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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洗白的罪惡:鄧榕和宋彬彬指揮打死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

「有同學掄着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扎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像中的鮮血淋漓。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編按:劉宋馬三人聯名寫第一張大字報。)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場的大操場毆打全過程,沒有人出來喝阻。」

卞仲耘兩名女兒在母親被打死後的遺體前痛哭

宋彬彬的道歉掩蓋真相,為自己洗白,還以保護人自居。這場葉維麗策劃的公關,不邀請卞家人出席。欲蓋彌彰。讓更多人看到宋彬彬的品德和文革遺毒的嚴重性。

一月十二日,在原北師大女附中部分一九六六年在校學生和老師,以及老師後人的見面會上,原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主要負責人宋彬彬和劉進,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長銅塑雕像的會議室里,向當年的老師、同學以及老師的後人道歉,也向卞仲耘雕像鞠躬道歉。卞仲耘副校長年逾九十的丈夫王晶堯和他們的孩子沒有出席這個見面會。卞仲耘的家人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說,他們並沒有被邀請出席見面會;同時,卞家人也表示,他們對這次見面會的“思想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請也不會出席。

不能忘記:卞仲耘被害的經過

歷史學者王友琴對卞仲耘被害經過的記述是這樣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玉冰。當時該校沒有正校長。七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走。七月三十一日,女附中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走後,控制學校的是紅衛兵及“文化革命委員會”。革委會也是紅衛兵頭負責。

八月五日下午二時左右,高一的紅衛兵首先開始暴力行動。副校長鬍志濤提出,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麼。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下去,墨汁立即染黑她全身。五個被斗領導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脖子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紅衛兵把他們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台下。人群中,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還有人去開水房取來開水,要燙被斗者。

接着,五個被斗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邊走邊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勞改”。用扁擔和筐子挑土。卞仲耘挑的大筐里沙土太沉,她擔不起,就被劈頭打倒在地——五個被斗者被亂棒橫掃。有壘球棒,跳欄上的橫檔,還有舊桌子椅子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開始流血。

“勞改”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黑幫”的斑斑血跡。

五十歲的卞仲耘在三副校長中排名第一,也就是“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有人叫來了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送垃圾的手推車上。另外四個人還在繼續被斗。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手推車旁邊。胡志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

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用大字報紙蓋着,上面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七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醫生檢查時,她已經死亡多時,屍體已經僵硬。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他們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身心傷害極其深重。

鄧榕企圖改卞仲耘死因為心臟病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被通知到了郵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而且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堯。王晶堯不認識他們,請求他們寫下了名字。他保存下來了,有七人名字,六人是紅衛兵學生。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王晶堯第二天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里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保存至今。為卞仲耘的屍體處置,王晶堯和大女兒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鄧小平女)。鄧榕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一副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醫生作屍體解剖。用意在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非被打死。王晶堯反對解剖屍體。死亡原因如此明顯,他不要讓妻子慘死後還遭受切割。鄧榕轉而兇狠地責問卞的大女兒:“你們什麼態度?”然後,就離開了。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三十四年後,鄧榕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書中,鄧榕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女附中陶洛誦和張敏的見證

原師大女附中初二學生張敏,是卞仲耘校長被毆打時的現場目擊者之一。二○一○年,張敏以敏一鴻的筆名發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鉤沉與省思》。她回憶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上午,在各班級開完班級批鬥會時,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如果說八月四日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八月五日則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有同學掄着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扎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像中的鮮血淋漓。誰決定用這樣的方式打校長?

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對當時情況的了解,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編按:劉宋馬三人聯名寫第一張大字報。馬德秀後來一路順風當了上海交大黨委書記、全國人大代表。她的紅衛兵履歷一片空白。)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場的大操場毆打全過程,沒有人出來喝阻。

另一位見證者陶洛誦二○○七年六月在《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二○○七年證詞》這樣寫道:幾天以後,八月五號,我親眼看到,在學校里,三個校長,兩個主任一字排開跪在操場的高台上。紅衛兵勒令他們說:“我是黑幫,我是牛鬼蛇神。”有幾個女學生提着棍子不時打他們。校長卞仲耘當晚死去。紅衛兵頭目第二天在學校的大喇叭里恐嚇:“任何人不許往外說,誰說出去誰負責。”

