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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衡: 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奸淫擄掠與共軍踞東北之憶

上面提到的這些名字,在當時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戰軍的當權派,誰會想到,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後,和他們的主子林彪一樣,全被整肅。那也就是干共產黨的下場。是必然的下場。因為共黨在鬥爭之中,當「政治生命」結束時,「人身的生命」,也同時結束。這也就是真正讀通了書的知識份子,必然不做共產黨的原因。

前言

採訪二十五年,是我從事新聞工作的紀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接收長春時開始,寫到現在為止。

書中所涉及的人物,有的尚在台灣,有的自政治生活中隱退,有的已經變節,有的已經謝世。為了保持人與事的真實性,我只紀錄當時的情形,不加評論。以維持寫作立場的超然性。並忠於現代歷史。

這廿五年,我看得太多,也經歷了許多艱險,有些突出的事物,到現在猶歷歷在目,恍如昨日。

這二十五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用狄庚斯雙城記的話說:「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一個最沒有希望的時代,這是一個最有希望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我們就是處於這個時代之中。雖然我自己僅是恆河中的一粒細沙。但卻正遇到了歷史上這樣一個重要時期。

採訪廿五年寫作的原則是:寫我自己所親眼看到的或者經歷的事物,以政治為經,以我的記者生活為緯,織成這一本書。當然我所沒有遭遇的,則會漏掉,關於某年某月某日,所發生的事情。我儘量翻閱舊報,並配合我的記憶,以及日記。我確實希望寫到「語語有來歷,筆筆有根據」的程度,不渲染和誇大。以保持它的真實性。

採訪廿五年的內容,採取重點式的寫作方式,這裏面自然包括一些漏網新聞,內幕性的新聞,以及在當時不能發表的東西。

廿五年,就一個人的生命言,不能算短,但在人類歷史上卻是一個極短的時期,我希望以兩年的時間,把這廿五年的記者生活,寫得很完整,為時代留一個紀錄。一個真實的紀錄。

這裏是長春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個落雪的冬天,我自北平搭軍機飛到了長春。那時的長春,完全在蘇俄軍隊控制之下,機場的地勤人員,也全是蘇俄兵,土地雖然是我們的,但卻如同到了外國。特別是鐮刀斧頭的紅旗,顯得十分刺眼。

從機場進城的途中,看到了許多服裝不整的俄國部隊,其間有一些女兵,他和她們走在路上,沒有隊形。極像一些「散兵游勇」。

那時中長鐵路不通,惟一的交通工具,依賴空運。中國空軍飛機降落長春,要事先得到俄軍的許可。我們接收東北的行政中心東北行轅,設在日本的一個「重工業會社」,滿炭大樓內,展不開工作。

當時蘇俄佔領軍的最高統帥部,設在前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內,蘇軍頭目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帥旗,則飄揚在南嶺的一棟別墅中。長春的防衛是,則由城防司令卡爾洛夫少將負責。社會的秩序很壞,蘇俄士兵,會在白晝洗劫行人。

長春的一個最大的廣場,大同廣場,豎立了一個蘇俄紅軍的戰勝紀念碑。以紀念他們進行了「六天戰爭」而佔領東北全境的「勝利」。那座高聳雲霄的紀念碑上,塑了一輛蘇俄的坦克車,炮口指向南方。

長春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城市,是日本佔據東北十四年的政治和軍事中心,所有的建築采幅射式,寬闊的馬路,高大的建築物內。都有暖氣裝置,甚至比當時的日本東京,更現代化。

那一年冬天的長春。幾乎天天飄着清雪,打開收音機所聽到的是:「格瓦雷長春,格瓦雷長春」。那是蘇俄空軍導航的呼號。意思是這裏是長春。因為當時蘇俄的軍用飛機,正大批大批的把東北物資,運回蘇俄。飛機一架接看一架起落。

在長春市內,到處是蘇俄的軍隊,一入黃昏,槍聲四起,俄軍會隨意用卡車搬走市民的東西,年輕的女人,把頭剃得光光的,穿上男人的服裝,以防備俄軍的強姦。

在長春的日本僑民,畏畏縮縮的像一些老鼠,在小馬路的攤販市場中擺地攤,出售衣物和零用東西。每一個人,都面有菜色,在攤販市場中,俄國軍隊拿了東西就走,不付鈔票,是常有的事。在那裏可以充分的看到一個戰敗國國民的慘象。

姦淫、掠奪的蘇俄士兵

淪陷了十四年的東北同胞,天天盼望中央政府軍隊能夠及時開到,因為單是行政人員的到達,接收工作無法展開。東北的年輕的一代。在收聽重慶播出的紀錄新聞後常用油印機印好送到朋友家中,他們含着眼淚。討論着國家未來的命運。

那時候長春僅有一家在蘇俄軍隊卵翼下的報紙「光明日報」,登載蘇俄軍部所供應的消息,副刊上剛開始對我們的接收人員,諷刺和攻擊。那家報紙是接收了日據時代的一個報社。編排也和我們的報紙,不大相同。

從後方來的新聞記者,沒有幾個人,那時的中央社長春分社雖然已開始發稿,光明日報並不採用。他們似乎以蘇俄的華文軍報自居。目的是為蘇俄佔領軍宣傳政令。

當時最早到長春的記者除了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外則是大剛報的張膽,張膽是隨陳家珍少將的第二總隊,穿了士兵的服裝,空運到長春。這個偽裝士兵的記者,在長春發不出電報,因為他的電報,要經過東北行轅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張嘉璈簽字,利用行轅的電台發出。所以蘇俄軍隊初期的姦淫掠奪新聞,一字不能拍發,當時張嘉璈的主張是:不發足以影響「中蘇友好」的新聞。有一天張膽到吉林省政府辦事處,找教育廳長胡體乾訴苦,我在旁邊聽着,深深的替他不平。因為我到長春的第三天下午,到一個親戚家的途中,就被蘇俄的一個士兵,用輪盤槍指向胸膛,搶去了一支手錶和一支鋼筆以及一些零用錢。對於蘇俄部隊,已恨之入骨。極其希望新聞記者們,能把蘇俄軍隊在東北的殘暴事實,向世界作公正報導。

那時我不是新聞記者,而是隨吉林省政府教育廳長胡體乾先生,到省府工作的一名職員。後來被聘為國立長春大學講師。但長春大學的校舍被蘇俄軍隊用作軍營,一時不能開學。當時人們所注意的是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上將和蘇俄軍統帥馬林諾夫斯基的會談,但會談卸一直沒有進展。因為蘇俄軍隊,正在扶植共匪,那時在東北的共匪頭目是高崗、呂正操等。而實際負責共匪與蘇俄軍隊聯繫的則是穿蘇俄軍裝的周保中。周保中是蘇軍長春城防司令部政治部的副主任,他化名姓黃,人們稱之為黃中校。那個國際共產黨員,處心積慮的向蘇俄主子獻計,如何阻止國民政府接收,如何把關東軍的武器,交給共匪。不過當時,人們僅知道,他是俄軍中的中校軍官。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四月十四日蘇俄軍隊撤出長春,周保中率領匪軍四萬之眾使用蘇軍的坦克車,圍攻長春,他的真正猙獰面目,才顯露出來。

聯歡晚會中的俄酋群像

在當時政府所採取的對俄政策是維持中蘇友好關係,希望蘇俄協助我們順利接收。而蘇俄的政策則是表面敷衍國民政府,暗中扶植共匪,使它壯大,在戰後的中國,製造內亂。

我深深的記得,東北行轅進駐長春後,熊式輝上將,董彥平中將,曾和蘇俄佔領軍的高級人員,包括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特羅曾科中將、巴佛洛夫斯基中將等,舉行過一次聯歡性的晚會,我們的接收人員也參加了那次晚會,那天晚上,帶了金線肩章,青藍色褲子鑲着紅條子的蘇俄元帥馬林諾夫斯基,顯得特別突出,在樂聲悠揚中,他首先擁着一個長春的交際花顧某,翩翩起舞。不過步子是生硬的,沒有一些柔和的氣氛。在場的人員,都有看一場沙皇時代的「宮庭舞會」電影的感覺,因為那天出場的蘇俄將軍,在服飾上都極講究,金光閃閃的寬肩章,和我們在街頭所看到的穿得破破爛爛的蘇俄士兵,形成強烈的對比。

一座長春城,就在寒冷而肅殺的氣氛中,度過了一個冬天。人們盼望着春天,早些到來,蘇俄紅軍,早日撤退。東北的年老的一代,對於當時情勢的解釋是,日本垮了,一個強盜倒下去了,但另一個強盜蘇俄,卻比日本更為兇狠。

那時的東北行轅,一下子撤回山海關,一下子又派出各省的接收大員。一直留在長春的是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董彥平中將,和蘇軍總部不斷的舉行會談。接收人員大部分集中住在滿炭大樓,小部分有親友的可以住在外邊。熊式輝不在長春的那段期間,他的職務由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代行。和蘇軍的接觸和交涉,全由董彥平中將出面。那時的董彥平是新聞記者追蹤的人物,但他為人穩健,很少透露什麼新聞。他的處境是身在虎穴之中,陪伴一群吃人的蘇俄老虎。但他卻能不懼不惑,充分的表現出中國軍人的軍魂,不卑不亢的從事交涉。使得那群老虎,也對他敬畏三分。

董彥平、特羅曾科會談

在留時蘇俄方面,一再延展撤退軍隊的日期,第一個目的是在要求獲得東北的工業資源,但我們對這一問題,卻一直採取強硬態度,不做些許讓步,那應該是董彥平和特羅曾科等一直談不攏的原因。蘇俄的第二個目的是不願看見中國和美國締為盟友,他們很露骨的表示:國民政府要和蘇俄作朋友,就不能和美國作朋友,他們一貫的論據美國是「中蘇友好」的絆腳石。所以當五個美國記者到長春採訪搭機返回瀋陽時,蘇軍的兩架飛機,曾在長春上空作攻擊狀,迫使那架飛機降落,五名美國記者,終於改搭火車返回瀋陽。第三個目的,則是扶植共匪,在東北作亂。製造一個親俄的傀儡政權。

蔣夫人蒞臨長春

民國三十四年冬,對東北人民而言,是一段苦難的歲月。許多礦場破壞了,冬天沒有煤燒,日本人在遠東建設的最大發電廠,小豐滿發電廠的機器被蘇俄拆去了大半,電燈半明半暗,一切工業停頓了,交通系統也停頓了!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因之失群的蘇俄士兵,常常被人民打死,埋在地下滅跡,而他們的部隊,少了人也不追究。而他們的士兵。也常會用一匹馬和農民換一塊花布,也從沒有人追查。因為他們的部隊,沒有紀律,是一群烏合之眾。

東北光復了幾個月,大城市中,家家戶戶做了青天白日旗,但卻不敢掛出。在長春除了東北行轅的屋頂上飄揚一面國旗,連市政府也僅能懸掛鐮刀斧頭的蘇俄旗幟,一直到趙君邁市長到任後,市府才改掛國旗。第二年春天,蔣夫人蒞臨長春,中國旗幟,才在大街小巷上出現。

蔣夫人抵達長春時,是我開始做新聞記者後不久,那時長春已有了三家報紙,第一家是蘇俄紅軍所支持的左傾的光明日報,第二家是趙君邁市長所支持的長春日報,第三家報紙是中央日報的前身,大華日報。我因為長春大學不能開課;吉林省政府接收無期,和一位大學時代的同學,到大華日報工作。當時的大華日報工作同仁,青一色是國民黨的黨員,但卻不能以黨報姿態出現,東北行轅也不敢正式出面支持。怕露出馬腳給蘇俄軍隊口實,所以資本也是國民黨一些同志,東借西借,拼湊起來的。那是當時國民黨人,基於良知所辦的一張報紙,敢於多刊載一些對政府有利的消息。當時的社長是張明初,他每天東跑西奔,去張羅財源。

蔣夫人蒞長春時,大華日報刊登的消息,也較另外兩家報紙為多,記得當時我寫了一篇特寫,題為:「熱情的長春市民,將蔣夫人團團圍住」,是描寫蔣夫人蒞臨長春時,數度下車步行,和市民握手,被市民包圍的熱烈情形。

大華日報被搜查

大華日報是接收了一家印刷廠開辦的。設備很差,編輯人員大約有十幾個人,採訪人員七八人,用平版機印刷,當時的東北行轅和黨部雖然沒有給這張報紙一些實質的支持,但卻希望這張報紙,不要開罪蘇俄紅軍,而吉林省的教育廳長胡體乾,卻常給這張報紙,提供意見,有時還偷偷的寫一篇社論。胡體乾做過廣東中山大學的文學院長,是位文質彬彬的學者,他的老家是吉林,當年他已快六十歲,但他的愛國心,卻和青年人同樣熱烈。因而大華日報,受到他的精神鼓勵很多。

不過大華日報,在蘇俄軍隊眼中,是一家有問題的報紙,某一天下午,突然有一隊蘇俄士兵,包圍了編輯部,因為不是編報時間,編輯部沒有幾個人,當俄國兵剛進門時,社長張明初和我,從後門□走,跳牆而逃。他們帶走了幾名工人,第二天也就放回來了!後來據說他們是奉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之令,搜查這家他們視為「反動」的報紙,但沒有搜到什麼。報紙停了兩天,經過疏通後,又繼續出版。那一天我跑到城區的經理部,把我的名字,改成於蘅,因為我年輕時,愛看紅樓夢,對蘅蕪君薛寶釵的印象深刻,因此把名字改得很像女人。

我是學法律的,做新聞記者不是我的本行,但我卻在無意中,做了新聞票友,沒想到一票竟票了廿五年,將來還要繼續票下去。不過經過蘇軍搜查報社後,再加上遇到幾次搶劫,後來常常做些惡夢,夢到被俄軍抓去。拉出槍斃,驚醒時常常出一身冷汗。不過胡體乾先生一直鼓勵我從事這一工作,他說:做新聞記者可能比教書對國家會有積極的貢獻。假如說:在我的半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一個是我的小學老師仲義三先生,另一個則是我以師禮事之的胡體乾先生。體乾先生在吉林淪陷時未及撤出,他是吉林省政府最初的一任教育廳長。也是最後的一任教育廳長。聽說他已被匪殺害。如果他還在的話,今年也已八十開外了!

自危城中撤退

長春的大華日報,一直支持到三十五年春四月十四日的圍城之戰。不過在三月下旬。我隨吉林省政府的接收人員撤退。未能和那張報紙全始全終。記得撤退那天,還是體乾先生來了電話:說要我和他一道乘軍機飛錦州。轉往北平。三月的長春,仍是冰天雪地,我們的飛機起飛後。體乾先生說:長春的攻防戰將在蘇軍撤走的那一天展開,他很擔心守軍的彈藥不夠充足。不過他深信陳家珍少將和劉德溥少將,可以支持到國軍北上接收的時間。那一天我們的飛機,飛行得很穩,在錦州降落時,見到一片黃土地,地上沒有雪,天氣也暖和得多。

在錦州我們住了一天,便搭車進山海關,在「天下第一關」的城樓下,體乾先生和我徘徊很久,那一天我們住在山海關招待所,花架上的紫藤,已經發芽,第二天陽光從窗外射進來,感到無限寧靜閒適。在長春的那段日子,在蘇軍槍桿下度過的那段日子,想起來像似做了一場恐怖的夢。體乾先生說:我們在北平避過這次戰亂後,將馬上回去,那時我們將在自己軍隊的保護下,展開工作。

在北平,體乾先生常約我吃廣東小館,每餐都兩菜一湯,他也常和我提起吉林的北山,靜靜的松花江,還有荷花池,八百隴的吉林大學。我和他談話,總像如坐春風之中。

在那一段閒適的日子中,我遊了中南海,在北海的五龍亭上品茶,游故宮,登西山的頤和園,看排雲殿,訪慈禧太后吃窩窩頭的草廬,在太廟看桃花盛開,仰臥在天壇的旁邊,聽布穀鳥的叫聲,在王府井大街的大酒缸旁,用大_喝酒。那段日子,真是美極了!就彷佛像大學生考完了期考以後的閒適。因為過去我經過北平,都是匆匆而過。

瀋陽的歌舞昇平

在北平大約停留了二十幾天,體乾先生替我到軍事調處執行部接洽飛機,要我先回瀋陽,因為那時杜聿明將軍所指揮的大軍,出瀋陽,正向長春推進中。軍調部的美軍飛機空位很多。一個清朗的春天早晨,我趕到西郊機場,那架飛機僅有三名乘客,包括吉林省的民政廳長尚傳道,當飛機降落在瀋陽北陵機場時,軍調部的一位中校軍官來接,用一輛軍用吉普車,把我們一直送到中蘇聯誼社。一個八樓的房間,已經貼上我的名字。

那時由中美和共匪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重心已移到瀋陽。我方的代表鄭介民將軍,和匪方的代表饒漱石,常常坐在餐廳內,一道吃飯,那時匪酋饒漱石,也穿着國軍將領的服裝,並掛了一顆星。不過看上去總有些邪魔怪道之氣。還有匪酋李立三,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裝,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陰險的人。他們不大和外人接觸,在進入餐廳時,坐下以前,總是向前後左右,特別是後面,仔細看看後才坐下。他們也從不和中國記者接觸。

當時的中蘇聯誼社,在東北長官部管轄之下,凡是住進去的人,一律由長官部招待,在餐廳中,可以隨意點菜、喝酒、然後在帳單上簽字,並可以約請朋友共同進餐。單是國內外記者就有三十多人,被招待在那裏。

入晚後樂聲起處,樓下的夜總會,有大批大批的人員翩翩起舞,舞女大部是日本人,打掃房間的也是日本少女。那真是一個歌舞昇平的小世界。而進出這個小世界的人,大都是美式裝備的年輕軍官。後來有很多軍官在瀋陽娶了日籍夫人,多半是在那一時期,孕育了愛情。

重見漢家旌旗

三十五年春夏之交,出關的國軍以新一軍和新六軍為主,全是美式裝備,新一軍軍長是孫立人將軍,新六軍軍長是廖耀湘將軍,此外有石覺的十三軍,趙公武的五十二軍,陳明仁的七十一軍。這些軍隊出關後,真像似猛虎下山,所向披靡。那時熊式輝的東北行轅,也進駐瀋陽,接收人員,陸陸續續的出關。

東北同胞用眼淚來迎接這批部隊,因為他們在淪陷十四年之後,又重見漢家旌旗。軍隊所到之處,農民拿出雞蛋,煮了白飯,毫無保留的歡迎。有些年輕的女學生以嫁給國軍為榮,特別是英俊蕭灑的空軍,更是女學生追求的對象。那時人們所看到的是吉普車上載的儘是漂亮的年輕女孩。

但在歌舞昇平的同時,東北的人民,對於接收人員很失望,因為那時的酒飯茶肆,儘是接收人員,他們的官架子很大,飯前飯後,一定要打熱手巾,於是人們開始對接收大員們憎惡了,因為每接收一個地區,甚至是小縣,也把官僚習氣,帶了過去。做假報銷單,開假收據向公家報銷,成為官場中的通病,關於這一些,東北的商人,過去沒有做過,所以他們開始卑視那一批文職的接收官員。但對國軍,仍充滿了敬愛。雖然一批驕兵悍將,已逐漸形成,但因為他們能趕走共匪,所以仍極受人歡迎。

