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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信:一代天嬌小粉紅和中美教育脫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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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評論員白信分析香港抗議中的「輿論戰」,認為中國教育部門正在有計劃地培養着一種激烈的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從而生產且再生產着小粉紅軍團。他們會如何影響着中國國民的集體意識?又會給中國的政治進程造成何種影響?

8月17日在柏林,支持香港警察的示威者

香港民眾的抗議運動已經持續兩個多月。在這兩個月里表現最搶眼的反港親中人群,不是香港本地建制派政黨的基本盤,不是中國 大陸的農民、街頭大媽或者自由派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也不同程度地被大陸官媒的煽動裹挾在內,而是 大陸與海外的中國學生也就是小粉紅們。

他們或者在法拉利超跑上貼着國旗、集體操着國罵呼嘯而過,或者堪與香港街頭抗爭者媲美、集結成"水一般的力量"形態的"水軍",不知疲勞地襲卷和佔領着推特、臉書上的各條撐港帖子,或者直接在校園裏舉報着教師言論、在國內社交媒體上獵巫舉報,以衝鋒隊的勁頭沖在反運動的一線。

為表訴求香港民眾「萬人牽手」拉起人鏈

對於這一現象,國際媒體通常簡單化地比做紅衛兵再現,連同對所謂商業化的"飯圈女孩"的動員,都歸為北京宣傳、外交和青年機構針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反動員。多數觀點認為,透視中國 大陸(至少不被404的社交媒體上)近乎一邊倒的反港反民主氣氛,如此"一代天嬌小粉紅"的命運可能不會那麼樂觀,他們會如同義和拳一樣被輕易拋棄,或者像幾年前俄羅斯NASHI青年團體的興起和覆滅。然而更深層次的透析,這一現象本身可能代表着中國社會的某種結構性變化,至少在教育層面上所發生的類似文革的結構性變化,已經在過去六年裏展開,而且各種跡象都指向着,中國教育部門正在有計劃地培養着一種激烈的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從而生產且再生產着小粉紅軍團,並且全面、深刻和長時段地影響着中國國民的集體意識。

換言之,這是一種發生在教育領域的中美脫鈎--如果說過去一年來,由中美貿易戰派生出的中美貿易脫鈎論、以及未來中美技術、甚至中美關係全面脫鈎的可能--而教育領域的中美脫鈎,遠遠早於此前,就有計劃、有步驟、有系統地發生了。當然,這種說法或許很容易被視為聳人聽聞、譁眾取寵,但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育脫鈎並沒有過去太久--半個世紀前的慘痛教訓,在許多過來人譬如紅衛兵的同齡人心裏仍歷歷在目,與之伴隨的紅衛兵暴力至今仍然沒有得到清算,而其中部分人物卻已入得廟堂,教育脫鈎造成的反文明、反人類的社會退化其遺毒尚在,直接推動着第二次教育脫鈎。

那就是發生在文革中的教育脫鈎,與蘇聯教育體制的脫鈎。1949年中共建政後,繼翌年組建兩所全蘇式大學--哈軍工和中國人民大學後,1952年起中國高校開始了全面的蘇式改造,合併私立大學,調整舊的院系,引進了大量蘇聯教科書和蘇聯教授,建起以蘇聯教材為核心、以蘇聯院系和學科設置為模本的中國高校體制。這一政策的建築性標誌,是1959年以莫斯科大學主樓為原型設計的縮小版的清華大學主樓。當然也包括切割了文科、強調"又紅又專"教育路線的蔣南翔體制和學院路的八大學院。燕京大學的新聞系和法律系則被人民大學吸收,成為服務意識形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化學科。

但是,有趣的是,從1958年三面紅旗所標誌的毛主義膨脹,同一年夏天,赫魯曉夫卻在莫斯科與尼克遜展開了著名的廚房對話,之後開始了一場美蘇之間旨在避免核危機的和平主義進程。由此,中蘇關係開始惡化,最終在中印戰爭後的1963、64兩年以"九評"方式展開了意識形態和國際共運的競爭,全面倒向蘇聯老大哥的中蘇關係終於脫鈎。只不過,這一脫鈎進程以蘇聯撤出技術專家、即技術脫鈎開始,再以1964年毛式軍裝代替蘇式軍裝為標誌,1959年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的蘇式軍隊現代化路線被放棄,但直到1968年毛澤東發出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中蘇的教育脫鈎才算正式開始,標誌蘇式教育的清華大學主樓也在這一年匆匆封頂,儘管此前隨文革爆發教育已經事實癱瘓。