文革前學校學生里有些人入了黨,後來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黨員。她爸爸是宋任窮,是東北局書記,總管東北三省。校領導和老師對家庭有勢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們學校由鄧榕傳達她爸爸鄧小平的指示,我看見白老師(共青團負責人)與鄧榕並肩而行,鄧榕滔滔地說著什麼,白老師謙恭的態度就好同對待首長一樣。

宋彬彬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八月五號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她後來去了美國。她對八月五號發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還沒有表示過道歉。

宋彬彬的道歉聲明邏輯錯亂

在道歉聲明裡,宋彬彬說:女附中的文革,是從六六年六月她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她先要向師生們道歉。說到暴力致死卞校長的八五事件,她說“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

宋彬彬認為自己對卞仲耘的死“是有責任的”,不過,她的責任,不是對紅衛兵暴力的領導責任,不是對八月五日批鬥會的組織責任,而是因為她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因為“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從而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

這些話,讀來相當奇怪。宋彬彬和劉進勿需“強勢”,就已經“阻止”成功,因為,一經“阻止”,“圍觀的同學”就“散了”。這說明,宋彬彬和劉進在學校是很有號召力的,但那些掄着“帶銅扣的皮帶”和舉着“帶着釘子”的木棒的同學呢?他們也散了嗎?宋彬彬和劉進還以“保護人”自居,似乎其他人沒有命喪黃泉,就是他們保護得好,而卞仲耘死是她們沒有保護好——這是哪門子邏輯:一個暴力組織紅衛兵的頭目,兼任施暴對象的保護人!

卞仲耘是紅衛兵在北京打死的第一個人。當天晚上,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已經知道卞仲耘被暴打致死;而這個消息,在八月十八日宋彬彬在天安門向毛獻紅袖章之前,為時二周,是不可能不被彙報到毛澤東那裡的。可以說,宋彬彬參與的暴行得到“偉大領袖”的嘉獎,她是踏着卞仲耘的屍體走上天安門城樓的,她的光榮換來的是大規模升級的紅衛兵暴力。她的光榮必然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

葉維麗宋彬彬策劃道歉的破產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難的老師和他們的家人道歉的誠意,那麼她首先邀請的,應該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還有他們的孩子們。王晶堯和他的孩子們沒有出席這個見面會。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王的家人說,他們根本沒有被邀請。

這個師生見面會的主要公關策劃者,是原女附中學生,“紅色大院的女兒”葉維麗。這位受過耶魯正規訓練的歷史博士,長期無視她親眼見到過的由王晶堯保存的《宋彬彬談話記錄》及其他原始材料,放棄一個史家應有的尊重事實的專業品格,劉進馮敬蘭等人一起,長期偏袒宋彬彬的個人立場,更與得到宋彬彬支持的《記憶》網誌主編合作,以尋求細節為借口,掩蓋卞仲耘案的歷史真相。

在陳小魯的道歉被社會廣泛認可之後,葉維麗等人看到一個既能獲得社會接受(甚至好評),又能洗白宋彬彬的機會。他們想讓卞仲耘案責任人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陳小魯道歉這趟火車,在眾目睽睽之下,借這個師生見面會,卸掉她已經被歷史定格的責任。應該說,這是一個大膽而聰明的策劃。只是,葉維麗宋彬彬等人,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王晶堯幾年前相信過葉維麗“研究”卞仲耘受難事件的誠意,向她提供了他保存的所有原始數據。然而,王晶堯雖然已經九十多歲,卻是少見的頭腦清明的老人,從葉維麗有關的種種作為,他看清了她的用心。王晶堯的孩子們也表示,對這次見面會的“思想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請也不會出席。

葉維麗宋彬彬失算了。因為,宋彬彬避重就輕、欲蓋彌彰的道歉,不但是對受難者的褻瀆,也低估了公眾的判斷力。不但不能洗白宋彬彬,反而讓更多人看到宋彬彬品德的陰暗與虛偽,看到文革這場浩劫後果的嚴重,進一步探討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宋彬彬的道歉,不失為一件好事。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俄亥俄河畔)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開放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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