那時候,孫立人將軍的黃馬靴,廖耀湘將軍的灰白頭髮,劉玉章將軍的咬咬牙齒,都成為新聞記者寫特寫的素材,成為青年一代的偶像。

具有朝氣的青年人

在瀋陽雖然看到了歌舞昇平的景象,但也看到了一片朝氣。那時候的東北行轅用了一批重慶幹部學校的年經人,他們穿着灰布中山裝,在辦公室工作,東北同胞是喜歡像那樣的青年官員。

刻在台灣擔任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煥,當時主持瀋陽日報,他也是穿着一件深灰色布料的中山裝。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為瀋陽日報帶來一片朝氣。

當時瀋陽的社會秩序,已經完全恢復,北寧路已照常通車,東北大學也已復校,秦皇島和葫蘆島都在國軍控制中,北寧路上軍運頻繁。國軍收復各地的工作,作扇形展開。瀋陽的渾河機場,北陵機場,東陵機場,國軍的飛機,不斷起落。瀋陽市的電車恢復了,公共汽車也恢復了。留給市民的談話資料是蘇俄軍隊,佔領期間,如何姦淫掠奪,什麼地方被百姓打死多少「毛子兵」。瀋陽城郊區的老農,又有開始閒話桑麻的興致。老農夫們會把多少年前日俄戰爭時,當年所看到的俄國兵和不久前他們所看到的俄國兵,做一個比較,結論是這次佔據東北的俄國兵,多了坦克車,而軍紀之壞,比中俄戰爭時更糟。

在瀋陽的日俘和日本僑民,已經受到「人道」的待遇,他們可以寧靜的住在目己的家中,等候遣送返國。租界地一帶雖然有些日人擺地攤,出賣衣物,但買賣是公平的,那些日本人被蘇俄軍隊嚇得似驚弓之鳥,看到中國士兵,遠遠的就鞠躬致敬。日本僑民的窗上,大都貼有歡迎國軍的標語。雖然他們穿的衣服,已經打了補丁,但卻極為清潔。很明顯的在瀋陽日僑所受的待遇,遠較在長春我所看到的日僑有天地之別。因為國軍並沒有以戰利品來看他們,把人當人看待。而蘇俄部隊,卻把人看成東西。

接收改變方式

以瀋陽為中心,所展開的各地接收工作,也改變了方式,那是當國軍推進到某一地區,行政人員,_隨軍前進,建立政權,並且立展開撫輯流亡工作。凡是沒有軍隊的地方,行政人員也暫不接收。以避免張莘夫事件的重演。

張莘夫事件是在蘇俄軍隊佔領撫順期間,他率領工作人員八名,赴撫順接收煤礦,但在一月十六日目撫順返回瀋陽的途中,在李石寨車站,被共匪殺死。那件事很明顯的是蘇俄軍隊串通共匪所製造。當時的軍事代表團團長董彥平中將,一再向蘇俄佔領軍司令部特羅曾科中將交涉,蘇俄軍方,則稱那是地方土匪所為,後來俄軍僅將張莘夫的遺體運回瀋陽,其他七名人員,連屍體也沒有找到。那就是當時震動全國的張莘夫慘案。

張莘夫事件的後果是使許多行政接收人員,不敢再冒險到國軍沒有收復地區工作,也激起中國人民的反俄情緒。

六月七日的停戰令

民國三十五年春天,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將軍聲望最高的時候,因為他統帥的大軍,於一月十六日進駐瀋陽,五月廿三日克復長春。那時住在中蘇聯誼社的共匪代表饒漱石的精神極為沮喪,因為共匪的軍隊節節失利。瀋陽城曾經為國軍克服長春,舉行了慶祝大會。杜聿明將軍在克服長春當天,曾發出豪語,一周以內,收復吉林,駐馬松花江彼岸。依照當時的情形,確實可以一舉克復哈爾濱和佳木斯兩地。但不幸的是來目南京的重要決策,指令杜聿明將軍,停止軍事活動。

六月七日杜聿明將軍在他的司令部內,招待三十多名中外記者;他起立宣佈國軍已經渡過松花江,並在對岸建立了一個橋頭堡,由於中央命令,自_日起停戰,他已把停戰令送到前方。

杜將軍那次的記者會,表情凝重,我清楚記得杜將軍步入記者招待會會場時,臉上沒有笑容,但他很禮貌的和每一位同業握手,他的政治部主任余紀忠中將並掏出打火機為坐在他身旁的兩位記者,燃點香煙。

那次記者會,雖然準備了豐盛的茶點,但沒有一個記者取食,與會的記者,在聽到杜聿明的宣佈時,也都心情沉重。因為那次停戰,對國軍而言,等於自己束苛聳腫悖_夫沂垢_旱氖□猓_艿攪藝樂氐拇_邸km然在會中,有幾名同業發問,如果共匪向國軍進攻,國軍是否還擊?這樣的停戰令,是否等於馬歇爾將軍偏袒共匪?杜將軍都避免正面作答,他僅說他所指揮的部隊,服從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事實上那次停戰令,給與了共匪一個喘息機會,能夠從容的在後方整編部隊,在三十六年春天,他們首先破壞了停戰令。開始進攻長春北部的德惠。

馬占山將軍憤憤不平

在停戰命令下達後,最抱不平的是東北的老將馬占山將軍。記得我在停戰令下以後。到馬占山的公館,去看他時,他右手端着一碗蛤蟆油,很激動的說:我反對停戰命令,我反對馬歇爾的這項決定,其他你所要問的問題,你隨便寫好了!我相信你寫的會比我說的更好。那一天他表情十分激動,托着碗的手,微微發抖。然後他一會從一個沙發上站起,坐到另一個沙發上,一會再回原座。他的短髯,已經豎了起來,他說東北人民,已經苦了十四年,他們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躪,我們該拯救他們,因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黃帝的子孫。

馬占山那天穿的是便服,頭帶瓜皮小帽,他的兩眼,炯炯有神。那一年他大約已超過六十歲,但是他說:如果國軍能把他空投在哈爾濱以北地區,他仍願號召家鄉子弟,編組游擊隊。在東北和共匪一決雌雄。

在那次談話中,我了解了馬占山何以被稱為民族英雄,何以在九一八以後,他能在東北北部地區,和日軍一拼,並轟轟烈烈的打了幾次大仗。當時我的感覺是他的寶刀未老,豪氣猶存。

現在讓我把問題再回到五月二十三日,國軍克服長春的當天的情形,那一天杜聿明將軍的參謀長趙家驤,在他的辦公室中,接見了五名往訪的記者,他當時就預言,國軍收復東北全境,有絕對把握,但他所怕的不是松花江以北匪軍部隊的抵抗,而是怕調人馬歇爾將軍,壓迫國軍,不得繼續前進。不幸的是那些話在半個月後。被他言中。

我更能清楚的記起,五月廿三日當天下午我在長春第十四地區空軍司令金恩心瀋陽的家裏,訪問金氏時,他對當時的局面,也表示憂慮,他說:他急須飛往長春,因為長春以北地區的戰鬥,須空軍偵察支援。我們需要速戰速決,否則軍調部的停戰令一下,便給予共匪一個喘息機會。同時他告訴我,四一四的那次長春防衛戰,劉德溥將軍指揮的東北子弟兵七千多人,能夠和四萬多匪軍打了四天,足以顯示東北子弟,保衛國家的戰鬥能力。他也想到他的參謀長曹志瑚在那次戰役中被俘,他十分懷念。

金恩心司令,在四一四戰鬥以前,曾指揮空軍運輸機把劉德溥的部隊,自北平運到長春,他在長春時,就曾坦率的告訴過我,我們運到多少部隊,蘇俄紅軍,都紀錄的清清楚楚,有多少彈藥,他們也紀錄的清清楚楚。

金恩心是東北人,他在東北行轅進駐長春後不久,_在長春成立了第十四地區空軍司令部,蘇軍自長春撤退時,他奉命飛瀋陽述職,留下了他的參謀長曹志瑚代理他的職務,後來因為長春戰起,飛機無法降落,他只好停留瀋陽待命。

國軍接收後的長春

有家歸不得

三十五年夏天,我離開瀋陽,搭中長路火車赴長春。那時所有到東北工作的新聞記者,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都發給一套美式裝備的軍裝,僅是上衣上,不掛階級,其他的一切和校級軍官,沒有什麼區別。因此坐火車,也不必買票。而且受到相當的禮遇。那是國軍出「山海關」後的黃金時代。當火車停在每一個小站時,穿軍裝的人,購買食物,小販都自動減價。──是出自內心的對軍人尊敬──不過當時車行得很慢,沿路都有「交警總隊」的士兵荷槍站崗──當時的交警總隊,是一個特殊兵團,都着軍隊服裝。

六月的東北農村,高梁還沒有達到「青紗帳起」的程度,從火車上眺望鐵路兩旁的人家,煙囪上冒着縷縷青煙,在田裏工作的農民們吸着旱煙袋,看着火車來了,直直腰露出一些笑容。予人以一種寧靜閒適之感。那是一種經過「兵荒馬亂」以後,邁向「太平歲月」的景象。

我自六歲時,從山東的蓬萊大水坡「下關東」,由孩童時代起,就在遼南平原長大,對於那裏的黃土地帶、高粱地和大豆田,王瓜架,石頭砌成的庭園、特別熟習。我的母親,也就葬在遼南的一個小村莊中,我家後園的白楊樹下。所以在搭車赴長春途中,感慨也特別多,回憶童年時代的往事,不禁熱淚盈眶。但在當時,我卻不能回家,看看我的老父和二哥,以及童年時的遊伴,因為我家的村莊,在一個偏僻地區並沒有國軍駐守,共匪的正式武裝部隊,時常出沒。不過在車廂中,我的腦中,一直出現我住的村莊南邊的桃花林,當春天到來時,開得漫山遍野的花海。在春雪溶化時,青草從地層上長出來,一片綠意,還有毛茸茸的毛菇杜花,秋天的山梨紅,野生的歐粒兒,牛群和羊群,還有秋天的雁陣,山神廟的鐘聲。那裏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外面流浪久了,就是想吃自己家井水煮的高粱米飯和山東煎餅。就是想嗅一下那裏大地的土香。追回童年的那一段日子。

一個懷鄉病患者,一個離家多年的孩子長大了,但所遇到的是一個離亂的歲月。一路上想了很多,在火車到達長春時,巳是黃昏時候,市內一片燈火。

不歡而散的舞會

距離隨吉林省政府撤退,離開長春,僅三個多月,但這回所看到的情形不同了,在那裏巳經沒有一個俄國兵,我們三月間撤退時,長春正是冰天雪地,回來後正萬木蔥籠。一切充滿了希望和青春的生命力。

這一次我住在「軍民聯誼社」,也是軍方的一個招待所。那裏邊住了許多軍官和二三十名新聞記者。過去俄軍統帥馬林諾夫斯基的司令部,已改為孫立人將軍的第四綏靖區司令部,長官部在長春有一前進指揮所,由鄭洞國將軍負責。鄭洞國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副長官,另一位副長官是梁華盛將軍。當時梁華盛巳被中央發表為吉林省政府主席,但仍兼副司令長官,那年他才四十歲左右掛着中將官階,真是威風凜凜,英年得志。這位少壯派將軍和鄭洞國將軍,孫立人將軍,廖耀湘將軍,是當時長春的「風雲人物」。梁將軍主持吉林省政後,長春駐軍曾為他舉行一次慶祝晚會,那一晚,長春的名媛仕女,都參加了那個規模很大的晚會。晚會開始後,梁將軍應邀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給與我印象最深刻的兩句話是「華盛是來做事的,不是來做官的」。在演說之後,接着是舞會開始,一時衣香嬪影,交換舞伴,在玄黃的燈光下,在樂聲悠揚中,使每個人都陶醉在年輕女孩的柔情蜜意中,當樂隊高奏「香檳酒氣滿場飛」,舞伴們並行向前邁步時,突然在一個角落上,掌聲大作,一個青年人站到舞池中央,激動的發表演說。他首先說:「今晚看到這樣盛大的舞會,衷心至感激動,他的良知告訴他,他必須在這個時候,說幾句掃興的話。

接着他痛哭流涕的說:東北同胞淪陷於日本軍閥的鐵蹄之下,已經整整十有四年,受蘇俄紅軍蹂□也已九個多月,在悠長的歲月中,同胞們天天盼望中央政府來接收。現在我們來了,我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應該是撫揖流亡,慰問父老,但是我們現在卻在這裏跳舞,享受醇酒美人之樂,這樣我們能對得起苦難的東北同胞嗎?松花江北岸,現在猶在共匪盤踞之下,他們正在厲兵秣馬,待機反撲,而我們卻沉醉於歌舞昇平之中,請問這是個什麼時代?大家該不該這樣的狂歡曼舞?......

講話的年輕人,是吉林省教育廳的主任秘書魏際昌。在場中最感到尷尬的是吉林省主席梁華盛將軍,他沒有答辯,也沒有向別人講什麼,會場沉寂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那一次舞會,自然是在「不歡而散」的情形下落幕。那時教育廳長胡體乾先生,還留在瀋陽接洽公務。不過梁華盛將軍事後似未向體乾先生提過那件事。體乾先生也一直繼續擔任吉林省的教育廳長。

趙君邁換金人

在這裏我必須向讀者們做一個交代,當東北行轅初到長春接收時期,中央發表的吉林省主席是鄭道儒,鄭道儒是政學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吳鼎昌任貴州省主席時,他是秘書長。鄭抵達長春後,在第一批人員撤回關內時,便回到北平,因健康不佳留在北平養病。他的主席職務,由財政廳長王寧華兼代,我們第二次撤回山海關時,王寧華和長春市長趙君邁,繼續留在長春,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蘇軍撤出時,共匪立即圍城,長春的保衛戰,隨即展開,在四天四夜的戰爭中,文職人員全部被俘,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寧華和長春市長趙君邁。王寧華被俘後,誓死不肯屈服,破口罵賊,死於共匪的俘虜營中。在那次戰役中,長春防守司令陳家珍少將,也負傷被俘,突圍而出的僅有保安第二縱隊司令劉德溥少將和督察處長崔志光少將。以及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先生。

劉德溥少將突圍後,抵達瀋陽時,行轅主任態式輝將軍,曾經和他握手達兩分鐘之久,讓新聞記者拍照。國軍收復長春後,劉德溥出任五十六師師長,仍統帥整編後的第二縱隊官兵。那支部隊後來棣屬四十九軍。四十九軍的老軍長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出任遼寧省主席後,由他的副軍長鄭廷笈升任軍長。三十七年秋四十九軍在錦州作戰失敗,鄭廷笈被俘,但五十六師則一直駐防長春。

在四一四戰役被俘的趙君邁,被共匪解往哈爾濱,當時共匪對俘虜的政策是懷柔,除了他們認為「反動的死硬派」像王寧華代主席那樣的人,陪加虐待,對一般官員,則加以優待。因而趙君邁市長在被俘期間,共匪除了相機加以「洗腦」以外,沒有受到什麼折磨,但那不是共匪的「仁慈」,而是要利用俘虜,作他們的宣傳樣本。

果然那年秋天,他們透過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三人小組,提出交換俘虜,他們要換的人是以趙君邁換回共黨著名作家金人。金人曾翻譯過蘇俄作家蕭洛霍夫所寫的「靜靜的頓河」。但是我方遍找俘虜名簿查不出金人這個人。而共匪俘虜也不透露誰是金人。一直到他們確知金人要被釋放回哈爾濱時,金人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趙君邁換金人」故事。

「趙君邁換金人」,對共匪而言,是他們的勝利,它的影響是使左傾的作家們,死心塌地的跟着共產黨走。給與知識界的錯覺是「共匪尊重知識份子,而不重視官員」。和他們建立偽政權以後,殺蕭軍、蕭紅、清算胡風,整吳□、鄭拓等的情形,大不相同。

接收、辦報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再引回長春。長春自國軍在五月廿三日收復後,社會秩序,迅速恢復。但那時的軍隊的權力,也迅速膨脹。他們在所有的機關,亂貼封條,並派軍駐守,新六軍先到的地方,貼上新六軍的封條,新一軍先到的地方,則貼上新一軍的封條。許多漂亮的洋房都成為軍官們的住宅。甚至當時的中央宣傳部,想接收日本人辦的官方報紙「日日新聞」的廠房,改為長春的中央日報,也要費很大的交涉。

那時將領們對於辦報,極感興趣,新六軍首先在長春接收了俄軍佔領期間的「光明日報」,改為「前進報」,新一軍則辦了一份「華聲報」。梁華盛將軍則接收了一座銀行分行的建築物和一家印刷廠,創辨「中正日報」。我回到長春不到兩周,胡體乾先生也回來了,當時他要我參加中正日報工作,同時也在長春大學教書。中正日報的籌辦工作極為順利,梁華盛將軍從廣州中正日報調來總編輯張知挺,張先生那年巳五十歲,為人和善,他是副社長兼總編輯,社長則是梁華盛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長王候翔將軍。王候翔在吉林辦公,不問報社的事,一切由張知挺全權處理。我當時被聘為中正日報的採訪主任,由軍方撥來三輛吉普車,作為採訪記者之用。在當時吉普車是車子中的「權威」,比轎車更受人重視。那時梁華盛將軍和廖耀湘將軍,都喜歡自己開吉普車,讓司機坐在後邊,前座右邊,則常坐着將軍的貴賓或朋友及家人。

第一做記者,就養成坐車採訪的習慣,應該是受害於中正日報的車子太多。因此到現在,我還未養成記路的習慣,我腦子裏可以記住上百個電話號碼,不必翻電話簿,但現在要我找台北市的谷正綱的公館,我還是找不到。雖然我到過谷先生家,不止二十次。這個不記路的習慣,現在巳經無法改正。

「記者」不是「作家」

我在中正日報做採訪主任那一年,僅廿六歲,每天可以連續工作十六小時,不知疲倦,那時白天出去採訪,晚上回來看稿、寫稿,彷佛混身是勁。那時各報所重視的是軍事新聞,吉普車開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和各地的師部,因為穿的是軍官的服裝,車子一開進大門,衛兵便喊「敬禮」。採訪上十分方便。

不久長春大學開學了,我是專任講師,開的課程是國際公法、刑法和社會學,而不是新聞。那時我寫的新聞稿文藝氣息很重,常受到張知挺先生的警告,他說:「記者不是作家」,把一件事情寫清楚就夠了,不必用文學筆法去描繪,更不可像寫小說般來寫等寫。這些毛病,以後逐漸改正過來。與我受大學教育無關,因為我在大學時讀的是法律。而對國際公法,特感興趣。

教書時講法學方面的課程,雖是我的本行,但我真正的興趣仍是文學,我在高中時代,是一個文學迷,一心想成為作家,這倒和我的家世有些關連。因為我的伯父是個秀才,他下關東,比我父親早了幾年,是個私塾先生,他的書桌上擺紅樓夢、西遊記、三個演義、水滸傳等閒書,但他不許我們看,他要我們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易經以及全本古文觀止。甚至連大學的註解「此章言天道也,此章言人道也」也要背。而我在背書之餘,卻常偷看他的紅樓夢,於是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沒想到後來作家沒有作成,卻做了半生拿筆桿的新聞記者。