在文革高潮期間發佈的"七.二一"指示里,毛澤東聲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說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從那之後,到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以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和高考統招停止為標誌,以高校為中心的教育脫鈎全面展開,蘇式正規教育體制被廢棄,代之以"三結合"的毛式速成體制,中小學都改成四年制,大學則以二、三年制的工農兵學員培養為主,研究生教育全面停止。

今天回顧冷戰史,通常都認同,中蘇脫鈎最終幫助了中美的緩和和靠近。某種意義上,可能正是中蘇間的教育脫鈎,雖然在中蘇所有脫鈎進程中最晚、卻可能最為明顯地促進了中國在科技、經濟、和文化上的全面停滯,才有鄧小平的復出和他所主持的"治理整頓",才有文革結束後中美迅速進入蜜月期,蘇式教育體系下培養的"紅色工程師"們與最後一批革命幹部們先後主持改革開放,並最終全面接班,直到2012年的"十八大"。

與之對比,過去六年發生的第二次教育脫鈎,卻是中美關係變化的先行者,也因此極富指標意義,某種程度上預示着、甚至標誌着未來中美全面脫鈎的可能。只不過,這次脫鈎不是回到三結合的技工學校,或者從東風倒向西風,而是回到一個否定價值、否定人文、崇尚技術決定論的高級技工學校,然後迎來馬克思曾經說過的--"每當危機到來這些東西就又沉渣泛起"。

第二次教育脫鈎始於"七不講"。習近平上台後,於2013年5月經由中辦發佈"九號文件",即"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在這一文件里,習近平提出所謂"七不講",要求在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高校禁止講授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等七大議題和相關理論。隨後,在媒體和出版界被整肅的同時,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被趕出高校或調離教學崗位。在"馬工程"名義下編撰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教材"相繼出版,並被強制要求作為全國高校統一教材。相應的,引進的西方大學教材則被要求停用或不予講授。與此同時,各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紛紛建立或擴編、擴招,畢業生們也被開闢專門通道,以前所未有的待遇充實到各機關、媒體和企事業單位的意識形態崗位。反之,與西方學術界的學術交流和會議受到嚴格管制,相關的學術爭論如憲政主義、新清史則迅速被上升為意識形態挑戰。2016年以來,來自美國的留學生規模跌出留學來源國前三,面向"一帶一路"國家的留學生獎勵計劃則擴大,從"一帶一路"國家重金吸引來的留學生迅速佔據了國家獎學金的60%以上。

在學生層面,更為深刻的脫鈎效應發生了。一個月前,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學生籍由任課教師鄭文鋒有關"四大發明"言論向校方舉報,致使鄭文鋒遭校方停職停招查辦。這或許只是類似事件的最新一例,這種獵巫行為和心態在過去六年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加劇,從專職"學生信息員"擴展到了普通學生,已成為高校小粉紅的標誌性"慣習"。而且,他們從對任課教師有關"七不講"的言論監督和舉報,擴展到在社交媒體上追獵、舉報所有同情新疆、西藏受迫害者的言論,再到今天舉報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言論,並從中國 大陸校園,延伸到了在香港校園和公共集會上撕毀民主海報、舉五星旗,在北美、澳洲、歐洲等地集結留學生舉行反港親共集會等。當然,這些小粉紅們並不同情去年發生在北大、人大校園裏的支持深圳佳士工運的堅持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學生,更不見任何系統化的理論語言。相反,他們只有一些簡單到"阿中"、"阿哥"的"暱稱",或者"漢奸"、"美狗"之類的貶稱,也沒有像樣的口號,甚至淪落到以粗鄙的國罵進行街頭對罵。

