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香港局勢成為美國朝野的議題，亦是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共同國際政治焦點。這種跨黨派、跨府會，立場與傾向幾乎如出一轍的情況，過往並不多見。特區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風暴，由太平洋這一邊的香港，橫越萬里登陸太平洋另一邊的美國。意想不到的是，被指為眼中只有貿易協議而沒有香港的特朗普，過去兩天被急遽變化的局勢及國會兩黨議員推着走。剛過了的星期三，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貼文，把中美貿易談判與香港掛鈎，提出要中國「先人道對待香港」。至此，美國府會朝野對香港的立場已呈一致化，香港成了中美之間除台灣以外的另一議題。
按美國憲法，由於簽署對外協議的是總統，一般認定外交權在總統，或者說是在行政部門。然而，由於國會擁有不少對外權力，譬如宣戰權不在身兼三軍總司令的總統而在國會，國會在外交事務發言權絕對不少。光是一個撥款委員會，就可以令白宮束手無策，低聲下氣。至於外交或軍事委員會更是權力大得驚人，國務卿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儘管麾下外交官萬千，亦得定期向委員會作證；戎裝肩上四顆金星鋥亮的海陸空三軍上將，也要在議員面前宣誓作出證言。這種三權分立本質，以及國會議員在憲制里的權力地位，帶來國會在外交及軍事的巨大發言權。至於權力地位，一是來自議員代表人民的聲音，與鐫刻在憲法的「吾等人民」（We the People）呼應。至於實際上的總統繼任順序，總統之後是副總統，接下來便是眾議院議長，之後是參議院臨時議長，再下來才是國務卿、財政部長等人。因此，當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發言，不僅代表一名來自加州的眾議員，更是美國繼任排行第三的政治人物聲音。
國會外交力量不容小覷
因此，在美國政治結構，國會的力量從來不可小覷，絕對不是民主擺設花瓶。一個國會議員，完全有力扭轉美國對一國一地的外交取向。上世紀80年代，來自紐約的聯邦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屢屢挑戰當時仍處於戒嚴時期下的台灣蔣家政權。當時在美國的台灣官員，每見索拉茲發言談到台灣，便知又是一輪重擊將至，隨時對台美雙邊關係帶來變數。至於佩洛西，出身政治世家。1991年，她與一批國會議員訪問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手持小白花，拉開上面寫有「獻給為中國民主事業犧牲烈士」黑布。如今佩洛西當上眾議院議長，對中國的態度不言而喻，近期她對香港局勢的發聲，帶動了國會議員對香港的關注。
美國的外交政策，就在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權力互動之間構成。即使可以擺平行政部門，無法令國會接受的話，再好的協議也難全面執行。再以台灣為例，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美國的兩黨國會議員，卻在短時間內通過《台灣關係法》，交總統卡特簽署，更可追溯至同年元旦生效，成為北京對台灣政策中的最痛。美國則藉《台灣關係法》，持續對台灣的非官式關係，更據此繼續對台售武。或許有人會問，卡特既然是中美建交的美國總統，為何會願意簽署《台灣關係法》。原因其一是美國對兩岸的戰略考慮，以台灣制衡北京，至今未滅。其二，卡特也需要國會支持，換來在政策推動上的暢順，物物交換，是典型的give and take，何樂而不為。觀乎當年《台灣關係法》在參眾兩院表決票數，參議院是90:6，眾議院是345:55，卡特若是拒絕簽署打回頭，先不說此後再推出的版本同樣難以拒絕，單是把支持法案的兩黨大部份議員都得罪光，在政治上絕不可行。
在擬對港法案勢更強硬
美國國會議員雖說身處華盛頓國會山莊，處理全國或對外事務，但權力來源是本選區選民，遂而不必過於考慮所謂「對外影響」。舉個譬喻，佩洛西是加州第12選區選出的國會眾議員，這個中產選區在三藩巿，白人佔四成四，亞裔佔三成三，其他是拉丁裔和非洲裔，從中可以想像這個區的選民政治傾向。倘說佩洛西支持六四鎮壓，或說擁護《逃犯條例》修訂，她的眾議員能做到今天？相對於國會議員，特朗普近期就香港的談話被指乏力，遭民主黨揪着不放，可能於他而言，這是貿易談判策略的一種。不過，兩黨國會議員哪聽白宮解說，發出一篇又一篇的聲明，法案小組更是磨拳擦掌。特朗普周三的兩段社交媒體貼文，很能說明，他至少在這段時間，在香港問題要追上國會議員的取態，以免予人脫離美國核心價值之感。
政治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特朗普把中美貿易談判與香港問題掛鈎之後，倒過來使得國會議員加力推動有關香港的法案。可以預見，正在草擬或修訂的有關香港法案，尤其是《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幾可斷言是沒有最強硬，只有更強硬。這一股風潮，勢必成為特朗普在貿易談判向中國要價的籌碼。美國府會之間的互為影響，互相推動，香港因素變成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政治議題。中美關係及對話今年出現的巨變與遽變，《逃犯修例》修訂飾演關鍵角色，這些，應是特區政府當初沒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