長春的中正日報

我在長春中正日報工作得很愉快,報社除供應三餐之外,還分配給我一間九坪大小的寢室,一具軍用電話,一個辦公桌,一個大床,四張沙發,於是報社就成為我食於斯、寢於斯、工作於斯的「家」。特別是那具軍用電話,給我工作上的幫助更大,它可以接到駐軍前方的司令部,給予採訪上很大方便。報社真正的老闆梁華盛,每次從吉林到長春來,必定偕同他的主任秘書施白,到報社來「巡視」,也常用毛筆下條子,指示社務。有一次他興致來了:寫了八個大字「節省公帑涓滴歸公」,壓在張知挺的玻璃板下,第二天張先生就告訴鍋爐房的人,午夜三時以後,停止開放暖氣四小時,因為那時各辦公室和宿舍,都設有「暖氣包」,二十四小時輸送暖氣。

當時編輯部大約有十幾個人,採訪記者九人。總編輯僅管編務,不管採訪組,因此採訪主任的權力很大,不像今天台北各報的「權力集中」。那時採訪主任如果發現記者的程度不夠,或者工作不力,只講一句「明天你不必來了」,或者是「明天你到經理部結清薪水」。那位記者,就要捲鋪蓋走路。

當時那時的採訪主任也夠辛苦,不但自己要採訪,要指揮同仁採訪,而要要看稿改稿。一個人幾乎要做三個人的事。最苦的是晚間的應酬,特別是軍方舉行的舞會。因為在舞會中,可以從高級將領的口中,得到一些新聞。當時的將領中,除了孫立人外,多喜歡發表談話,而且希望見報,那情形彷佛今日的官員們,願意出現電視,願意接受電視記者的訪問一樣。

孫立人將軍,對於記者,採取「被動的友善」態度,不拒絕接見記者,但他和記者見面時,是談生活情趣,談他所看到的日本人在東北的建設,談蘇俄軍隊的掠奪,一問到他所主管的軍事方面的事,則肯定的回答:「軍事無預言」。或者:「無可奉告」。這大約是與他受的美國教育有關。

「主席」召見「總編輯」

我在中正日報工作的初期,有兩件我自己認為滿意的事。其中之一,是我訪問了溥儀在長春做「執政」及「康德皇帝」時的宮殿。

那是一所房頂上鑲着黃琉璃瓦的建築,分內苑與外苑,那座「皇宮」,雖經蘇俄軍隊洗_,裏面仍殘留在許多東西。其中包括「皇帝」的菜單,宮女們的繡鞋,網球拍,鄭孝胥寫給溥儀的書信,羅振玉的奏章,以及掛在正殿的「勤政樓」匾額。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溥儀倉惶逃往通化,被俄軍俘虜後,一直沒有新聞記者,想到這座宮廷以及宮廷中的故事。

在「宮中」我也檢到了溥儀之妹二格格三格格給他哥哥的信,還有粉紅色的浴缸中,殘留的脂粉盒。雖然都是些「一麟半爪」的東西,寫起來也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我的「溥儀故宮訪問記」,在中正日報發表後,王候翔社長,還特地自吉林打來長途電話,向我致意。不久後他到長春開會,和我擁抱着,拍拍我的背,對那篇文章,多所稱道。王候翔講起話來,很像黃少谷先生,慢條斯理的溫文典雅。

我的第二件得意的事,是有一天梁華盛將軍,約總編輯張知挺到吉林去談話,發表他治理吉林的大政方針。他的談話指定由中正日報和在吉林出版的省府機關報吉林日報發表。

知挺先生回來自己寫稿,他文中有吉林省政府主席梁華盛將軍,「召見」本報總編輯張知挺發表談話稱:「吉林省將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他稿子寫完後,交給我看,我把召見兩子改為接見。知挺先生怕梁華盛不悅,仍主張用「召見」字樣,我堅持如果寫召見,只能寫召見張知挺,而不能召見一家報社的總編輯。我請張先生兩者選擇其一,因為那是件關係「新聞記者職業尊嚴」的事,一旦發表,會成為報壇笑柄。知挺先生最後讓步了,沒有寫「召見本報總編輯」而改為梁主席接見本報記者。

那時我對於新聞學上的若干問題,是一張白紙,但總覺得新聞記者面對達官貴人們,不能失格,不能卑躬折節。在二十四年後的今天,我想到這件事時,覺得我確是做對了!

政策上的重大錯誤

民國三十五年瀋陽是東北的行政中心,長春則是東北的軍事重心。孫立人將軍的第四綏靖區司令部所指揮的部隊是自長春起到松花江畔。不過在當時新一軍和新六軍兩支勁旅,常做戰爭勝利的競賽,因為這兩個軍是全美式裝備。甚至作戰的方式,也是美國方式,先使用強大火力,作地毯式的攻擊前進。

這兩個新軍,在收復長春以前,都作了急行軍,希望先到達長春,不過新一軍在瀋陽長春間的四平一帶,和共匪打了很猛烈的一仗。被阻礙了一些時間。後來兩支勁旅,又在長春會師。孫立人第四綏靖區的副司令是賈幼慧將軍,參謀長是史說將軍,賈幼慧將軍是孫立人的老搭擋,他有一個特徵是清瘦得出奇,頭上也是灰發比黑髮多。史說是個矮胖子,帶着深度的近視鏡。參謀處的作戰科長鄧超和情報科長李明璁,是和長春中外記者接觸較多的兩個人,他們常和記者作友誼式的聊天,有時也作背景式的說明。

在停戰令下達到各軍之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匪我雙方沒有戰_,但松花江岸的共匪則大事擴軍,當時共匪的重要軍事據點是佳木斯、牡丹江,他們的地區行政中心,則在哈爾濱,那時軍調部的美國聯絡機常常飛往哈爾濱與長春之間。

三十六秋天在雙方達成換俘以後,吉林小豐滿的發電廠也恢復對哈爾濱輸電,供給敵人動力,當然是一件失策的事,但當時軍方卻無法阻止政治上的決定。

此外政府在決策方面,另一項重大錯誤是:對於日據時代編組的東北軍隊,一律解散,不予收編。那些部隊在日據時代,是專門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輸的也是反共意識,政府不要他們,而共匪卻十分重視那些武力,因而林彪的部隊中,中下層幹部幾乎全部是東北的地方武力。而我們的士兵,卻大多來自南方。把生長在江南一帶的士兵,派往寒冷的東北作戰,也不適宜。但這些都未為當時的參謀本部所注意。

「小工頭」伍修權

那時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三人小組,也把重心放在長春。當時在長春的匪方代表是伍修權,伍匪修權在長春的安全,受到國軍的特別保護,有一次美方代表和國軍代表,匪方代表,舉行聯歡晚會,中外記者也被邀請參加,伍匪修權,就坐在一個角落上,記得當時他穿的是中山裝,個子矮小而瘦弱,長春的中央社記者王萬鈞指指他告訴同業們說:那個像小工頭的人,就是伍修權。沒想到這個小工頭,在毛偽的「秧歌魔朝」成立後,竟然跑到美國去大罵美國一通,和我們的蔣廷黻博士,唱了一場對台戲。伍修權現在巳不知下落,大約已被毛匪整肅。

當年在長春,最痛恨共匪的一位軍人是鄒壁將軍,鄒壁當時的職務,是長春軍運辦公處主任,記者們常到軍運處去找他聊天。因為他在西安事變時,在蔣委員長身邊作事,所以他也被困在華清池。因為早年受過共匪的迫害,所以一提到共匪,他就咬牙切齒。

他主管的軍運辦公處,交通方面的消息,極為靈通,所以他也常供給匪軍調動的消息。他被長春的新聞同業,稱為「記者之友」。有時記者要到長春北部一帶採訪,他也會給大家調動一輛專車。凡是到過長春的記者,直到現在還很懷念他。

青年學生投奔自由

民國三十五年下半年,長春地區的人民,過的是太平日子,那時每天都從松花江北岸,湧來大批逃亡的學生,那些青年,因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國的懷抱,都抱着滿腔熱血,南下參加反共的行列。於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輔導處,輔導處下,並成立了青年訓導班,訓導班似乎像大學的先修班,處主任由姚彭齡擔任,他的主任秘書是刻在內政部擔任科長的劉勝超。有一段時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幾個鐘點書。講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我很喜歡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熱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並在長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聯中,由現在的立法委員王寒生擔任校長。姚彭齡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軍方,去借些軍裝大衣,為那批大孩子們作冬天禦寒之用。那些孩子後來繼續隨政府南遷,大部分到了台灣。這一批在烽火中長大的人,現在也都巳四十多歲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長春一位親戚家裏,度過一個快樂的舊曆年,也是勝利以後,長春市民,開始燃放爆竹過年的第一個年。因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蘇俄軍隊佔領之下,人們對於未來的日子,不敢預料。甚至對蘇軍是否要長久佔據東北,也不敢預料。三十五年冬天,總算是真的看到了漢家旌旗,從異族的統治下,被解救出來,所以那一年的過年,居民們着實的大魚大肉的吃了幾天,有些商家並把國軍的軍官們請到家中吃年夜飯。

「派系之爭」激烈

不過自三十五年冬天開始,接收人員內部的派系之爭,也越演越烈。那時長春有三個派系,一個是陳果夫、陳立夫先生的系統,一個是朱家驊先生的系統,另一個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其中以陳系和朱系之間的爭執較為劇烈,劇烈的程度,甚至到雙方互在牆壁上貼標語對罵,在餐館中吃飯遇到一起時,雙方會怒目而視。

長春大學是由朱家驊系的人黃如今校長主持,吉林省議會議長畢澤宇先生,受到朱家驊系人馬的支持。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兼中央日報的社長是李錫恩,屬於陳系。吉林省政府主席梁華盛和省議會議長畢澤宇,過從較密。因此長春的中正日報也傾向朱系。

那些政治上的爭執,政學系的人,似乎沒有介入,因為東北行轅行主任態式輝將軍,是東北政務的實際負責人。政學系的人,都位居要津,從事作官,對陳朱雙方都不得罪。

那些派系之爭,陣線十分分明,而且雙方互相搜集對方的情報,這些內部之爭,使得一些知識份子很失望,因為雙方都忽略了共同的敵人共匪。至於軍方人士,也未介入派系之爭。但中級軍官,則忙於和女學生談戀愛,參加舞會,帶女友坐在吉普車上逛街。

共匪破壞停戰令

長春寧靜的日子,過了大約半年,但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在三十六年的初春,共匪軍隊首先破壞了停戰令,開始進攻長春北部的德惠縣城。德惠是長春以北的重要城市,由孫立人所屬的新一軍五十師駐守,師長是湖南籍的潘裕昆將軍,他率領所部,孤軍奮戰一周,擊潰了十倍於守軍的共匪,那次戰役中央曾調動了陳明仁將軍的七十一軍馳援。記得某一個晚上,陳明仁將軍自長春乘車東北上時,那輛車子掛滿了霜雪,陳明仁的小鬍子也結了霜,孫立人將軍到長春車站送行,和陳明仁緊緊握手。陳明仁告訴記者們等候他的好消息。不過在陳的七十一軍抵達以前,德惠之圍巳解。

在德惠解圍之後,孫立人將軍和中外記者團,先後抵達德惠。筆者是隨記者團赴德惠採訪的記者之一。那次赴德惠採訪的記者,包括北平益世報特員高慶琛,上海申報特派員趙展。我們坐了一火車之後,改乘軍用吉普。在出發之前,每一位記者從第四綏靖區司令部領了一幅氈靴,一支手槍,一個手電筒,一套新的軍用厚大衣。

一次危險的採訪

當我們換乘軍用吉普車時,巳經天黑,天空並飄着清雪,我清楚的記得,那一天的氣候是零下十七度,坐在吉普車的前座上,腳凍得很痛。雖然腳上的氈靴很厚,仍不足以禦寒。那次採訪確是一次冒險的採訪,因為敗退的匪軍,仍留在我們經過的公路不遠的村莊中,雖然我們的車隊,有一隊士兵保護,但戰_隨時可以發生。而且車隊前後的距離很遠,不能相互照顧。

車行在前不着村,後不把店的東北大草原上,遠處看不見燈火,近處也看不見燈火,大地寂寂,風雪淒淒。在午夜時分,才到達潘裕昆的師部。我們到達德惠後的第一件事,是用溫水洗臉,吃飯,聽取潘裕昆的簡報以後,就鑽進帶拉鏈的羊絨被中睡覺。第二天一早,出城去看戰爭的現場。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堆積起來像座小山似的人的屍體。那些匪軍的屍體,凍得僵硬像似魚市場上的凍魚。匪軍大多穿的是兀拉鞋,其中有十五六歲的女兵,頭髮上扎着紅布條,女兵和男兵的屍體堆在一起,因為是凍的殭屍,看上去都沒有血跡。有些膽小的同業,用手擋上了眼睛,戰場的四周,用一句「屍積遍野」來形容,實在不能算過分。

記得那一天早晨,是個晴天,但寒風凜烈。德惠城內,有些房屋被炮火打得倒塌,有些地方,還在冒着一縷一縷的青煙。電線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玻璃窗的碎片,也散落到街上。但我們的士兵,卻滿有精的荷槍站崗。

據潘裕昆將軍告訴記者團說:共匪在圍城之戰中,採用的是人海戰術,一波倒下去,一波又衝上來,但他們的人海,最後還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結論說:德惠之戰,是人海對火海之戰。

自然守軍也有相當傷亡,但國軍的屍體,巳被掩埋。清掃戰場的工作,巳初步完成。軍用電話線正在修復中。

孫陳計劃渡江

那一天我們也在戰地碰到孫立人將軍和陳明仁將軍,他們兩人一致主張,乘機向松花江北岸進攻,直取哈爾濱。但他們的計劃,受到南方方面的阻止。

那一天記者們看到了前所未見的敵人最大的傷亡,也看到共匪部隊少年兵、老兵和民兵混合進攻的實際情形,因為屍積如山是最好的證明。同業們回到師部後,便開始和報社通長途電話,大家搶着報告新聞。京滬和北平一帶報紙的記者也把電報發到長春,再托人轉發到總社。

那一晚我們又住在師部中,但我一閉起眼睛,就想到那個十五六歲頭髮上扎紅布的女兵的屍體,那情景到現在想來,還恍似昨日。那晚很久很久不能入睡,想到共匪的瘋狂攻城,進行殘忍的戰爭……聽到外邊士兵在換崗時的腳步聲。

第二天我們回到了長春,連夜趕寫了一篇「吊今戰場記」。動筆時,似乎毫不吃力。

在那次戰役過後不久,潘裕昆將軍升任了新一軍軍長,五十師師長則由他的副師長楊溫將軍升入任。

那次戰爭,打過以後,五個月內,共匪的部隊未敢蠢動。長春和瀋陽兩地,繼續沉醉於歌舞昇平中。

不過民心和士氣,卻逐漸低落,東北各地的人民,對於接收人員的印象,越來越壞。報紙上也開始對若干接收人員,開始攻擊。不論是政治和軍事,都開始走向下坡。

當時最大的毛病是軍事和政治,不能配合,高級將領和中級幹部脫節,中級幹部和士兵脫節。軍事會議,雖然不斷的在瀋陽和長春舉行,但大家都互相埋怨,互相推卸責任。地方向中央推,第一線部隊,指責參謀本部,參謀本部則指責第一線部隊已成為驕兵悍將。

也就在那一時期,東北的流通券逐漸貶值,通貨開始膨脹,東北的人民在談話時會說:「錢毛了!」東西貴了,於是囤積居奇的情況,開始發生。人民對政治的向心力,日漸衰退。歷史該向誰追究責任?於是熊式輝軍成了「眾矢之的」。

作者附記

非常感謝本刊的讀者,對「採訪二十五年」的熱烈反應,並提供意見。有些函件和電話給傳記文學的編者,有些函件和電話,寄到作者服務的報社。現在讓我答覆各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見。

(一)師範大學王庭先生:承提供馬占山將軍的有關資料,十分感激。將來本文出書時,當加修正。

(二)沒有說出名字的李先生電話說:李煥先生出長瀋陽日報的時間是三十六年十一月後的事,經向李煥先生聯絡,據告他本人於二十四年年底到東北,三十五年二月間到瀋陽日報工作。三十六年發表大連市黨部書記時辭瀋陽日報職務。

(三)行政院新聞局張源先生電告:長春之蘇俄紅軍紀念碑,是飛機,而非坦克。經查證長春確係飛機,瀋陽為坦克。謹此致謝。

(四)不願見告名字的趙先生:杜聿明招待記者,宣佈停職戰令送到前方的日期,為三十五年六月七日,先生所指系七月間事,恐系記憶錯誤。作者曾為此查過舊報。

(五)韓應寧先生:謝謝你的鼓勵,新聞記者工作,確似苦行僧,我當依照尊意,以嚴僅的態度寫這本書。

作者誠懇希望讀者繼續提供意見,如有錯誤,當隨時修正。使本書能成為記載正確的一本書。此外我要說明的是:寫到某一件事時,可能有些保留,但絕不歪曲事實,或暄染誇大。這正如一個人處世,有些話可以保留,但不可說假話。這就是我寫作的基本態度。

六十一年一月九日

陳誠、熊式輝走馬換將

四平之戰

三十六年五月廿一日,共匪攻陷公主嶺,長春和吉林外圍,突然呈現緊張。五月廿四日,共匪又大舉向四平進攻。到六月三日被守軍擊退。十天後再度向四平猛攻,根據當時軍方發佈的新聞是:共匪進攻四平時,曾經驅使日俘三萬多人參加戰_,共匪的指揮部中,並有一個十五人組成的蘇俄代表團在內,協助共匪作戰。

四平之戰,打到六月二十七日,共匪把鐵西區的工事碉堡,全部摧毀,並且佔據了那個地區。也就在四平之戰的緊張期中,最高檢察署在六月廿八日下令,通緝毛澤東

四平之戰的守軍是陳明仁將軍所屬的七十一軍,在血戰的半個月中,七十一軍連火夫都走上火線,把民間的黃豆,用作防衛的「沙包」。

在四平之戰中,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和防守司令陳明仁之間,相處得十分不好,甚至是在戰火最烈,守軍撤守鐵西區時,沒有通知劉翰東。後來在四平解圍之後,劉翰東曾經向當時的參謀總長陳誠將軍,告了一狀,說陳明仁的部隊在四平之戰中擾民。劉翰東是陳誠將軍保定軍校八期的同學,因此陳誠對於劉翰東的話,深信不疑。當時的陳明仁則認為他受了劉翰東的害,私下表示不滿。

四平解圍,是六月三十日,當天自長春和瀋陽兩地馳援的國軍,在四平會師。七月二日,國民政府明令嘉獎四平守軍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及其部隊,並優恤死傷軍民。又過了兩天,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案」。四平之戰結束後,長春和瀋陽兩地的記者,分別由軍方派飛機送往四平採訪。筆者隨長春記者團飛抵四平時,飛機降落後,所看到的是一縷一縷的濃煙,從大豆包中冒出;所嗅到的是人的屍體臭氣。那是陳明仁從地窖中走出後的數小時。因為他的指揮部就設在一個地窖中。那時他尚沒有時間,剃剃長出很長的鬍鬚,所以新聞記者就以他的鬍鬚作為拍照的對象。