據筆者觀察,這種民族主義話語的貧困,似乎也反映了中國大學內部師生關係的某種脫鈎--在中美或中西的知識交流脫鈎的同時,一種師生倫理的逆轉。具體來說,相比1980以來的三十年,自由主義在高校從逐漸擴張到佔據主導地位,文科教師們不僅具有理論和話語的主導權,也能相當程度上維持着和黨的書記們、學校團委在校園的平衡關係,並且因此保持着某種自主性,無論是教室話語還是教材選用,或者學術交流和評定,然後從校園出發變身為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

但是,過去六年間這樣的關係發生根本性轉變。教師們不僅面臨黨的書記以及公安和安全機構的監視,所有教室安裝了實時監控設備,教師在課堂講授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受到了極大的約束,而且同時,也要接受課堂內學生的直接監督。在每堂課期末,教師講課績效由學生評分決定;學生們對考試和論文成績的要求也越來越直接,以至於關於學位和成績的資格評審已經不止關於學術水平和教授們之間的關係,更關乎學生的反應。學生因為論文被否決或者打低分動輒以死相威脅、或發起網絡大批判的事件層出不窮,所謂舉報教授不當言論往往只是類似心理的較輕情節。

這不僅與1980-1990年代的大學氛圍大相逕庭,有悖中國儒家之師道尊嚴傳統,也和歐美大學至今保有的教授對學生的絕對主導權背道而馳。後者是歐美大學的傳統,與人的全面發展並行不悖,也在自由的民主世界裏形成一個知識權威的另類關係體制。雖然1968革命一度以此種教授霸權為目標,與毛澤東"三結合"號召同步發生的西方知識民主化如德國也發生了顛覆性的高校改革,成立了類似波鴻改革大學的新型大學,但是傳統的父權制導師關係和教授自治制度在革命後繼續下來,教授們繼續擁有私相授受、因材施教的權力,教育平等和教授特權都得以繼續。

現在的中國文科教授們卻惶惶然、有着重新被打成"臭老九"的危險。原本就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薄弱的工科院校,成為新民族主義小粉紅的大本營。而在文理科綜合大學裏,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懷疑所謂西化的、也就是自由主義的各種理論,胡鞍鋼、金燦榮式的民族主義理論大行其道之後,劉小楓式打着毛主義旗號的最新法西斯理論也終於登陸北大課堂。最新發展,是教育部2019年8月29日發佈的260個重點學科教育基地名錄,其文科範圍只有經濟學、中文、哲學和歷史學,涉及"七不講"的社會科學乾脆全軍覆滅,無一進入。社會科學成為中美教育脫鈎後留下的戈壁灘。

值得注意的,上述師生關係的逆轉,不同於1968革命時期歐美中產階級學生對父輩的反叛或者弒父情結,而是貫穿於義和拳甚至更久遠的排外仇恨和反智主義。然後,當紅衛兵們以鋼頭皮帶暴打教師之後啟動了中蘇教育的脫鈎,那麼今天小粉紅集體行動和話語中再次呈現的無所顧忌的暴力,包括他們的反文明和反現代性,也宣告了與民主教育的脫鈎。

只是,相比第一次與蘇聯教育脫鈎不同,當下第二次教育脫鈎雖然反智、雖然害怕社會科學,但是他們還是知道盜竊科技和工業成果;他們也熱愛文學和奢侈品,卻害怕自由和平等;他們不相信非暴力與和平,卻信奉世界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槍桿子裏出政權;他們堅信中國人是獨立進化的,鄙視黑人和穆斯林;他們還堅信皇帝專制勝過民主制度。

更關鍵的,他們把執政黨的民族主義當作新宗教,其狂熱一點兒不亞於伊朗宗教革命的激進學生,儘管這些小粉紅們的話語貧乏卻更像陀斯坨耶夫斯基筆下無所不知的白痴,所有這一切包括國外生活經歷着一片空幻,卻可能進而如同1979年衝進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學生內賈德最後當政一般,長久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也就是中美全面脫鈎的進程。

而這一切,與文明的脫鈎才剛剛開始。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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