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讀到有關文革紅衛兵頭目宋彬彬在美離世的新聞，好奇之下，找了更多相關報導閱讀，發現跟着宋彬彬一輩子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之死，裏頭竟有個具熟悉感的鼻酸故事，卞仲耘的先生王晶垚，如二二八受難者台灣畫家陳澄波的妻子張捷，拍下心愛的另一半被迫害殘殺的身亡照，作為控訴的歷史見證。...

如果你受過某人很大的傷害，而只是你一個人在評判他對你表示的悔意是否真誠，那麼，由於你對他的深度反感，不管他如何表示悔意，你都可能覺得他不真誠。但是，當他在社會中公開表示悔意的時候，作出評判就不止是你一人，而且也是廣大的公眾。在一個公共說理起作用的理性社會裏，公眾能夠對悔意是否真誠作出相對公允的評判，他們識別真假悔意或道歉，主要也是從言語來看道歉者是否逃避自己的責任。

發動青少年紅衛兵打死人的做法，沒收私人擁有的房屋，搜刮民間存有的黃金，驅逐近十萬人出北京城，都順利完成，幾乎沒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顯的是，不用這些殘忍的做法，這些「革命」目標也可以完成。這些手無寸鐵的中小學教員和房產主們，根本不可能對任何人構成什麼威脅。所以，「紅八月」的殘忍暴行，完全是一種在革命名義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為。

王晶垚堅持認為，五人調查小組中的劉進、宋彬彬雖然可能沒有親自動手打人，但事發時屬於學校的權力當局，劉進是統管全校學生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宋彬彬是四個副主席之一，理當負有很大責任。對於宋彬彬的公開道歉，學者徐賁、朱學勤等人也撰文稱，「道歉里缺乏真誠的懺悔，她只是認了一些小『錯』，而根本沒有看到（或承認）自己在極權之惡中該承擔的那份『罪責』」、「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誰？這一要害她和她的團隊還是在迴避……」

在妻子被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致死的第二天，王晶垚則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下昂貴相機，拍下血跡斑斑的妻子遺體，也將清洗、換衣、火化、下葬等過程紀錄下來，甚至連之前女學生上門胡鬧所貼的下流惡毒標語、大字報，他也全部拍下。在中國上上下下多數人刻意不談文革的情況下，他一生努力追求真相，試圖透過司法途徑申訴，但北京檢方和中國最高檢先後做出不予起訴決定。王晶垚曾表示，我就是要讓後來的人看看，這是人類歷史上多麼黑暗的一頁，如果不能訴諸法律，我們將訴諸歷史。

許多人都記得那天，1966年8月5日下午，宋彬彬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以「煞煞威風」為名在校園裏揪鬥副校長卞仲耘。紅衛兵慘無人道地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殘暴得令人髮指，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失去知覺，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處在頻臨死亡的狀態。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裏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卞仲耘分娩後來到河西村，請當地一位老太太幫助帶了一段時間孩子。後來，頭一天老太太來了，第二天沒有來，一打聽，說村子裏土改，說她是「地主婆」，一陣亂打，把她打死了。 這件事驚嚇了卞仲耘。宋琤說，卞仲耘的家庭出身就是「工商地主」，父親是安徽無為縣第二號富戶，商會會長。卞仲耘還面臨一個問題，她於1941年1月入黨後，即發生「皖南事變」，黨組織聯繫人要她立即離開陝西。卞

前幾天，文革時期非常有名的紅衛兵頭目宋彬彬在美國去世，引起廣泛熱議。她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並被毛改名為宋要武，煽動起了紅衛兵的暴行；二則她是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組織和參與了打死時任校長卞仲耘；三則她還是紅二代，是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

他也像毛澤東一樣，千方百計要使紅衛兵運動那種行為方式，那種精神氣質，那種價值觀念，不斷承傳下去。今年九月初，在新學期開學之際，習近平便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強調中共的教育是要培養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他最害怕青年人知道歷史真相因而成了他黨國事業的「破壞者和掘墓人」。今天文革雖然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習近平甚至連鄧小平給禍首毛澤東開釋罪惡的「三七開」評價都不願意承認，更不談上清算文革的罪行了。

毛澤東與宋彬彬的合影給人類留下了鐵證如山的罪惡合作，開啟了人類歷史上罄竹難書的比二戰德國法西斯納粹對猶太人更殘忍萬倍的血雨腥風。身着黃軍裝胳膊上套着中式納粹標誌紅衛兵袖章頭上蹶着兩根小刷子戴着近視眼鏡的師大女附中高幹子弟高三學生共產黨員宋彬彬把已經染滿鮮血的另一個紅袖章笑嘻嘻地套到老毛衰老的胳膊上。老毛不滿她本名里「彬彬」二字，諭旨道：「要武嘛！」

昨天，9月17日，我去看了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這部片子的營銷文字不少，很多人看了說好。我也推薦。方勵導演十年前接觸到這個題材，今天院線上映，期間據說方導還賣了自家的房子投入拍攝，所以至今還是租房居住。不瘋魔不成活。敬佩。我推薦的原因和藝術性無關&mda...

宋彬彬走了，很多人說紅衛兵時代過去了，我不認同。有大咖說，紅衛兵對中國的危害有兩次，一次是他們響應號召造反，二次是他們成年後成為社會中堅。而且，二次危害甚過第一次。宋彬彬只是機緣巧合成為紅衛兵時代的一個符號，她不是紅衛兵運動的推動者，也不是紅衛兵思潮的肇始人，她既不代表紅衛兵時代...

了解宋彬彬背後的人，才能還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與罰。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領袖諭示"要武嘛"的時候，或許沒有料到，她此後將再也不能從"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來。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

整個一代人都對毛挑起的文革的狂熱負有一定責任，而且但凡一個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怎會對自己敬愛的師長下此毒手？從後一點上來說，當年的紅衛兵們，難道不應該為曾經的暴行懺悔嗎？難道良心良知真的早已蕩然無存？ 錢鍾書先生曾經寫道，文革年代有三種恥辱，一種是作為受害者的恥辱，一種是作為施害者的恥辱，一種是旁觀者的恥辱。作為施害者和旁觀者，真的可以心安理得的過一輩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