斷井頹垣

陳明仁為長、瀋兩地的記者團舉行了簡報之後,並陪同記者們到鐵西區視察,整個鐵西區,幾乎全部毀於炮火,陳明仁當時曾經表示:這座孤城,得以保存,守軍是以寡擊眾,完全是如兵法上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

那一天陳明仁留記者們晚餐,僅有一道菜,是豬肉燉黃豆。陳明仁不斷的用筷子把菜中的豬肉,向坐在他身邊的記者們的飯_中挑。他並且說:大家來的快了一點,沒有什麼蔬菜來招待賓客但卻可以看到若干戰場上的真實情況。

那天晚上,我們就住在陳明仁的司令部。由於大部分通訊設備被毀,僅有一條電話線通長春和瀋陽,大家約定當天晚上,不發電報和電話,但結果還是有兩位同業,偷偷的和通訊連的一位連長聯絡好,在午夜十二時過後□出去和自己的報社通了電話。

第二天長春的記者團,又在縷縷的濃煙,和人的屍體的臭氣中,飛離四平,當飛機在四平上空繞飛一周時,從機_向下望去,真是一片斷瓦頹垣,景象十分悽慘。

當然這次我們又看到一堆一堆的共匪軍隊的屍體,也看到了受傷的俘虜,以及我們自己的傷兵。不過遼北省府主席劉翰東,沒有和記者們見面,因為當時軍政雙方,依然在_氣。

四平之戰,較諸同年春天德惠之戰,打得更為激烈因為德惠之戰,僅歷時一周,即告解圍,而四平之戰,則打了半個多月。軍方在當時為這兩次重要戰役所下的評語是:德惠之戰,是共匪試探性的反撲,四平之役則是反撲的正式展開。四平之役後,東北國軍,便處於被動的狀態。

陳誠接替熊式輝

自四平之戰後,中央才真的感到局勢嚴重,因而打出一張王牌,那是三十六年八月廿九日任命參謀總長陳誠將軍兼東北行轅主任,來接替熊式輝將軍。在陳誠的新職發表以前的半個月,中央先宣佈:東北的軍政統一,將東北保司令長官併入行轅,司令長官杜聿明將軍執行轅副主任,陳誠將軍也兼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陳誠將軍到任以後,特別注意整飭軍隊風紀,他不重視地方武力及游雜部隊的觀念仍然未變。在當時他對於新聞記者,也不具有好感。他在未就任行轅主任以前,以參謀總長身份飛瀋陽視察時,便下了一個條子,把軍聞社瀋陽分社的一名記者,押解回南京法辦。原因是那名記者發錯了一條軍事新聞。陳誠將軍兼任行轅主任以後,看到了一批着軍裝而不戴階級的記者,常追隨在他的前後,採訪新聞,他對於這批服裝不整的記者,頗為惱火,於是又下了一個條子:新聞記者不得穿着軍裝,而且這道命令,十分有效。長瀋兩地記者的軍裝,都被軍方收回,。一直到衛立煌將軍接替陳誠將軍之後,記者們才又重新穿上了軍裝。

陳誠將軍那一年剛剛五十歲,他在瀋陽停留了整整半年,但終於未能扭轉危局。在他的任期中,共匪曾經連續發動了四次攻勢,一度且曾向瀋陽作試探性攻擊,但都被擊退。

當時陳誠將軍在政治上,做了幾件重要的事,其中包括裁併駢枝機關,限制東北的資金流向關內,調節物資和穩定物價。三十六年十二月,他的胃疾發作,仍在病榻上指揮軍政事宜。一直到三十七年二月,中央派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陳誠才返回南京轉赴上海,割治胃疾。

東北人民給與陳誠將軍的評語是:他居官清廉,敢做敢為,肩膀有擔當。他很愛讓人民,但對文武官員,約束得很嚴,可惜的是對於扭轉局勢,似乎也無能為力,頗有大廈將傾,一木難扶的模樣。當然陳誠將軍那時正在壯年,剛愎自用的性格,也特別強,不過他忠黨愛國,沒有私心,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做好,也是人們所公認的事實。

孤城長春

三十六年夏秋之交,長春市長趙君邁,回到南方,那年八月,孫桂籍接任長春市長,那時孫桂籍還不到四十歲,他常和新一軍的師長文小山以及警察局長樂干,到長春郊區視察工事。大事局雖然不好,他工作得倒是滿有勁的。他和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也有私交,在公餘之暇,也常常跑到中央社去聊天。長春市民,覺得他的最大長處,是沒有官僚習氣,真正想做點事情。

當時的長春市,是一個省轄市,受吉林省主席的指揮監督,但她的重要性卻行政院的院轄市。

那時長春的內部,雖然很平靜,但除了吉林長春間的交通,尚能維持以外,事實上全城正陷於孤立中。那一年夏天,梁華盛將軍,曾經邀請長春各報記者和京滬平一帶駐東北特派員到吉林的省會永吉參觀。梁將軍除了為記者舉行簡報外,並陪同記者們游吉林北山,看大地荷花池,訪問八百隴的長白師範學院。

那時候軍人出任省主席,尚無「外職停役」的規定,所以梁華盛總是穿着他的兩星中將軍裝。當時他成立了吉林省工礦聯營處,省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他也常倡導「府會一家」。那就是說省政府和省議會,該合作無間。

三十六一整年,對長春而言,雖然外圍緊張,但內部的情形尚穩定。當時孫立人將軍,己調往瀋陽的長官部任副長官,不久他就到台灣鳳山,訓練新軍。長春的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則由新一軍軍長潘裕昆兼任,同時把李鴻的一個師,擴編為新七軍,成為防守長春的主力。

宋壽椿和「皇宮機場」

當時長春地區另一位軍方重要人士,是空軍上校宋壽椿,因為當時他是空軍長春站的站長。空軍總部,於三十四年冬在長春地區,成立第十四地區司令部,到三十五年七月間結束,由錢國勛上校任留守處主任,實際業務,則交由長春站處理。長春空軍站所主管的業務,以空運為主,長春地區本來有兩個機楊,一個是大房身機場,另一個是寬城午機楊,已經不能用,於是宋壽椿在日據時代溥儀做「皇帝」時的「皇宮」,另修了一個小機楊,他為它取個名字,叫「皇帝機場」,專作L5小型機起落之用。L5機僅能乘坐三人,是小型聯絡機。「皇宮機場」在後來大房身機場也被共匪佔據時,是當地最後唯一的一個小型機場。

宋壽椿當年剛剛三十出頭,他愛和新聞記者做朋友,一有工夫,他就自己開吉普車到中正日報來接我一道打網球。他有時甚至強迫式的要筆者放棄其他工作,拉着胳臂坐上吉普車,開往網球場。

但在他做站長的那段期間,我也送走了許多朋友,自長春飛往瀋陽。現在在內政部民政司擔任科長的劉勝超,就是宋壽椿在一張紙條上批上「特准」兩字,自長春飛往瀋陽的。

三十六年底宋壽椿被調回第一軍區司令部擔任飛行科長,錢國勛也被調回第一軍區任第四處處長。長春站的業務由副站長王丕績中校代理,那時的軍事情況,已愈來愈壞。有許多人準備離開那座危城。那一年冬天,長春的燃料缺乏,各機關多以豆餅,作為火爐的燃料─豆餅系榨豆油所余之豆粕,成餅狀,大如卡車之車輪,地方人民,用為牲畜之飼料─用以取暖。但城內的糧食,尚不缺乏。

吉林被圍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開始向吉林進攻,並完成了包圍態勢。吉林的守軍,正是不久前剛剛被雲南省主席盧漢宣慰過的雲南部隊六十一軍。那支隊伍,當時的士氣很高,防守嚴厲密,而且不大虛發子彈。

共匪在東北地區,所採用的戰術,一直是圍「點」打「援」,所謂圍點,就是圍住一座城池。所謂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擊援軍。同時他們善用「口袋戰術」,等國軍孤軍深入袋形陣地中,他們就包圍上來。正因為如此,所以吉林省會永吉被圍困時,自長春、四平兩地馳援的國軍,在試探中前進馳援,到了吉林被圍的第十八天,長春四平兩地的國軍,才在吉林會師。

在吉林被圍的一段時期中,長春的中正日報,常有極其確實的獨家新聞發表,而那些新聞,多是梁華盛將軍在長途電話中,自己講給總編輯張知挺的。

不過在當時,戰況愈緊張,報紙的銷路愈好,吉林圍城時,中正日報的銷路,直線而上。但張知挺卻說:他寧願報紙垮台,也希望吉林之圍,早日解除。

吉林解圍之後,梁華盛來過一次長春,也到中正日報的董事長辦公室坐了一下,對中正日報的表現,也多所鼓勵。那時中正日報比省府的機關報吉林日報辦得確實高明得多。惟一差勁的就是報紙的標題常有廣東句法出現:例如稱「抵達」為「抵步」……因為編輯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廣東籍的總編。

當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許多廣東人,那些追隨梁華盛將軍的廣東人,在吉林和長春一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飯,也怕吃麵食。所以後來一有機會,中正日報中的廣東編輯,便想請假,回廣東的中正日報工作。

瀋陽緊急

現在我們把話題再回到長春。三十六冬天的長春,是在寧靜而肅殺中度過。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戰軍部隊,自松花江南下,繞過春長,直撲瀋陽。當時共匪的行軍方法是晝伏夜行,以避開國軍飛機的空中偵查。共匪的部隊,也不結營,他們專住民房,對新竊據的農村,既不清算,也不_爭,而且呼農民為老伯。部隊開走時,替農民把院子掃得乾乾淨淨,用虛偽的手段來騙農民純潔的感情。但等他們一站穩腳步,清算_爭,立即展開,等人民覺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後苦」的那一套時,已經為時太遲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騙過長春以南的農民,晝伏夜行的接近瀋陽。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瀋陽外圍,突然發生激烈戰,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瀋陽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陳誠將軍曾調華北剿匪總部傅作義的部隊空運瀋陽增援。北寧路上,也兵車轆轆,軍運頻繁。

那時也就是陳誠將軍,在病榻上指揮軍事調動的時期。在當時中央政府也下定決心,保衛東北。但毫無疑問的是國軍所佔領的地區是城市,是點,而共匪所盤據的地區是鄉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他們的部隊使用的是輕裝備,而我們的部隊在行軍時,要挑着大鍋、餐具,以及糧草。

市政府的應變工作

長春市政府所作的應變能力,不是準備如何武裝民眾和共匪進行一次巷戰,而是替各級官員,填寫假的身份證,蓋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聞記者,也發給一張假的身份證。市政府在發假身份證時並鄭重說明:是給大家作為逃難之用,使共匪在進城後,無法根據身份證逮捕公教人員。同時把市政府保留的戶籍冊,也先行燒毀。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敗主義的作法。但在當時,沒有人提出異議。

人們的腦海中所想的是怎麼逃難,如何能搭上飛機,當地居民,把「接收大員」,稱為「劫收大員」,以發泄胸中的憤怒。事實上那些人民都是愛國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舊帳說:九一八時候,官員們把人民丟下跑了,讓他們受了十四年的異族迫害,現在共匪還沒攻城,而大官們卻已作逃走的計劃,又把他們丟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感情顯得特別激動,我每次到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上課時,學生們都要求,替他們分析時局的發展。他們並且表示:在抗戰時期,他們沒能為苦難的國家盡點力,這次在剿匪之戰中,他們倒想替國家流一些血。但是他們請纓無路,報國無門。國家的事,似乎沒有人管。

面對那些純潔的靈魂,我實在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但卻覺得這批大孩子,十分可愛。

軍事調處執行部解散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馬歇爾特使返回美國,就任國務卿。一月十六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圖繼馬歇爾之後,續作調人。但他剛把恢復和談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時,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絕。一月廿日中央宣傳部發表了政府恢復和平商談的願望與經過,一月廿四日共匪聲明拒絕和談,終於在一月卅日,政府鄭重宣佈: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和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這是「馬歇爾八上廬山,晉見蔣主席」四個月以後的事─馬歇爾最後一次上廬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顯得,當時的共匪,已經由劣勢轉為優勢。他們當時的策略是:軍事上失敗,即態度軟化,高唱和談,等元氣恢復後,即藉詞破壞和談,開始進攻。近廿五年來,不僅中共匪幫的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黨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國的馬歇爾元帥返回華盛頓後,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當時仍誤認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並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學畢業的共產黨徒的包圍─一項有計劃的包圍─直到若干年後,他返回美國之後,才發覺他受了中共之騙,上了中共的當。

在長春和瀋陽、東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對於政府和共匪間的停止和談,解散三人小組和軍事調處執行部,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當時人們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並對於國軍具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在軍中,由於過去一年多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士氣十分低落,而高級帶兵官們,包括軍長、師長、團長,很多人都找機會發財,除了極少數部隊,像青年軍的二○七師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隊,已逐漸喪失了戰_意志。

當時的知識界,雖然有很多人,對東北的前途焦慮,但卻沒想到後果演變到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嚴重。人們所了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論是在政治上以及軍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盧漢飛東北勞軍

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雲南省主席盧漢飛往東北,慰勞雲南遠征軍。

盧漢抵達長持春後,住在市政府的賓館,他也在賓館中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說明蔣主席對遠征東北的雲南部隊,十分關切,特派他前來慰問。那時駐在東北的有兩支雲南部隊,一支軍隊駐錦州一帶,另一支則駐吉林,那是曾澤生將軍所統率的六十一軍。

盧漢在長春時,長春市參議會和地方各界,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那時的市議長霍戰一在致歡迎詞時,曾引用東北的「諺語」說:過去的北方人發配到雲南時,人們則稱之為去遭「雲南大罪」,現在的雲南部隊,到東北剿匪,則是到東北受「東北大罪」。因為比喻不大得體,盧漢聽了頗不愉快。市府的官員特別跑到記者席上關照採訪的同業們,不要引用這句話。以免登在報紙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軍的官兵。

盧漢那次到長春和吉林一帶勞軍,曾到達雲南部隊所駐的防區,和高級軍官及士兵見面,完成中央所賦與他的任務。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長春的正是曾經和蘇俄紅軍辦過交涉的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將軍。

董將軍陪同盧漢,前後約十天左右,他們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華盛的盛大歡迎。梁將軍並以吉林名產「鍋鐵」,來招待嘉賓。─鍋鐵系以打破之鍋的一大塊鐵,上置肉烤之─盧漢一路上,看到東北資源的豐富,曾向董彥平將軍,讚揚不已。他對於吉林的風景,也十分激賞。當他飛回雲南時,專機上還帶了兩隻梁華盛送給他的來亨雞,那時來亨雞在大陸上,還是很珍貴的東西。

吉林國軍撤守

民國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設置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並任命衛立煌將軍為剿匪總司令,行轅主任陳誠將軍則飛往上海養病。行轅撤銷。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發生了幾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國軍撤離佔據領將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軍和省政府,撤離永吉,退守長春。當那批滿臉倦容的國軍,撤抵長春時,筆者曾到營區採訪,曾澤生將軍且曾表示:我們終將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實際的情形是士氣大為低落,和國軍最初克復長春時,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經不見了。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局勢的變化,真是太快了!

記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員,更顯得疲倦,教育廳長胡體乾先生,撤到長春,就臥病了一個時期。省主席梁華盛飛往瀋陽述職,不久就擔任瀋陽地區防守司令。瀋陽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將軍,第二任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遼寧省政府主席,仍兼瀋陽防守司令,到四月間他才把防守司令職務移交給梁華盛。

自吉林的國軍撤守後,整編的新七軍軍長李鴻與六十一軍軍長曾澤生之間,便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隊的武器不同,彈藥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駐防地區,也有爭執,那些都是一些衰敗的跡象。也就在那一時期,匪諜在軍中,也作了一些挑撥離間工作,同時在長春市內,也發現了共匪的傳單,他們用郵局寄信給各學校的教員,要他們保護校產,將功折罪。那些當然是他們所作的心戰工作。因此長春市民,開始人心惶惶。

這是最後一班飛機

長春的寬城子機場,被匪佔領了,大房身機場也漸漸不保險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長春空軍代站長王丕績告訴我說:明天有一架飛機載運國民大會代表到瀋陽,那是最後一架從長春起飛的軍機,如果再不走,就沒有機會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寫了兩封信,一封留給長大我教過的那班同學,一封留給青年訓導班的同學;大意是說:我走了!我坐最後一架飛機走了!大局比我們想像中要壞得多,希望同學們能尋找機會,到南方去。

那時中正日報的總編輯張知挺,已奉梁華盛的電召飛往瀋陽,由一位姓陳的編輯主管任代理總編輯。我告訴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後一架飛機離開長春,那位陳先生,聽了我的話,默不作聲,但是也沒有提出異議。就這樣我告別了我工作將近兩年的報社和學校。

魏德邁的建議

也就在盧漢訪問東北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將軍,向華盛頓提出他的建設議: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託管。這項建議,自然遭到我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在異族的迫害之下,過了十四年失去祖國庇護的生活,更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所以當那個消息在報紙上以傳聞的方式發表時,長春市議會,首先反對,市議會在反對那個建議時,也主張把香港九龍收回。記得當時,我寫這一條消息時,中正日報曾以它作為一版的頭條新聞。同時我也把長春市議會反對魏德邁的託管東北建議及主張收回香港、九龍等新聞,用電話發往瀋陽的東北前鋒報。

東北前鋒報的發行人是馬愚忱,社長是現在擔任立法委員的侯庭督。我已記不清楚是什麼人介紹我兼任東北前鋒報駐長春的記者,但我卻幾乎每天都借用鐵路電話,給前鋒報發新聞。不過那時前鋒的經濟情形很壞,我兼做了很久的記者,僅領過兩個月的薪水。當然借用鐵路電話發新聞,是不用前鋒報付費的。不過我很喜歡前鋒報的辦報精神,因為社長侯亭督在瀋陽時,他自己接過我的新聞電話,加以紀錄。副社長吳廷賢也接過我的新聞電話,不過我一直沒見過馬遇忱先生,但聽別人說: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麼湊巧。那一年社長侯庭督要到長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時間抵達長春。因為平日僅在電話中交談,素未謀面。所以我特別寫了一個大木牌:「歡迎侯庭督先生」,豎在車站的貴賓室前。結果是圓滿的。沒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難到廣州,一下黃沙車站,身上的帶的財物,全被扒手扒光,身無長物。在愛群酒店的門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時他已是立法委員,他看到我一身狼狽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圓的港幣,送我作為零用。那兩百五十元港幣折合今日的台幣相當兩千元左右。那些港幣的價值,卻相當於實際幣值的好幾倍。

