不首先不是正義的彰顯,而是權力的壓抑。

孫小果

在中國做記者的時候,我有若干次機會看見自己的報道對象被投進監獄,甚至被送上刑場。那種感覺是比較複雜的。一方面,他們往往惡行累累,卻被長期庇護,經過我的報道揭露之後引發轟動,沉冤昭雪,罰當其罪;另一方面,我很早就對這種通過倚重輿論打擊犯罪的模式充滿懷疑,認為它很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1997年12月下旬,我和同行朋友余劉文在昆明採訪了一起流氓團伙案。他們橫行夜店,敲詐、毆打、羞辱、強姦「三陪女」,其中有若干未成年人。這個團伙的領頭叫孫小果,當時才20歲,本來已因另案被判刑,卻因司法腐敗沒有進過一天監獄——其母親孫鶴予曾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偵隊供職,繼父李橋忠時任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任副局長。

作惡者和受害人都不容易採訪。我在一篇採訪手記中寫道:

最應該憤怒的人,那些受害者和他們的親人,卻沒有半點憤怒。他們只有悲傷,絕望,極其灰色、畏縮的狀態。這是我們至今抹不去的印象。所以我們想寫出那些最底層的人在強權之下的生存狀態。社會首先讓他們蒙羞——他們下崗之後不能給女兒以撫養,這些未成年的少女被迫從事為法律和社會道德所不允許的「三陪」工作;其次,監督失效或根本未受監督的強權讓他們受難;於是,他們失去了生存的尊嚴甚至勇氣,卑賤地苟活着。他們的狀態,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賤民」或者「草民」這樣的詞。按照某種理念,他們也應該平等地活在世上。但是,按照另一種甚至他們自己中的一部分人也認可的理念,他們這樣活着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在本地的同行朋友和一些正直的警察的幫助下,我們完成了這次採訪,寫成報道《昆明在呼喊:剷除惡霸》發表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頭版。當時孫小果已經被抓捕,但是由於其父母的干預,辦案警員受到極大的壓力。這篇報道發表之後,事情不僅變得順利起來,而且加快了速度。僅僅兩個月之後,孫小果被判處死刑。

由於受到威脅,同事余劉文離開廣州,躲避了一段時間。

1999年3月,雲南省高院二審改判孫小果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緩刑意味着不僅免死,還一定會有機會減刑。

被判處死刑21年之後再次被判處死刑

直到2019年,孫小果再次成為「掃黑除惡」大案的主角,我們才知道:2007年9月,雲南省高院再審改判孫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2010年4月,孫小果經多次減刑後刑滿釋放,實際服刑十二年零五個月。

2019年4月,21年前被判處死刑的孫小果出現在中央督查的「掃黑除惡」名單上,引發輿論關注。

媒體報道稱,孫小果刑滿釋放之後,攜同其團伙成員有聚眾鬥毆、開設賭場、尋釁滋事、非法拘禁等犯罪,涉嫌黑惡犯罪。中央掃黑除惡第20督導組進駐雲南後,將該案作為重點案件進行督辦;隨即,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辦公室又將該案列為掛牌督辦案件。

2019年8月12日,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陳豪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一個發佈會上表示,對孫小果的犯罪活動、犯罪事實以及關係網和保護傘全部查清。

這個傳奇的案件引發海外輿論對孫小果生父的真實身份的猜疑。

不過,成為又一場運動的典型的孫小果,今生今世再也不會有翻身的機會了。2019年12月15日,19名涉孫小果案的公職人員和重要關係人被公開宣判,其中孫小果繼父李橋忠獲有期徒刑十九年,孫小果母親孫鶴予獲有期徒刑二十年。2019年12月23日,孫小果被判處死刑,決定執行死刑。

《1984》自嘆弗如的審查機制

習近平時代的「重拳出擊」已經讓社會麻木,孫小果案這一「掃黑除惡」重點成果,儘管帶有「死而復活」的傳奇成分,也只有在官樣宣傳文章中「大快人心」。跟近年來的「鐵拳反腐」一樣,它讓人們看到不首先不是正義的彰顯,而是權力的壓抑。

2012年,有家出版社編輯了我和幾位同行的新聞作品自選集,在已經通過終審、正要付印之時,被中宣部叫停。在那本被禁止出版的書里,我對於孫小果案寫道:

如果沒有權力背景的暗示與遐想,孫小果未必是這樣可怕的惡魔,他的母親也不過是一個溺愛孩子的母親而已。但是在昆明採訪期間,我們反覆被同行提醒要小心再小心,這時這個可憐的母親也幾乎變成可怕的惡魔了。她的確在尋找我們。我們住在一個沒有什麼生意的賓館,陽光透過那些空閑的門窗懶懶地照着,服務員悠然地坐在門廳的沙發上織毛衣,不時還輕聲哼唱着流行歌。但我們無法安然享受這種怡然自得的氛圍,有時不得不疑神疑鬼,緊緊張張。孫母其實是一個被權力背景毀壞了的婦人,而她又破壞了如此安寧的生活。當然,被破壞的生活更在於這起事件中的受害者。和孫小果的不幸相遇使得他們連最卑微的生活也難以為繼。在和權力的遭遇戰中他們惟一能做的就是渾身發抖。

當年的《南方周末》已經不復存在,言論自由的空間幾近為零,就連體制內的「輿論監督」也只剩下「輿論打手」的功能。認真思考的人們早已經明白:這種作為權力鬥爭手段的運動式治理,哪怕裹挾「兩次死刑」的「震懾」,也無法帶來真正的公平正義。

21年之後,我成為一個生活在德國的異議寫作者。因為這個案件的戲劇性,《南方周末》當年的報道再次被提及,我也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但是,國內對此報道的回顧中,仍在國內工作、不大願意被提及的作者之一餘劉文的名字被反覆提及,我則不見蹤影。一篇以「孫小果案背後被遺忘的英雄」為題的網文,呼籲人們記住那些因打壓而湮沒的南方系編輯記者。文章提到我撰寫的包括孫小果案件在內的三篇報道,但是不僅沒有提及我的名字,而且十分流暢地抹去了我的存在。

我當然並不介意是否被網民提及名字,只是感慨這種讓《1984》自嘆弗如的審查機制:即便那些以反抗為名留下的文字中,歷史也被改寫得不着痕迹。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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