被衛兵軟禁十五分鐘

前面說過,自從陳誠將軍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能再穿軍裝,因此在採訪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去採訪,因為穿的是便衣,吉普車剛開到門口,便被衛兵阻止:而且大喊一聲「老百姓怎麼可以坐軍車」,當我下車拿一張名片給那位衛兵時,他更為惱火,連連說了兩遍,「新聞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訴他要見司令官潘裕昆將軍,請他代遞名片,他就更為惱火。大喊一聲,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關起來。不由分說,就往衛兵室里拉。在這個時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會有更壞的後果。因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樊放,在一個師部里,就被衛兵打了一個嘴巴!一時新聞界引為奇談。所以我決定忍耐,因而在衛兵室中,被軟禁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軍官,自裏面走出,於是我大叫:你們的衛兵太不講理,既不讓我進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麼道理?那位軍官問過我的身份之後,搖了個電話給潘裕昆的主任秘書陳鑫,陳帶了衛兵連長,把我接出衛兵室,並告訴衛兵連長,要處分那個士兵。

不過陳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訴我,見到軍長時,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為最近各地的戰況不好,軍長很不耐煩。不要再以這些小事,使他煩心。我當然依照陳鑫的話去辦,和潘裕昆談話時,沒有提到被衛兵軟禁的事。

不過那時是我做記者以後,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因而難過了好多天,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因為採訪受人侮辱、挨罵、驅逐,到報社告狀的事,層出不窮,又覺得當年在新一軍被禁足十五分鐘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來我常和我所教的新聞系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建立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使人們能夠衷心尊敬新聞記者,而不敷衍新聞記者;能夠使採訪對象對新聞記者採取友善態度而不敵視記者。能夠不利用新聞記者,而願意和新聞記者合作。討論的結果是得不到具體的結論。但大多數新聞系學生認為:那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怕要等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不過有一點該向讀者說明的事:這二十五年來,國家的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多數官員,防記者像防賊似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善。官員們對待記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沒有常識的官員們,把報社的負責人看成機關的首長,把記者看成報社負責人的部屬,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長和新聞記者見面時,常開頭便說些幼稚和淺薄的話:其實中最常見的話是:「你們的社長或者總編輯,是我的朋友」,「昨天還和你們的發行人一道打牌」。

對於這些不學無術的官員,會使人從心裏產生厭惡之感,因為他們從不了解記者到底是做什麼的。

瀋陽的繁華夢

別矣長春

三月的長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機場四周,白茫茫一片,遠處隱隱有炮聲。

在雪地上,約有四十幾個人,在等候着飛機,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當選不久的國民大會代表,三分之二是經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員,新聞記者,僅有筆者一人,當時的大房身機場,已在共匪軍隊的大炮射程之內。軍用連輸機落地後,需要立_起飛。我們這批候機的人,每個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慮不安。生怕就在我們等候飛機的這段期間,飛來炮彈,或者匪軍突然向機場進攻。因為空軍方面的人員告訴我們,這是最後飛來長春的專機,而且機場的安全不能保險。

一架C46軍用機,終於落地,大家候機的時間,已經超過兩小時。飛機停留不到十幾分鐘,_凌空起飛,在長春城的屋脊上,繞飛一周,可以看到「溥儀皇宮」的黃琉璃瓦,在陽光照射之下,正閃耀着光華。

在飛機上,默默的告別這座飽經憂患的名城,心中有着無限感慨,在兩年多的日子裏,在兵荒馬亂中,日子顯得特別長。但在當時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時一樣。沒想到離開長春後,一轉眼間二十四年過去了,而且「遙遙無歸期」。

我很懷念,大同公園湖邊的細柳,還有落雪的日子,把車子開到南嶺的大學區。在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授課時的情形。那些年輕人的蘋果臉,臉上充滿青春的希望與笑容。以及中正日報的那座白樓,冬天坐在暖氣包上,看窗外大雪紛飛。還有更美的是坐在馬車上,聽馬車夫用腳踏車鈴的聲音。車輪帶走一片薄雪,在馬車的旁邊飛舞,像一層薄紗。

在長春兩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幾幕戲劇,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輝將軍,董彥平將軍,蘇俄的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參謀長特洛曾科將軍,還有孫立人將軍,粱華盛將軍……那裏的「晚會」,「迎官號」,心地純樸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傾軋而互不相容的黨務工作人員……那是一場悲劇,一件歷史上的悲劇。不過我在最後一幕「落幕」以前,先離開那裏。

近年來常常作夢,夢見蘇俄紅軍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夢見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樹枝上,結滿了霜雪的公園,以及一_年輕人在玄黃的電燈下,討論國家前途的影子。許多背景,都是長春城。那些夢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園寥落干戈後

自長春飛回瀋陽後的第三天,我自軍方借了一輛吉普車,回到我六歲到十二歲那段日子所生長的家園。探視父親和二哥,以及為母親上墳。因為那時國軍已收復了我的故鄉,防守那個地區的正是羅友倫將軍所部的二○七師。

十多年了,背井離鄉,在外面流浪,當吉普車開進村莊的山神廟前,第一次懂得了,並且感受到「近鄉情怯」這四個字的意義。

依照我們山東老家的規矩,遊子歸來,進入村莊,必須下車步行,看見村莊的父老,都要行禮。所以在車子進入村口後,我就徐徐步行。遼南地區的三月,春雪初溶,剛剛解凍,農村裏的人,正開始用大車「送糞」─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糞堆,送到田裏。

我家的村莊,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來自山東,村東有個山東墳─山東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發芽的季節,山東墳上的毛姑杜花首先開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車停在我家的石頭牆外,父親和二哥,覺得我回來得太突然,尤其責備我不該着軍裝和坐車回來。父親是一個剛強的人,我童年時從未看見他落淚,但我這次回來,他流淚了,二哥則表現出_驚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紙錢,拿了壺酒,到後園的白楊樹下,母親的墳前,焚化紙錢,並且痛哭了一場。然後二哥陪我看了母親墓旁的幾株老樹,剛剛搭起來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頭圍牆,後園中的柴草堆。西廂房中的糧倉。一切都沒有多大改變,只是正房中的陳設比從前簡單了,祖先龕前的錫器蠟台,也收藏起來了!我的幾個侄兒侄女,像看見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們,都高興極了!

父親從米倉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殺了只雞,那是我回家後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團聚。父親說:十幾年來,每年過年時,就只少我,特別是在動亂中,不知道我是否還活在人間。然後哥哥告訴我一些共匪軍隊,佔據我們村莊以後,我家被_爭的情形,以及國軍收復後,鄰居再把分去的東西,送還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長工老沙仍舊在繼續工作,在共匪_爭我家時,他「陽奉陰違」,替我們通風報信。

村莊中,有很多人家毀於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時,被裹脅而去,過去一個小康的村莊,已經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園寥落干戈後」的景象。二哥彷佛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我,譬如張家的大叔死了已經兩年,李鐵匠上午還好好的,下午突然過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燒的「坑上」,幾乎「聊天」到天亮。

父親反對做新聞記者

我回家的第二天,父親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樣樣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聞記者」。他的理論是,新聞記者不是我們這種「半耕半讀」准「書香門第」的人家所應做的職業。在父親的腦海中,新聞記者都是一些「造謠生事」的人,和不務正業的人所做的職業。有人得罪了他,就會用報紙揭人私隱。他對新聞記者這一行業,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但父親同意我在大學教書,他認為那是最正當的行業。可惜廿多年來,我僅聽了父親一半的話,而且做記者成為我的本行,教書則變成了副業。他老人家如果現在還在的話,將仍會保存着在報館裏做事的人,離不開設賭抽頭、吸鴉片煙、敲竹槓、養成一身壞習慣……那些「集罪惡於一身」的觀念。

我在家裏住了兩天兩夜,看了我家親戚,也會晤了童年時代的遊伴。雖然時間很短,但卻是十分快樂。我和童年的遊伴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尋找兒時的舊事。我們重遊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戰爭時的戰壕中,找我們過去走過的腳印。閒話在那一道戰壕中,扒得鉛彈子最多─日俄戰爭時之大炮中,滿裝鉛彈,炮彈開花後,鉛彈子_散開傷人。戰後數十年,農人仍在山中撿鉛彈子出售─我和遊伴們,敲着山神廟前的古鐘,也回憶童年放暑假時,趕看牛群,打着響鞭,在夕陽西下時,所做的「牧童鞭影亂斜陽」的舊事。

我們穿過還沒有長葉子的柳樹林、桃花林、踏着白楊樹的葉子,閒話農村生活。我們經過剛剛解凍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紅樹!那恐怕是我過去的半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二哥在我家居的兩天中,詳細講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個共匪「團級幹部」的故事。那就是幾個月以前的故事。因為我家是那個村莊中的「小地主」,雖然僅有房屋九間,卻也整潔,所以共匪的「團部」就設在我家中,共匪的一個「團指戰員」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個月,他們叔叔伯伯的叫個滿甜,士兵們也打掃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但一個半月以後。開始打鑼,「扭秧歌」和清算_爭。於是那匪幹告訴我二哥:因為我家有讀過大學的學生,而且有田地在百畝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階級」,他勸我二哥:要自己打鑼,自己帶上紙帽子,在門前大呼:「我是開明的地主,自願把東西分給鄰人」二哥當然照着他的話去做,鳴鑼高喊。鄰居的人,包括我們的親戚,群來我家把東西分得一乾二淨。不過一個曲姓鄰居。看到我們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瑪瑙鼻煙壺等,偷偷的交給二哥收藏。一場瓜分,在一個下午就辦理完畢,當然糧倉也被打開,糧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裝走。不過在半個月後,國軍的二○七師收復我們的村莊時,被分去的東西,一樣不少,全由鄰人送回。彼此間也沒有什麼誤會。二哥說:住在我家的那個共匪「團指戰員」,在撤退時,被國軍的炮彈炸傷了一條腿,許多匪兵也負傷,村人被征去做擔架。有兩人抬的就是那個「團長」。抬「團長」的人,雖然口喊着,大家要輕抬輕放,不要傷了「團長」,但當四顧無人時,卻狠狠的巔了幾巔,摔死了那個團長。用以報復他的嘴甜心苦、清算_爭的仇恨。

當夏天到來時

二哥在第二天夜裏,又和我長談到午夜,閒話十多年來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斷,共匪不可能在農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員,很不爭氣。

那一晚,二哥談得疲倦後睡着了!而我卻難於入夢,我又想到童年時代,當夏天到來時,我家點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車上,點數着天上的星星,讓夏天的露水浸濕短衣褲。到秋天,在明月當空之夜,老牛套上石頭滾子,壓着大豆的殼,用「連緊」─打穀殼之物,中有一軸─拍打拍打的擊着豆殼,間以山歌唱和,那種農家的樂趣,以後將會少見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親確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儉用的積蓄,怕是保不住了!因為國軍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鄉村。當我離開家時。我建議他便宜些賣掉土地,搬進城裏去住,他卻表示了,他自下關東後,用自己的血汗,所創造的家業,至死不離寸步。

當然,在第三天,父親和哥哥又用眼淚送我離開家園,那情形現在想來,猶似昨日。誰又會想到,一轉眼間,又已二十四年?

繁華的瀋陽

我回到瀋陽後,現任立法委員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東北公報」,邀我做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東北公報的財務情況不好,工作人員也意興闌珊,我住在報社,每天吃窩頭、豆腐、高粱米飯,晚間有時還要幫助總編輯看大樣,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當時瀋陽銷路最好的報紙是「東北民報」和由「中蘇日報」改名的「中央日報」,其次是「新報」和「和平日報」,記者陣容,也以「東北民報」最堅強。「東北公報」的記者,外出採訪,不大受人重視。在那裏我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卻,到「新報」作採訪副主任,當時的採訪主任是劉興武,一個月後,劉興武調任經理,我則接充採訪主任。

「新報」的社長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輕幹練,作事頗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經理部處理業務,晚間則又坐到編輯部辦公。他常常比較新聞,並在報紙上打紅圈。

「新報」是青年軍二○七師經營的報紙,但是軍方卻不加干預。「新報」有一個特色,是重視讀者投書,對於貪官污吏的抨擊,不遺餘力。每天大約有四欄地位的橫欄,刊載讀者意見。我在這個報社工作得很愉快,當時每天下午必到剿匪總部的記者接待室和同業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東北民報」的採訪主任朱澍,「和平日報」的採訪主任陳驥彤,剿匪總部的發言人是雷錫祺參謀。雷參謀每天下午三時,一定坐在記者接待室等候記者,有軍事情況時,就發佈新聞,沒有「戰報」,就和同業聊天。那時候,軍事新聞沒有什麼競爭,僅是大家寫稿時的寫法不同。因為沒有較多的新聞競爭,所以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儘管那時的遼南軍情很緊張,但瀋陽城內依然是歌舞昇平的世界,是一個繁華世界。連我們這批記者也沒有「大風暴」將要到來的感覺。但政治上的腐化,越來越深,物價一天天在高漲,軍隊也常有擾民的行為,東北大學的學生,常鬧學潮,那裏面自然有匪諜滲透,鼓動學生的情緒。

我在「新報」工作時,衛立煌將軍已經接任剿匪總司令兩個多月。衛立煌個子不高,他喜歡穿長筒黃色馬靴,並帶上刺馬釘,但他不大接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很平庸的人。要他應付東北的非常局面,自然遠不及他的前任陳辭修將軍。

衛立煌坐鎮瀋陽

衛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後不久,共匪就報以顏色,來圍攻瀋陽,舊曆年除夕。他下令槍決了一個擅自撤離陣地的師長,才穩住了局面。

衛立煌有一個類似新聞記者的習慣,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總部辦公,夜裏十二時左右,在官邸接見客人。衛立煌到任後的第九天,遼陽失守,第廿一天國軍撤離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氣,新聞界人士稱之為「福將」,因為他過去剿匪期間,曾打過幾次勝仗。

三十七年二月間,中央發表了王鐵漢將軍擔任遼寧省政府主席,董彥平將軍任安東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劉翰東擔任遼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個時期,中央開始考慮到組織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了由中央撥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為時已嫌遲緩。因為那個案子,主要的對象,是在東北組織地方武力,而東北的地方青壯,已為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裹脅而去。同時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打着「東北民主聯軍」的旗號,在遼南各地蠢動,所謂「民主聯軍」,實際就是共匪的部隊。共匪是利用東北年老一代,對張作霖的懷念,委派張學思作「民主聯軍」的司令員,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統戰的一部分。張學思的部隊似乎和國軍沒打過硬仗,他們只是在鄉村貼佈告,給東北人民一個錯覺,認為東北軍在張學思的率領下回來了!,也就在同一時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議,應起用東北宿將,返回東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發表張作相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占山將軍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

張作相和馬占山在當時雖然都想有一番作為,但對整個東北腐爛的局面,已無能為力。同時由於衛立煌要自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張作相實際上並未到差。至於組織地方武力、游擊部隊,也沒有什麼成效。

坐鎮瀋陽的衛立煌將軍,所接到的報告,大都是請求援軍,以及各大據點的相繼失守。那時我們剿匪總部所發佈的新聞,依然是抗戰時期的老套,稱「撤退」為「轉進」。而且常向中央虛報軍倩,偽造捷音。

王鐵漢主席的作為

在東北情勢,日趨糜爛的情形下,在瀋陽最有作為的,則是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王鐵漢任省主席那一年,僅四十三歲,他是一位學養都好的軍事家,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擔任第六二○團團長防守北大營與日本軍隊作戰。以後並應邀在國聯的李頓調查團作證。這位陸軍大學出身的將軍,在出任遼寧省主席之前,做過第一綏靖區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領四十九軍自江南返回東北,參加錦西戰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調充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指揮第六軍和四十九軍,以及暫編五十五、五十七兩師。他一向不贊同軍人辦報紙,設學校,所以他做了遼寧省府主席以後,省府也沒有辦一份機關報。他就任主席時,立志要把遼寧省從破壞散亂中整理起來,期能對東北大局,有些補救。所以他儘量整飭政治風氣,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許多新人,推行新政,並制定「以工代賑」條例,解決難民的生活,並且主張「剿匪工作,應軍民合作」,那時候河北省的新城縣,有一套新的剿匪辦法,他就派了民政廳長張式綸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衛立煌因循敷衍,王鐵漢的許多構想,都未能實現。

王鐵漢在遼寧省主席任內,奉行「公廉」兩字,他要求同僚們四件事,第一是誠實,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視輿論,第四是爭取民心。

他和新聞記者們聊天時,常常提出:軍政領導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並且要能用學問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認為軍事、政治的領導人物,最忌諱的事,是胸襟狹窄,氣度小和眼光短,喜歡用能力不超過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駕馭。

在瀋陽那個動亂的地力,在那個可以混水摸魚的時代,王鐵漢將軍,確實做到了不要錢,也不為自己打算的守則。同時他肯用心思索問題和研究問題,對省政事務,也不大「下條子」表示他的權威。更難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點時間讀書,補充他的精神營養。

不在混水中摸魚的人

他對於斯聞記者,是被動的友善,尊重記者,而不利用記者。他家裏沒有官僚習氣,而且自己接聽電話,有記者去看他時,隨時接見。答覆問題,簡潔中肯,從不使用官場中所常用的打「太極拳」方式。

他是生長在憂患中的人,在大時代的洪爐中經過陶冶,多少年來,從不自原則上撤退。我在瀋陽做記者的那段時間,幾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觸。我看見過,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飯,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對國事的焦慮。以及有膽識和抱負,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採訪對象中,極少數的清廉和有所作為的政府官員之一。

當時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東北的接收大員,人人能像王鐵漢,局面也許不會壞到後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極欣賞遼中縣縣長陸登的操守,因為他在遼中撤守時,把整整兩麻袋東北流通券,交還給省府。那是當時省府撥給他就地買糧的錢,在遼中撤守時,他不交回那筆錢,不會有人知道,更何況在戰亂中,他可以用任何一個理由,吞沒那筆款子。

我特別要提出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陸登在繳回兩麻袋現款那天,我正在省府採訪,剛好給我碰到了,並且替他發了一條「花邊新聞」。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聞記者。在過去這段悠長的歲月中,就是願意和清廉的官員接觸,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錦的襯衣打補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綱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鋪,王任遠把有人送給他的禮物退還,沈之岳的兒子結婚時,不發一張請帖,連省主席陳大慶送的一件衣料,做為他兒子結婚的賀禮,也原封不動的退回去,寧肯在第二天親去陳府致歉。李煥領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飯館吃飯,全家僅吃了八十幾元錢。凡是這些清廉的官員,我都從內心中,對他們肅然起敬。

近年來我漸漸領悟到,東北之失,甚至大陸之失,原因之一是失敗在「文官要錢,武官怕死」這八個字上。當然在政策上的錯誤,和匪諜的滲透,也是大陸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報」工作的日子

我在瀋陽「新報」工作,一直很受社長徐露放的重視,他認為我的表現不差,只是脾氣大些。因此他常勸我在修養上,多下些工夫。由於他的重視,因而上海「大公報」的駐東北特派員張高峰撤回關內後,該報的負責人胡政之寫信給徐露放,要他在現地物色一位駐瀋陽的記者時,徐露放就推薦我為上海「大公報」發電報和寫通訊。當時的上海「大公報」和天津「大公報」,重慶「大公報」,都是屬於國民黨政學系的系統。是支持政府的報紙。後來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給王芸生抓到手裏,帶着報紙向共匪投降。共匪竊據大陸後,上海「大公報」和重慶「大公報」關閉,僅剩下天津的「大公報」和香港的「大公報」,十足的成為「匪報」。不過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時,遷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報」,也被共匪封閉了!因此人們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張季鸞先生還在的話,各地的大公報,都不致變節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張支持政府反共的報紙。

我兼任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後,就搬到「大公報」和上海「申報」合用的辦事處去住。那是軍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給兩家上海報紙的辦事處。是一棟高級洋房,在舊「日本租界地」內。內部的設備也很講究。在辦事處中,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合用了一個送稿的工友,一個廚子,有新聞時,我們交換消息,僅寫法不同。不過在不久,上海「大公報」的責備來了,他的責備方法是,由地方組編輯張蓬舟先生寫信,稱道我的電報發得得體,通訊寫得也好,僅是不希望和「申報」雷同。從那以後,張蓬舟天天寄一份「申報」和「大公報」有關瀋陽專電部分的剪報,供我參考。我因為在「新報」做採訪主任,發電報時,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報」的韓清濤是報界前輩,我必須禮讓,而不能由於我的力求表現,使韓清濤先生難過。更何況我們每天同桌吃飯,相處得十分友善?因此我們想出個法子,今天我發幾條重要電報,明天則要韓清濤發幾條重要電報,表示兩報仍有競爭。此外上海「大公報」有一個好制度,尊重記者的獨立精神。例如我發的電報使用「匪軍」,他們決不把它改成「共軍」;報社不願用的特寫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動記者署名文章的文字,並說明不用的理由。

那時侯我所擔任的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地位實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報的地位來說:似乎相當於「聯合報」的駐桃園記者,但當時的報社負責人胡政之先生,卻常常來信鼓勵,也常有電報來稱:「吾弟所發電報極佳」,在最後瀋陽被圍時,政之先生又有電報發來:「盼吾弟堅守至最後一分鐘」。我兼做了上海「大公報」半年多的駐瀋陽記者,不認識胡政之和張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報」的門朝那邊開。但卻覺得他們對於記者,頗為禮遇。對讀書人很尊敬,這也就是在瀋陽失陷當天,我尚替那家報紙,發了最後一條電報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報」對於記者發電報的字數,不加限制,而且要求發加急新聞電報。在那段日子,張蓬舟和我通訊較多,一直到後來我逃到重慶,張蓬舟還寫信給我,他不相信共匪會席捲大陸,更不相信中國五千年的儒家精神,會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說。因而他認為報人應為保衛自由,多盡一分力量。

此外我過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經打到瀋陽城的周邊,「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_,大多數報紙,已改稱「匪軍」為「共軍」,「新報」是否也該跟隨大家改變,我告訴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後,我們_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們去殺頭。我們繼續稱之為「匪軍」,他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很有骨氣,_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殺頭,也會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見,「新報」出到最後一天,第一版的頭條標題,仍是「我軍與匪軍在東陵有激戰」,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這裏必須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軍在長春所辦的「前進報」的總編輯,他逃出長春在我之後,他本預備攜眷經瀋陽返回關內,但我卻建議徐露放,把他留在「新報」做總編輯,於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來。等到瀋陽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還有「中央日報」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單中,被指為地方性的第五級的「文化戰犯」。因為當時我們曾為「新報」招考了六名記者,考試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們所錄取的六名記者中,平日表現很好,文筆也流暢,新聞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擁護政府,沒想到瀋陽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記者中,竟有兩名是匪諜,一個是「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教育委員會」的。我們之被列入「五級文化戰犯」,就是這兩個匪諜,所開的黑名單。瀋陽城破後,這兩名匪諜,到處尋覓我和汪河清。由於當時急於逃命,我逃亡時,沒有和汪河清聯絡,也不敢聯絡,後來在我逃抵北平後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於是在北平見面時,給汪先生大罵了一頓。因為那時他的夫人,正在懷孕。汪河清在化裝逃難中很吃了一些苦頭。他責罵我「重命輕友」,自然是應該的。

一件難忘的事

我在「新報」擔任採訪主任和作「大公報」駐瀋陽記者的那段日子裏,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滅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蔣總統蒞北平召開軍事會議,並預備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飛到瀋陽視察,十月一日晚間,國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先到達瀋陽,當晚他就到上海「大公報」的辦事處找我,要我給「大公報」發一條「國軍收復遼西重要據點大虎山」的新聞電報。他並且告訴我,實際上大虎山並沒有收復,發這條電報的目的,是要總統看了高興。我告訴他何以不請「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發電,全國各報,都可採用,他說:「大公報」是政學系所支持的民營報紙,領袖很相信「大公報」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視。我說:時間已晚,而且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現在也找不到,電報不易發出。他則表示:由他本人在新聞電報上簽字,就可以發出,勿須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過目。同時他說:他的車子就等在門外,寫好稿後,立_可以發出。我說消息是不確實的,報社會不高興。他答:胡政之那邊如果有什麼問題,由他負責。總之讓領袖高興一下子,比什麼事都重要。這也就是新聞記者報效國家的作為,我最後告訴他那豈不成為我們在欺騙領袖。於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於這類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陸剿匪時期,將會有許多事,經由少數的高級官員,蒙蔽了上級,當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為,卻極可能招致不良的後果。

昭陵紅葉

在瀋陽的那段歲月,我的工作雖然很忙,卻也有一些悠閒的日子。夏天在東關的萬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紅葉」,走在古老的樹林中,欣賞一片一片的落葉。

瀋陽的國立東北大學,就設在北陵。若是太平歲月,看那些年輕的大學生們,在古老的樹下,發出朗朗的書聲。該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事。

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當時的情趣。記得當時兩人曾爬上一顆老樹,合唱「長城謠」,采些不知名的紅葉,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樹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華表的前面野餐,然後在太陽將落的時候,坐三輪車走在平坦的馬路上,享受着晚風的吹拂。

沒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離開大陸前的最後一次。也是記憶中,最美麗的詩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滿青春與活力的金色年代。

作者附記

(一)本刊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所刊之曾澤生部第六十一軍,應為第六十軍,特予更正。

(二)「老長春」先生,兩函均奉悉,敬請示知真實姓名及地址,俾便趨訪請益。

(三)其他讀者諸先生賜函,已分別由作者專函作答,於此再致謝意。

被圍困的長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採訪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離瀋陽六百公里的長春,被共匪包圍得越來越緊,雖然從新聞電報中,讀不到長春市民被圍城後的生活情形,但從中央社長春分社的「參考消息」中,已經知道當時的新七軍和六十軍,不斷發生嚴重的摩擦,市民們連「豆餅」也吃不到時,已經開始吃樹葉了!當我從剿匪總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對外發佈,單供軍政首長閱讀的「參考消息」時,心中像壓了一塊重重的鉛,因為在那個孤城中,有我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軍第一軍司令部的飛行科長宋壽椿上校,在聊天時,他告訴我長春的存糧,維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經派飛機向長春空投糧食,作為軍糈民食。有時派出C46運輸機空投,有時派出B25轟炸機空投。由於我們在長春時,相處得極為融洽,他已經不把我看成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我向他提出一個要求,希望隨空投的飛機到長春的上空去採訪一次。寫一篇文章。

宋壽椿上校,當時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級請示一下,看看能不能獲准。那時瀋陽的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副司令是易國瑞將軍。在當時有兩位將軍,常常親自駕著飛機,飛往四平及長春一帶偵察,一位是空軍總部的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另一位則是張廷孟將軍。張廷孟和新聞記者接觸不多,對記者也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但我計劃隨機採訪,他並沒有反對。因此過了幾天,宋壽椿上校告訴我說:上面已經原則同意我隨機飛往長春,但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能告訴其他新聞同業,第二不能發佈任何隨機採訪的新聞,第三不負安全的責任。理由是如果允許一個記者隨機採訪,其他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軍區司令部無法應付。因此隨機採訪也不能發佈新聞。如果我同意三個條件,宋壽椿將替我安排時間。宋壽椿並說:如果我要不遵守諾言,就是出賣朋友,那時第一個受處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當時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願意隨機到長春上空去看看,回來後不寫一個字的新聞報導。也絕對不會傷害朋友。當時的斷然決定,只是基於一種好奇心,現在想來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為新聞記者冒着危險隨機去看空投,回來後又不能寫一個字,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機。轟炸機上彷佛有七八個人,其中包括正駕駛和副駕駛、領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擊手,還有幾名士兵。機艙中堆了一些糧包,上面綁了降落傘。

我們的飛行大約在兩萬公尺左右,飛機經過四平,到了長春上空,繞了幾周,士兵們開始打開艙門,把糧包推下。在長春上空,我什麼也沒看到,看到的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煙,一位士兵告訴我說:那是郊區匪軍發射的高射炮彈,因為我們飛得高,炮彈對我們卻毫無威脅。飛去飛回,B25轟炸機,飛得十分平穩,也沒有開槍向地面射擊。在回程中,飛機的副駕駛,並且走出駕駛艙和我們聊天。

當晚宋壽椿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他,這是一次「交白卷的採訪」,因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煙外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並請他安心睡覺,明天的報上,不會有一個字的空投報導。

儘管我那次的採訪,毫無所獲,但是我仍然感謝宋壽椿上校,對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於違背諾言。

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長春被共匪緊緊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後,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連小型的聯絡機,也無法在城區內的「皇宮機場」起落,名符其實的成了一個孤島。因為守軍的兵力薄弱,也無力出擊,當時它的處境,真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因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軍三十師和五十師以及暫編五十三師,都被調往瀋陽,長春僅留下了李鴻的三十八師,以及暫編五十六師和暫編六十一師,和由吉林撤到長春的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後來李鴻的第三十八師改編為新七軍,李鴻也升任了軍長,那就是防守長春的主力。

第六十軍的軍風紀,自吉林撤退後,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時,且有掠奪事件發生,而由新一軍三十八師擴編的新七軍,在心理上就輕視六十軍,因此這兩個友軍,一直就發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軍和六十軍,在鄭洞國將軍指導下,自長春出擊,出擊的目的,則是擴張糧源,「搶糧」圖存。當出擊的行動開始後,新七軍的卅八師和五十六師佔領了距長春五十華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師則攻下了長春以南三十華里的大鎮范家屯,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則佔領長春東方廿五華里的興隆山。但結果是「搶糧」的目的,絲毫沒有達成。因為共匪在撤退時,已把糧食運走,出擊的部隊,僅在小合隆收購了幾千斤糧食。

那次出擊,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對軍隊的信心。於是鄭洞國又及早下達命令,要卅八師撤回長春。因為那次出擊,長春唱的是「空城計」,怕共匪乘虛而入。

鄭洞國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師防守長春城區,六十一師第二團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師一二兩團防守大房身機場。五月廿三日晚間,鄭在他的指輝部內,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舉行軍事會議,就在開會時,匪軍發動了一次攻勢,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軍被圍,經過一夜的戰_,共匪「以大吃小」的戰術成功了。在戰_結束時,六十一師的第二團潰敗,副團長被俘,五十六師的兩個團,也全部瓦解,副師長王正國和兩個副團長被俘。

洪熙街的慘象

當時的長春有人口六十萬,部隊五萬餘,五月以後,軍方由於糧食問題嚴重,開始鼓勵市民出城,並開放卡哨,但共匪卻把放出的人,又趕回來。不過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一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

進了七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飢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准隨意搬動,由市府統一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餅。雖然酒麴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

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飢。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沖,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准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一命。另外則是匪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一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一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

我有好幾個朋友,死於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一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一字一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據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在飢餓中,在生死的邊緣上,人為了求生,什麼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後,甚至連求死的勇氣和憤怒的情緒,也完全消失。當時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話中的酆都城。

吃酒麴和樹葉的市民

讀者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們,也許沒有人相信,民國三十七年秋天,長春的食米,每市斤會賣到一億二千萬元,在數學上是九位數字。更不會有人相信,在那個時候,還會有人用抬高物價的方式發財。但當時,確實有人囤積居奇,而且軍需人員和糧商間,還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韓道誠教授,當年他在新七軍政工處任科長──後來告訴我說:「那年的中秋節,軍方把儲備過冬的食糧中,抽出了一部分,發了一天實物,算是犒賞,那是長春籠城中,幾個月來吃得最飽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事。」韓道誠特別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長春的市民,吃完酒麴和豆餅之後,都面部浮腫,當人們,連樹葉都吃光時,共匪卻在更深人靜時,故意殺豬,把豬的叫聲,用擴音器,向駐軍地區播放。那種心戰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飛機,每天空投糧食十八萬斤,但糧食投下後,落入六十軍的防區,就由六十軍沒收,落入新七軍的防區,就由新七軍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獲者隱藏。更有些因風向不對,飄落匪軍地區。那些糧食,依照政府的計劃,是給駐軍過冬用的,但局面卻沒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遼南調來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軍一八四師,由潘朔瑞率領,先向六十軍進攻,然後再向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勸降,並在六十軍司令部的地下室內,設了一個聯絡電台,作為匪軍和六十軍的通訊工具。那個秘密,很快的就被長春情報單位負責人安震東獲悉,並且報請鄭洞國處理,但鄭卻不敢動手。

十月初旬,政府決定放棄長春,並派了一架P51機空投突圍命令。當時的撤退計畫是:新七軍和六十軍,向梅河口方面突圍,然後由廖耀湘兵團接應,撤至瀋陽。但這個命令,馬上被六十軍泄漏給匪方,於是共匪就預備了兩個縱隊截擊,另派十一個獨立師追蹤,企圖一舉消滅新七軍。

長春淪陷

依照撤退命令,預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時,開始突圍,但十七日清晨,六十軍卻開始叛變。而且是一個計劃十分周密的叛變。曾澤生首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先扣押了反對叛變的徐參謀長和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和李的兩個團長。

在叛亂的當時,曾澤生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鄭洞國,說明叛亂的理由,等鄭洞國向他搖電話時,電話已經切斷了!鄭派兵團司令部的參謀長楊友梅訪曾時,曾則閉門不見。

六十軍叛變後,新七軍和六十軍,劃大經路為界,六十軍在大經路以東地區,新七軍在大經路以西地區,互相警戒。中間則佈滿鐵絲網和拒馬。六十軍的炮口,則對準新七軍的司令部。

當時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正在患傷寒病,由副軍長史說代行職務,史說是原先新一軍的參謀長,他平時戴着深度的近視眼鏡,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所以新七軍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鄭洞國召集新七軍的團長,舉行緊急會議,說明匪軍情況和六十軍叛變的情形,然後徵詢「打不打」的意見。但在夜裏他仍下達突圍命令。然而那個命令,卻沒有發生效力。原因是新七軍所屬的六十一師第一團團長李卓□和第二團團長姚鳳翔,已經和匪方談判「槍繳械,人回家」的條件,不想再突圍了!

十月十八日拂曉時分,叛變的六十軍和共匪部隊換防,共匪開始入城。這時李卓□和姚鳳翔的投降計劃,也為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所接受。於是新七軍也派了五個代表,由政工處長楊天挺率領,打着白旗,向匪軍請降。

鄭洞國自殺前後

鄭洞國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銀行,陪伴他的僅是三百人的特務營。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準備自殺,當時他向中央拍了一通電報說:「曾部叛變,李部覆滅,洞國何為,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

據鄭洞國的側近後來告訴筆者說:鄭國洞在十九日曾計劃自殺,同時並與國防部派去的李蕭兩位視察官一道自殺。他們在辦公室中,並每人寫好一封遺書,各持左輪手槍一支。鄭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煙,一腳踢開,然後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幾分鐘後,他又把香煙拾起,恢復鎮靜。在鄰室的李蕭兩視察官,見鄭未履行協議,也就繼續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團的參謀處長郭修甲舉著,從地下室爬出來,向共匪請降。但這時卻有一位無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鄭洞國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衝鋒鎗,爬到中央銀行的樓頂,向包圍央行的匪軍掃射,最後是他自己中彈殉職。從那時開始,長春淪陷了。

長春淪陷後,在瀋陽所得到的消息,是鄭洞國將軍殉職,李鴻將軍被俘,長春的守軍沒有像四平街一樣,發生巷戰。事後證實,部分是確實的,部分卻是以訛傳訛。不過鄭洞國發給中央的電報,「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一語,卻成為當時各報的大字標題。

隨軍進入遼陽

在長春失守前三個月,國軍五十二軍劉玉章的部隊,曾經收復遼陽。那是在當時一切情勢逆轉下,國軍的一次勝利,但也是在東北迴光返照的一次勝利。不過在當時我們卻沒有迴光返照的感覺,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

國軍收復遼陽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軍隊收復遼陽的廿四小時後,筆者隨同記者團和國軍的後續部隊,進入遼陽。第二天就坐軍車,回到瀋陽。回來後並寫了一篇特寫「再看遼陽」,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報」上。

我自瀋陽逃難時,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出,僅逃出一條性命。到台灣後,卻有一位過去在長春青年訓導班讀書的學生,把我寫的「再看遼陽」的剪報寄給我。那是我手邊僅存的過去寫的一篇稿子。每當我讀它時,都不禁熱淚盈眶。回憶過去的年華,過去的遭遇,像似一場夢和一縷青煙。下面便是我當年所寫「再看遼陽」的原文。

遼陽在變

遼陽收復的二十四小時後,記者團的車子,便開進縣城,第一個接受記者訪問的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昨天和今天,便換了兩個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場夢。」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講下去,眼睛裏像似有淚,但流不出來。

遼陽的市民,確是變了,他們像作夢似的,就換了一個天下。因為昨天和今天,他們完全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變了,事情變了,連人們的臉,也都變了!

在這一變又一變中,記者感到無限沉痛。因為記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遼陽時,看到的笑臉與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齊的街道,和完整的樓房,現在也都變得凹凸不平,彈痕累累,如今遼陽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從牢獄裏放出來的囚徒。在打算着未來的生活。

這個方圓十里的小城,雖然已經收復了二十多個小時,然而仍然死氣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跡象。街上的幾輛三輪車、空着車子,兜來兜去,商店雖然已經開了門,但沒有買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沒精打采,若不是有幾輛吉普車,風馳電掣的跑過去,我們真會感到這是一所沒落了的大院落。

遼陽的晚上,一入黃昏,便宣佈戒嚴,一輪明月,從雲層里鑽出來,照在這寂靜在古城上,遠處再傳來幾聲炮響,使人感到這是一座荒涼的戰場。

今日的遼陽,像似一個斷了線的風箏,舊的放風箏人撒了手,新的放風箏人,還沒有牽着引線,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飄搖不定。講經濟,匪幣已經失去效用,我們的流通券還沒有運來,交易已經失去媒介。論行政,縣府剛剛貼上一張白紙條,正為開會忙。一切顯得雜亂無章。

浩劫五月

共匪從三十六年的舊曆臘月廿七日,攻入遼陽,已經佔據這個小城五個多月,人們在恐怖中沒有平安的過一個舊曆年,共匪帶給遼陽的是恐怖與飢餓,因為他們入城後,就開始搜括糧食,然後再施行配給,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學生說:他的爸爸,在臘月廿七日那天,遼陽防守戰中,中流彈死去,於是他失去念書的權利,他眼睜睜的看着共匪一車一車的拉走城裏的糧食,他和他的母親也就從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糠的生活。在作夢中他常常夢到他父親告訴他死得很屈。他又說:他的同學,進了共黨學校念書的,近半年來,除了唱共黨編的歌曲外,也沒念到書。念到的僅是:「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毛澤東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吳的老先生也告訴記者,遼陽被共黨禍害完了,在這裏沒有了往日的文化氣息,也找不到過往的繁榮,共匪留給遼陽的是富人窮了,窮人更窮了。一位中學教師告訴我說:共匪統治遼陽五個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懷柔,因為遼陽城外,已經清算_爭,而城內則仍然沒有開始動作。

在遼陽城,記者團曾參觀了魁星樓,高麗門,車站,水泥廠,麻袋工廠,魁星樓的頂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廠的房屋內,看到了許多槍孔和彈痕,那些都是兩次防攻戰,所遺留的痕跡。在城牆下面,我們在一片瓦礫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殘酷的「人海戰術」。

一般說來,遼陽的市民,對共匪都無好感,他們痛恨共匪的極權統治,但對我們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歡迎。這件事由於記者團想找一家飯館進餐時,在身後便聽到有人說:「他們又來接收了,又來吃飯館來了」,這種淡淡的諷刺,值得我們的接收人員深思與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極權統治和恐怖,而痛惡的則是我們自己的腐化與貪污。再加上無能。但老百姓對恐怖的統治者共匪,要滿臉陪笑,對腐化的官員們,也要滿臉陪笑。誰來了便請誰升堂入室。一個市民說:共匪雖然充滿罪惡,但他們有統治力量,政府雖然自由,卻表現出不辦事情。也就是因為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擔心遼陽會不會保得住,和遼陽會不會再遭共匪蹂躪。因此他們在說話時,也只能說到適可而止,甚至在罵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邊的人。這些受難的青服民族,極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這個城市,永不再淪入共匪手中。

李運成論「戰」

這次光復遼陽,首先進入縣城的是五十二軍李運成師長,這位講話一口湖南腔的將軍,在他的師部里,向記者團講述收復縣城的經過,他說:遼陽失守時,共匪從高麗門打入,這次他部隊也先從高麗門攻了進去。他說,五十二軍的部隊,接到進攻遼陽的命令後,即澈夜準備,乘着暗夜,銜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過了太子河,向城東南角的麻袋,洋灰兩工廠猛攻。不久就佔領了上述的據點。同時更派出部隊,由東城向城內伸展。另派一部分部隊繞道南門堵擊。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使城內共匪,走投無路,乃繳械頭誠。然後他再派兵掃蕩西郊和車站一帶的匪軍殘部。他說:五十二軍從攻擊到佔領,總計不過三小時,實在是歷次戰役中所少見的。

當時在遼陽指揮作戰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還有劉玉章將軍和龍天武將軍,當記者團訪問駐軍高級司令部時,他們三人正在圍看一張軍用地圖,研究今後的戰略。廖耀湘將軍表示:國軍克服遼陽後,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要由遼陽剿匪總部來決定。

當然,遼陽收復之後,地方上的問題,馬上便要接踵而來,譬如縣城的糧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問題,如何解決。已經由共匪分了的四鄉土地,如何處理。共匪在時,高粱米每斤售匪幣三千元,我們收復後便賣到流通券十五萬元。普通日用品的售價,也比匪幣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

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比記者團早八小時,抵達遼陽,他指示縣長,今年的田禾,歸耕種的人收割,但當王志仁縣長,召集地方人士開會時,地方紳士,極力反對,這一群土豪劣紳,實在是剿匪戰中的一個阻力,有事時他們先逃,太平時回來搗亂。他們的腦子裏,除了充滿自私外,那裏有什麼國家,民族意識。這些人和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剛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作風,說做就做的勇氣,遼陽的殘局就更難收拾。今日之戰,已經到了組織對組織,幹部對幹部的時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樣的腐化與低能,軍隊雖然打下遼陽,依然是一個累贅。

靜靜的太子河

歸途,車子經過太子河,河水靜靜的流,一隻木船在擺渡行人,河北岸已蝟集了一批趕着騾車,拉着家具,攜着妻兒,等候回家的人,他們皺紋的臉中,露出一些笑容。

佇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見石的流水和即將搭好的兩座浮橋,我彷佛看到了遼陽的新生。車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隨風飄來了麥香,遠處有一望無際的高粱地。

車子經過長辛店時,看到了繞着這個大鎮的老柳樹,土圍牆,一群農民,在那裏替國軍修路。農家的煙囪中,正冒着縷縷的炊煙。

七月的遼南,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在吉普車上,我默默的禱告,願上蒼保佑這些良善的農民,永遠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時,也從未想到三個半月以後,瀋陽會淪陷。不僅我沒有料到,就是當時的東北軍政首要,也不會料到東北會淪陷得那麼快。

衛立煌和范漢傑鬧意見

我從遼陽戰場回到瀋陽以後,遼西地區的大戰,正在醞釀,錦州守將范漢傑將軍,曾到了瀋陽和衛立煌商量應付遼西地區未來的戰局。

范漢傑是一個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時,他直率的說:假如衛立煌將軍,對遼西的局勢,表示關切,他將在瀋陽多留幾天,並且要到本溪和撫順兩個工業區看看,要是為衛立對他冷淡,他將馬上返防。范漢傑也向我表示:錦州地區,存糧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揮的部隊,士氣很高,當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隊堅守城池,吸住匪軍主力,然後以大兵團包圍住匪軍的主力,內外夾攻,在遼西地區,可以一舉殲滅匪軍。不知道衛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見。

但在第二天,范漢傑卻悄然返防,很明顯的,衛立煌和范漢傑的會談,並不融洽。後來從剿匪總部傳出的消息說:衛范之間的會談,不僅不融洽,而且衛立煌還拍了桌子。

後來錦州之戰發生了,參謀本部給衛立煌的作戰命令是:加速增援遼西戰場,但衛卻從容不迫的慢慢作着軍事部署,對錦州的救援,比參謀本部的計劃,晚了十天。而導致遼西會戰的失敗。使錦州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錦州之戰,發生於九月十九日,戰事連續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場慘烈的戰爭,而且打了巷戰。

事實上,錦州丟得十分可惜,筆者在瀋陽棄守後,化裝逃難時,途經錦州,那時戰事已結束一個多月,但看到的錦州城內城外,仍殘破不堪,共匪軍隊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邊一個洞連着一個洞,那是共匪躲避空軍襲擊時,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擊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戰況的慘烈。

營口之行,中途折返

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國軍節節失利聲中,表現得最好的,仍是劉玉章所屬的五十二軍。他的部隊在收復遼陽之後不久,又收復了營口,在營口收復後,瀋陽的記者們又臨時組團,前往採訪,但走到長辛店後,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軍破壞,車輛無法前進。於是陪同我們的軍方人員,和保護我們的兩卡車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瀋陽。

但在歸途中,發覺情況,越來越不對了!於是走在前面的兩輛車子,開始架起機關槍,並告訴我們,聽到槍聲響時,便伏身在大卡車中。同時把急救藥箱,也遞到我們的車上,告訴我們,如果同業中有人負傷,先用沙布包紮起來。在天黑下來以後,幾輛卡車,全將燈光息滅。車隊也緩緩而行,由於車上沒有食物和飲水,真是又飢又渴。但卻沒有一個人畏縮。不過當夜風吹動高粱葉子的聲音響時,我們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軍,會從青紗帳中,沖了出來。

那一晚時間過得特別長,舉頭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佛改了方向。終於我們看到了遠處城市的燈光,知道快回到瀋陽了,當我們經過卡哨,經過守軍盤查後,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在我返抵報社時,新報的社長徐露放、正在焦慮的等待,因為他已接到軍方的電話說,遼陽到瀋陽的這段路中,臨時發生情況,記者團可能在中途被攔擊,他看到我回來時,高興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連說:「能回來就好了,能回來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驚無險」的採訪,也是我們撤出大陸之前,最後一次的戰地採訪。不過那次如果能抵達營口,可能在以後少了很多次逃難的機會,因為劉玉章將軍後來表示:如果我們到達營口後,想回瀋陽,也無法回去,原因是後路已被切斷,必然要隨同他的部隊撤退。

我回到瀋陽以後,托人帶了封信回家,不久父親的譴責信也來了!他老人家,仍責備我不該在亂世中,做什麼新聞記者,他再重申,教書也好,做個小公務員也好,就是不能做這種既冒險而又為鄰里所不齒的職業。

那是我近廿多年來,接到父親最後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沒有聽從父親的話。我仍然熱愛我這個職業,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現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樂,似乎就建築在新聞採訪上。這多年來,每當我獲得一條獨家消息,或者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我仍然會「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連吃飯也覺得香甜。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當然在採訪中,我也受過許多閒氣,包括被採訪對象辱罵,自然我也還擊過。但更多的氣,我還是忍受了!

遼西會戰的失敗

失去制勝機會

民國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劉玉章將軍所部的五十二軍,收復遼陽後,依照劉玉章和廖耀湘當時的建議,國軍應該立即前進,直下海城,收復營口。打開瀋陽、營口間的通路。糧食和軍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補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動用五十幾架飛機,自北平向瀋陽空運糧食。但當時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對於那一作戰方案,猶豫不決,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勝機會。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彌將軍第八軍所屬的一六七師,自山東的煙臺,調往遼西,進駐錦州。當時瀋陽和錦州兩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錦州、瀋陽間的鐵路,使北(平)寧(遼寧)路通車。但剿匪總部,又沒有能夠利用那個時機出擊。而失去了第二個制勝的機會。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軍開始大規模調動,九月十二日,進攻義縣,打了十二天後,義縣失陷,廿四日開始攻錦縣。就在那一天蔣總統電召衛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總統給衛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軍空運錦州,其餘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時向新立屯出擊。當時為了加強那個命令的執行,中央特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在九月廿六日與衛立煌同機飛到瀋陽,共策進行。但衛立煌卻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舉行會議,對於馳援錦州,仍在考慮中。在那次軍事會議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張,瀋陽地區的部隊向營口出擊,然後用船隻運兵,以海路馳援錦州。但參謀總長顧祝同則以總統的命令,不能變更,所以進攻營口案,也未能實現。

時間就在衛立煌的遲疑與考慮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還不能決定。十月一日蔣總統臨北平,電召顧祝同、衛立煌兩人到北平會商,衛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於是才下達命令給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揮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合計十二個師,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開始攻彰武,這一行動,已經較總統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實上是變更了總統的命令。因之在戰果上也沒有達到原先所預期的。但這個增援部隊,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趕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錦州。然而國軍的行動,仍然很緩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離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為了爭取這個時間,終於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錦州。

錦州陷落後,蔣總統於十月十五日又飛抵瀋陽,並在自北平飛往瀋陽途中的專機內舉行軍事會議。十六日再轉往葫蘆島佈置軍事。在葫蘆島,總統又發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揮的十二個師繼續西進,收復錦州。總統回到北平以後,二十日再電召衛立煌、杜聿明兩人飛平,面授機宜。但衛立煌又沒有依照總統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總部,進駐黑山縣東二十華里的胡家窩棚,匪軍自十九日開始,自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軍,並在二十五日夜,突襲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與其他各部失掉聯繫,然後再分別截擊各軍的軍部和師部,使十二個師全部潰散。從遼西兵敗歸來的新一軍參謀長葉錕將軍,在瀋陽碰到筆者時,痛哭流涕,他說:怎會想到,十二萬大軍,在一夕之間瓦解,情況會變得那樣慘。葉錕並說:那次戰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衛立煌不依照總統的命令作軍事佈置,一拖再拖,致損兵折將。葉錕在擔任新一軍參謀長時,就會作畫,我們常以儒將視之,但沒想到他來到台灣後,竟成為畫馬的名家。

在東北的記者群

遼西會戰結束後,有一部分潰敗下來的士兵和軍官,陸續返回瀋陽,等待整編,但廖耀湘本人卻失蹤了!經過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沒有找到他。據後來逃出匪區的廖耀湘側近告訴筆者說:廖在兵敗以後,得到當地農民的幫助,化裝成一東北老農,乘一輛大車,在兵荒馬亂中,向關內逃亡,但經過匪軍檢查哨時,他不會說北方官話,致露出馬腳,終於被俘。

遼西會戰,國軍大敗的消息,傳到瀋陽後,我們這一批新聞記者,仍沒有感到,不幸的日子會即將到來。我們對於政府幾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們從不曾想到瀋陽會很快的易手,所以我們和平常一樣的執行採訪工作。每天下午,準時到剿匪總部找雷襲琪參謀,等候他發佈新聞。每天只聽到雷參謀說:「遼西兵團,敗得很慘,瀋陽防務,固若金湯」。因為雷的表情和平時一樣自然,所以新聞同業,也和他一樣,一些也沒有對局勢悲觀。

現在再想起當年的舊事,我們這批記者,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驕兵悍將們,同樣處於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覺。最後在陶醉中清醒過來時,幾乎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時自關內派往東北各地的記者,大約可分為三派,一派是堅決支持政府的記者,也是最反共的記者,一派是中間派,對政府和共匪都無好感,另一派則是親匪派記者,或者是共匪滲透到新聞界的匪諜。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在一片亂糟糟的政治環境中,每一個人都不隱諱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我的記憶中,反共的記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中央日報」的特派員徐佳士和馬志鑠,中央社吉林特派員張冰子,「申報」特派員韓清濤,「新聞報」特派員潘世征,「大剛報」的特派員張膽,「益世報」的特派員高慶琛,上海「大公報」特派員張高峰,北平「世界日報」特派員樊放,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和平日報」採訪主任陳驥彤,「新報」的劉興武和筆者本人,還有東北「民報」的余敢。這些人不論是在長春或在瀋陽工作,都表現出反共反極權的風骨。

中間派的則是江西「正氣日報」的特派員楊卓之,「大公報」的特派員呂德潤,「申報」特派員趙展。親匪的記者則有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雷特,長春「前進報」的郭而清等。後來中間派的記者在大陸變色時,多已投匪,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反共的記者,大都到了台灣,自然也有幾個人在大陸淪後,向自由區逃亡時,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蹤後永遠沒有了消息。

想當年,那是一個敵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記者和親共的記者堡壘分明的年代。當時同情共匪的記者,則指責我們這批反共記者是「國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進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記者在當時的氣焰很囂張,而且明目張胆的寫文章,同情共匪,當他們張牙舞爪,為匪張目時,卻從未料到在匪偽竊據整個大陸後,連他們也一道清算,被洗腦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運和蕭軍、胡風等共黨作家們的命運,幾乎完全相同。

「新聞天地」千字鬥米

不過在前面所說的敵我堡壘分明中,也□到過少數例外,譬如瀋陽「新報」中,有一位劉姓主筆,每天我們都聽到他在辦公室中,大罵政府,他寫的文章也很鋒利,愛走偏鋒,在當時我非常懷疑他是個匪諜,但在瀋陽陷匪之後,他逃得比誰都快,而且在逃難的途中,又大罵共匪。

在北平淪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罵政府的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後,碰到他時,他卻勸告筆者,快些逃走,那時他又說:中共匪幫,比起國民黨來要要壞上千百倍,那時他卻又讚揚國民政府雖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卻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則是暴政。

不過在瀋陽時代,所有的記者中,我仍極喜歡「申報」的特派員韓清濤。那時韓清濤除了擔任「申報」的職務外,並在「和平日報」任經理,也是上海「新聞天地」的駐東北區代表。

當時的「新聞天地」周刊,是全國知識界所最愛讀的一本新聞性雜誌,全國各地的記者,多以文章能在「新聞天地」發表,是件榮譽。同時「新聞天地」的稿費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鬥米」。所以也能選用些好文章。同時由於「新聞天地」刊載的內幕新聞較多,所以它也成為各地軍政首長必讀的刊物。

由於韓清濤兼任「新聞天地」駐東北的代表,所以我們住的地方,釘了三塊牌子,一塊是上海「申報」特派員辦事處,一塊是上海「大公報」特派員辦事處,另一塊則是上海「新聞天地」駐東北代表辦事處。

韓清濤是一位很樸質的人,他的外型和談吐,很像長白師範學院院長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談話時就極其謙虛,面帶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聞天地」空運到瀋陽辦事處時,報販用現金搶購,韓清濤怕報販因搶購打鬥,特限定每人僅能批發二十本,但後來的人,仍買不到書,常常吵吵鬧鬧而去。但清濤卻決不發脾氣,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韓清濤在瀋陽的那段時期,把他的老父從鄉間接來奉養,韓老伯是典型的北方莊稼人,他老先生看着我們每天吃飯時,總是大米,白面,似乎從內心感到不安。他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太會浪費。

鈔票像一塊磚頭

當然,我們那個時候的薪水不差,瀋陽「新報」,每次發薪,都領到像磚頭似的,厚厚一大堆鈔票,但我從那時起就不會理財,也沒想到理財。每次發薪水,除了接濟我的一位念高中時的一個盧姓同學的母親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連數都不數,就放在皮箱中。當然第二天的幣值,遠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把現鈔買成袁大頭──銀幣,或者黃金。每天想的只是怎樣採訪新聞,怎樣寫一篇夠水準的通訊稿或者特寫稿。

說來也奇怪,我自六歲隨父親下關東,是來自田莊的孩子,我讀大學時,雖然環境好些,但在童年時代確確實實過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見別人過的苦日子。但我卻從來不重視金錢。兒時讀論語時,特別喜歡子路所說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着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着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

我不會理財,不重視財帛,可能和我讀過一年私塾的教育有關,那時我的啟蒙老師姜孝友師,常常告誡我,大丈夫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凡「尋田問產」者,終非大器。我的半生,雖然沒有成什麼大器,但卻也不屑於尋田問產。當然這一觀念,在今日工業社會中,已顯得落伍。

在瀋陽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別值得我記憶的是我有一個軍方的好友楊溫將軍,他是新一軍五十師的師長,他每自防地歸來,必然到辦事處來看我,並在我們的辦事處吃飯,他每次來時,吉普車的後面,也必然載着幾包白米和幾袋白面,我和韓清濤吃不完時,就一袋一袋的送給盧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讀書時,同學的母親家裏。因為他們家的情況不好。所以一直住在東關的貧民區。

後來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這個小的「文化戰犯」時,我就躲在盧家,盧伯母並且告訴我說:如果匪幹真的搜查到他家時,就稱我是她的兒子。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梁華盛與活動碉堡

在瀋陽失守的前三個月,衛立煌決定把瀋陽防守區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於是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梁華盛將軍,便被調回廣州綏靖公署擔任副主任。新任警備司令則由胡家驥將軍充任。職權僅為防守瀋陽城區,較過去瀋陽區防守區司令的範圍為小。

梁華盛將軍,在瀋陽做了五個多月防守區司令官,他交接時,東北的形勢,正在走向下坡,那時和他一道離開瀋陽的還有馬占山將軍,馬占山之離開瀋陽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無可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離去。

梁華盛將軍,自吉林撤守後,他到瀋陽確實想做些事情,但客觀的形勢,也使他沒能發揮什麼力量。不過在他的任期中,曾經想出了在瀋陽周邊,設立活動碉堡,所謂活動碉堡,就是用厚鋼板製作的堡壘,下面有輪,可以在軌道上推動,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槍孔向外射擊。也可以推動堡碉在軌道上運行。像似活動的裝甲車。梁華盛將軍的活動碉堡設計成功後,曾約邀記者們到現場參觀。但約定不發表新聞。免得敵人知道我們有了這種設計。此外梁華盛也鼓勵城防駐軍和軍醫院,利用空地種菜和養豬,以備局勢惡化,城區被共匪封鎖時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鑑於長春被圍時,城內缺糧缺菜,所作的未雨綢繆之策,遺憾的是瀋陽最後的結局,竟是不戰而退。

所以梁華盛將軍到了東北末期,他返回廣州擔任余漢謀的副主任前,也沒有了他初到東北接收時的豪氣,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時,當共匪圍攻吉林最緊張時期,他忽然自瀋陽坐了一架L5小型飛機,冒着大風雪,迫降在哈達灣機場時的精神。

石覺的十三軍

在民國三十七年,瀋陽失守的幾個月以前,瀋陽的記者團,也曾經計劃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覺兵團,但由於剿罪總部沒有交通工具供應,致沒能成行。

石覺將軍所率領的十三軍和趙公武將軍所率的五十二軍,是首先出關的國軍部隊。五十二軍後來由劉玉章將軍繼任軍長,十三軍則一直由石覺統率。十三軍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關,經綏中、興城,然後下錦州、義縣、阜新、彰武轉往北票。過朝陽、葉柏壽、凌源、平泉,最後駐守承德。

承德是熱河的省會,在滿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獵的地區,政府接收後,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劉多荃,後來由范漢傑兼任省主席,石覺部隊進駐承德地區後,中央在承德設置了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石覺則擔任綏靖區的司令官。

這支部隊,是最先出關的國軍,也是最後很完整的撤回關內的部隊,這支部隊是在瀋陽失守以後的半個多月,才有秩序的從承德撤到張家口。算是剿匪戰史中的一個奇蹟。當然十三軍的軍紀很好,在駐在地區,從來沒有聽說有過擾民的事件發生。也是這支部隊,能全師而退的原因之一。而當年在東北的將領中,下場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覺和劉玉章兩位將軍了!石覺目前的職務是考試院的銓敘部長,劉玉章也累官至陸軍上將。而且是守金門的名將之一。

早年在東北叱咤風雲的將軍多已風流雲散,熊式輝在經商失敗後,隱居於台中地區,垂垂老矣!梁華盛來台後,沒有再擔任軍職,人們偶而看見他在西門一帶的電影街看一場電影。住在台中的孫立人,也深居簡出。

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范漢傑等兵敗被俘後,陷身匪區。衛立煌後來自動投匪,已在幾年以前死亡。據說衛立煌在香港時,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鈔。以防止鈔票發霉。那些錢,當然是當年在東北搜刮所得。到頭來卻也兩手空空。他死在匪區,就如同死掉一條小狗那樣,無聲無息。

赴撫順煤礦採訪

民國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撫順煤礦採訪。那是由於煤礦中一個留用的日籍員工,投書「新報」,說撫順煤礦經國人接收後,已經把礦場糟塌得不成樣子,用殺雞取蛋的方式,進行開採煤礦。那位日籍員工,覺得他過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礦場上,不忍見到一個礦場就那樣被毀掉。同時早期派往撫順接收礦場的張莘夫被俄軍主使共匪殺死,他的血跡未乾,中國人何以竟不珍惜這個事業。

「新報」社長徐露放,接到那封投書,頗為激動,他要我悄悄的到撫順煤礦去看一下,訪問幾個下層員工,特別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員以外的人。我到撫順後,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礦場採訪。但一接觸中下層員工,上層人士馬上趕到。現在我已記不起場長的姓名。能夠記得的是他們在當天中午,就預備了一桌酒席,招待記者。但卻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魚大肉而謝絕。於是他們又要派專車和專人,在我採訪後,陪我回去。他們提供了好多資料,都是屬於好的一方面的,但他們也沒有拒絕我訪問員工,和由我選擇的地區採訪。

自然我回去時,也以坐火車較為安全的理由,拒絕了他們派專車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寫一篇報導煤礦的黑幕的文章。我記得我回去後連寫了三篇有關撫順煤礦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就叫做「殺雞取蛋」。

撫順煤礦當局,提供我的資料,大約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聞目睹,實地採訪所得。那三篇文章寫的很火爆,後來接到了礦場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員工,稱道那篇文章寫得很公正的信。

在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在幾個月後,就會撤退,所以亟希望那個礦場能夠好好的開採,好好的經營,如果真的預料到東北的變色,會那樣快,也就不必寫那幾篇文章了!

連瑣式的學潮

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分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台子,稱做「民主講台」,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現在三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們,在大陸撤守時,只不過六歲左右,他們沒有受過「血」的教訓和「血」的洗禮;沒有看見過在共匪煽動與鼓吹之下,學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無辜,犧牲於學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認為「民主廣場」之類的學生運動,不妨開放。但對於我們這些披着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殘害的人而言,卻認為學生運動,就是學潮的先聲,而一切類型的暴動則是成年人的學潮,如果稱「暴動」就是「學潮」的化身。當不算是過分之辭。

麥克阿瑟的卓見

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周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後,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只有順着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佈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後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佈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後,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分,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干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小公館中,自然也藏有年輕貌美的女人。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裏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悽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後,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後,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着天上的星星發呆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作者更正〕: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被圍困的長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稱空軍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應更正為吳禮將軍。

「瀋陽末日」記

宣佈戒嚴

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_;,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煙,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_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他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着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裏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佈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裏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裏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

「匪軍」?「共軍」?

午夜十二時半「新報」派吉普車來接,駕駛兵並且拿到了當晚的「口令」。(口令系戒嚴時,衛兵向通行人員所要求之答話,該項答話,如「剿匪」,「南京」、「勝利」等,由警備總部臨時規定。)

我到編輯部後,總編輯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報」的標題,是否仍使用「匪軍」字樣,因為有幾家報紙的總編輯和他通過電話說:情況很糟,是不是把「匪軍」改為「共軍」。我當時立_向河清建議:我們是二○七師所辦的報紙,明天在報上_使我們管共黨叫祖宗,在城破之時,他該捉我們,仍然要捉,如果我們不懼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們有幾分骨氣。於是河清下定決心:自己做了一版的頭條標題,「我軍與匪軍在東陵一帶有激戰。」這是我過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時,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打電話給我,他說情況已經好轉,夜裏將有兩個師空運瀋陽,我為了要證實那個說法,打了幾個電話到幾位要人的公館,有的根本沒人接聽,有的是傳令兵來接電話說: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過去這多年來,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飛機場,準備逃命,而四次都沒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點多鐘,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一道到剿匪總部政務委員會去,看見各處室的大小官員,都在耳語,秩序非常混亂,氣氛完全不對。於是我和清濤,便急忙返回辦事處,收拾行囊,直奔瀋陽城南的渾河機場,守機場的警備總部警衛團,正在佈防,跑道上停着四架運輸機,馬達開動着,機旁邊有一百來個人在蠕動。下午兩點鐘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吳禮將軍,駕車抵達機場。當時在東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綸,和剿匪總部副總司令陳鐵夫人,立即包圍了吳禮,朱綸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她在瀋陽的上流社會中,鋒頭很健,那一天她卻顯出了女人的弱點,她拉住吳禮將軍說:「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補充說:「無論如何,也要把鄭洞國的孩子帶回去。」吳禮的回答很簡單,「情況已經好轉,不要焦急」。朱綸說:「但是你們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飛機,都空着起飛,沒有一個人登上飛機,朱綸和陳副總司令夫人,一邊嚼着口香糖,一邊看着天上的飛機跺腳。

金條落了一地

我和韓清濤的車子,緊緊的跟住吳禮的車子,他的車子折回城區後,轉向東塔機場。三點多,東塔機場也擠滿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渾河機場的人數少,但情況也很亂,大家似乎誰也顧不了誰,但衛立煌,趙家驤、高惜水、王鐵漢、董文琦、王家楨和吳禮,都擠上了飛機,嫩江省主席彭濟群,爬到機門,卻被人擠了下來,在秩序混亂中,只見到飛機的旁邊,落了一地黃金的金條,但沒有人去撿它。

這時我和韓清濤,也在向前擠,勿寧說是向前沖。一個衛兵舉着衝鋒鎗,向着混亂的人群說,你們再沖,我就開槍了!於是載着衛立煌的飛機起飛了!

我呆呆的望着丟在地上的金條,望着混亂的人群。看看守衛機場的衛兵,一臉憤怒之色。………

韓清濤和我再折返城區時,士兵正在佈置拒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時緊張多了!於是清濤和我商量,我們再跑一次渾河機場,碰碰運氣,我們再度進入渾河機場時,朱綸她們仍舊等在那裏,但機場裏,沒有飛機,於是我們第四次再跑東塔機場,這時衛兵們已經架了機槍,制止我們前進。於是我們無精打采的向後轉。跑來跑去,最後回到城裏時,已是黃昏時分,城內開始戒嚴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在這四次赴機場搶搭飛機的逃亡過程中,第一次攜帶的東西最多,第二次在東塔機場看見滿地金條後,把行囊里的東西,在回程中,丟了一半,那時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渾河機場時,東西又丟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東塔機場時,一切的東西,都丟掉了,僅帶了一本貼報簿,裏面貼的全是我在東北工作的那段期間,所寫的文章。

當時一再拋棄東西的原因,第一是怕東西太多,衛兵不准搭機逃命,第二是在搶搭或在人叢中擠時,沒有東西,比較輕便靈活。

當我和清濤,搶搭飛機沒有成功時,回到城區後,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註定,大概是沒有逃走的希望了!於是我們一道赴電報局拍發電報,因為拍發電報,是由收報人付費,所以我們發起電報來,可以不帶錢,那一天我發出的電報是:「衛立煌總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級人員,今日下午離此飛往一未經宣佈之地區,瀋陽未來之命運,似已註定……」晚間再收到胡政之先生來電勉勵,「瀋陽失守後,請即化裝逃出,社中同仁對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沒有到「新報」上班,和清濤在辦事處計劃,如何逃難,當時清濤有個侄兒就在旁邊聽,在十一月一日下午,當共匪的軍隊進城時,清濤的這個侄兒,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說:他叔父和筆者,平常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他已經監視我們很久了,原來清濤的侄兒,竟是一個小匪諜,他是以「申報」的送報生來掩護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報」的袁笑星,又接電話給我,他的嗓子已經沙啞,他抖顫的說:「一切都完了,沒想到政府的首長,如此怕死,也許明天早上,一覺醒來,這城市已經換了主人,現在真是欲哭無淚」。

我接完電話,跑到院裏去看天,天空沒有雲,星光燦爛。側耳聽。遠處有隱約的槍炮聲。那真是最長最長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讀初中二年級那年,母親逝世時,一樣的沉重、淒涼,並且絕望。人在對一切都絕望時,有時反會有一張「白紙式」的一段時間的寧靜。一種空虛感。感到心靈的深處,一陣涼森森的,什麼都沒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報」、「新報」、「東北民報」,都照常出版,其中「東北民報」,已經把「匪軍」改為「共軍」,稱「國軍」為「國民黨軍」。我推開房門,先看看街頭的情形,一切崗兵如故,山河依舊,只是街頭已無多少行人。

屬於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電話鈴聲響了,來電話的仍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他說:「屬於我們的時間,大概不多了,準備逃命吧」!然後他講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韓清濤搶飛機更慘,因為三十日下午他和幾位同業,仍到剿匪總部去採訪,當時總部里,只有幾個兵在裏面找東西,他們還以為剿匪總部在應變,遷到別的地方去了。後來一位電台上的勤務兵說:「你們還在這裏做什麼,衛立煌這時候,已飛到北平了!」因為衛走時曾令台長發一電報到北平,但是台長在衛走後,氣得馬上拆了電台。

袁笑星在那樣的緊張關頭,仍然有閒情和筆者「閒話」,我以為他是為了排遣時間,但後來我們逃到北平後他解釋說:當時,他的感覺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斃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們紛紛搬家。三輪車被人搶雇一空,洋面、皮箱、軍毯,都紛紛由車站拖向舊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談」空氣,傳了出來,匪方派出代表為誰,無法獲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則是商會會長盧乃賡,國防部第二區軍法執行部主任趙毅中將,剿匪總部總參議蘇炳文中將,還有地方聞人王化一和另外駐瀋陽的部隊,各推將級代表人員一名,這個和談的醞釀,是起因於衛立煌逃走以後的三十日當晚,地點是趙毅的公館,據說衛立煌逃走時,未通知趙毅,趙激憤異常。當時曾指揮過憲兵,到衛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機場去扣留衛立煌,趙並公開表示:捉回衛立煌後,「死守瀋陽」。

但衛立煌給中央的報告則說:三十日清晨七時,瀋陽東面匪軍,已經進抵金家屯和瀋海車站,瀋陽北面的匪軍,已經竄過大壩,西北則到了離皇姑屯約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時要召見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到處找不到人,接着有情報說:有很多人通匪,衛立煌就更慌張。因而他向正駐節北平的蔣總統報告說:瀋陽的五十三軍已經譁變,並擬扣留中央人員,情形非常嚴重,中央相信了衛立煌的話,電覆衛立煌,准他於下午一時半,攜高級官員撤離瀋陽。

與虎謀皮的「和談」

衛立煌在抵達北平後,怕中央處罰,當然強調五十三軍譁變之說,而事實上,五十三軍一個師的投降。是在衛立煌逃走的兩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這段歷史是筆者親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會會長盧乃賡,正式與匪方人員在瀋陽郊外接觸。那種接觸,當然是變相的投降,然而那時瀋陽周邊的國軍部隊,仍然與共匪有着戰鬥。共匪向商會會長盧乃賡提出的要求是:市內彈藥倉庫,不得破壞,盧乃賡的條件則是保障各級人員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鄉,共匪部隊和平進駐市區,免致人民塗炭。到了卅一日晚間,協商的條件,原則上成立,然而有問題的到是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他仍主張「死守瀋陽」,他並對主張「談和」的人們表示:他只有戰死和被俘兩條路,除此以外,沒有什麼選擇。那個消息傳出以後,主張和談的人,責罵周福成不識時務。就在這時候,周福成的一三○師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談」沒有得到結論,共匪的代表,見一三○師已經投降,乃託辭向哈爾濱總部請示,就在他們的「請示」還沒有結果時,共匪的李紅光支隊,已經從鐵西區突入市區,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時。從那個時候起,東北地區,除了十三軍駐防的承德以外,全部變色。東北人民又被關進鐵幕之中。在共匪李紅光支隊,進入瀋陽以前的兩小時,向共匪投降約五十三軍一三○師,開始在市區站崗放哨,他們的記號是在左臂上綁了一個紅布條子。

一日下午一時,筆者和韓清濤同赴電信局發電報,我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文是:「瀋陽現正逐漸沉入紅潮中,記者發此電時,着草綠色軍服的共匪部隊,正自鐵西地區入城,此間今日天氣晴朗,山河仍舊,惟人事已非……」韓清濤發給申報的電報,大意也是如此,沒想到我們真的堅持到最後的一分鐘。

夕陽殘照

當我們正在發電報時,北平的電信局用長途電話告訴瀋陽的電信局說:他們就要切斷和瀋陽的聯絡,要說「再見」了!瀋陽電信局的人則說:現在有上海「大公報」和「申報」的兩位記者,正在發新聞電報,等最後一則新聞電報發完時,就請切斷線路。

下午三時左右,共匪的後續部隊,陸繼進城,國軍所使用的吉普車,馬上換了紅旗,車上的駕駛兵仍是舊人,但坐在車上的人卻換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國軍,像一群綿羊似的,被趕入車站前剿匪總部軍法處大廈內集中。

瀋陽變色了,它在三小時內完全改變了,我和韓清濤返回辦事處,在小院落中,看着將落的夕陽,相對無言,默默流淚,因為我們已失去一切,我們空虛得一無所有。對於未來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這時申報的送報生韓清濤的那個侄兒,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訓他的叔父和我,平日養尊處優,騎在人民頭上,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的「文特」,現在這所大樓,由他接管,裏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屬於人民的,不得移動。韓清濤和我沒有和他爭辯,我們離開辦事處,真的什麼東西也沒拿,他大概以為我們已無路可走,絕對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沒有跟蹤我們。於是我和清濤決定,分別躲到朋友家中,並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機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談

十一月一日,瀋陽已經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倉惶跑到我前文中提過的一位盧姓同學家中,因為他們家住的是東關的貧民區,預料共匪在一兩天內,不會搜查。

我一進盧家的屋子,盧伯母便要我脫掉皮大衣,換上短襖,我問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說:「為什麼不敢,你就是俺的兒子。」一日的晚間,我就躲在盧家,睡在火坑上,但怎麼也睡不着。

夜裏國軍的飛機,來轟炸鐵西區的彈藥庫,爆炸的聲音很大,大約每隔四五分鐘,就有一次巨響,我們住在東關,距鐵西區很遠,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險。

十一月二日,盧伯母要他家的大兒子,到外面聽聽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盧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場上去賣,以便換些錢,做為逃難之用。

在露天市場中,我一眼就看見了瀋陽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書劉勝超,他打扮成一個鄉下人模樣,也在那裏賣東西,我們見面了,但誰都不敢和誰打招呼,怕對於對方不利。然後互相背轉身,悄悄擦眼淚,因為天氣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別人的懷疑。

晚間在盧家聽收音機,知道「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和筆者,都被共匪列為第五級的地方性「文化戰犯」。盧家大哥回來也說:「新報」中有些人是匪諜,其中有兩個人,是經我考試進入「新報」的,其中一個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匪教育委員會的。那兩個人的名字,現在已經忘記,那是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試,招考進來約六名記者之一。城陷後那兩個匪諜,到處找我,所謂「文化戰犯」也者,也是他們弄的。不過那兩個匪諜,平日的表現很好,也沒有「不滿現實」的傾向。據說:他們對報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記錄。接收「新報」財產的也是那兩個人。

「四野」人馬統治瀋陽

瀋陽城陷後,我感到真是如同「喪家之犬」,當時也體會到政治可以改變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爾也發呆想,國軍或者會反攻回來,否則又何必轟炸彈藥庫,並且炸死那麼多人?

在盧家,一閉上眼睛,那幕大批國軍,像被趕綿羊似的,趕到剿總軍法處去的慘象,就在腦中出現。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結束了!

十一月二日駐守渾河一帶的青年軍二○七師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們從市郊西南,繼續向城內猛攻,槍炮聲整整打了一晝一夜,那是孤軍奮戰。據說二○七師是由一位旅長率領,可惜的是大廈將傾,一木難支,後來聽說。他們退到長白山中,然而共匪則宣傳「頑固的二○七師,已悉被消滅」。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瀋陽的「中央日報」,改出「瀋陽時報」,那是他們入城後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裝脫掉,換上了破棉襖,街上走的,儘是窮人,瀋陽立即變成了「窮人的城市」。

國軍的傷兵,沒有人收容,沒有人理會,扶着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憐的手,但卻沒有人敢對這群「失去了父親的孩子」,發點慈悲心,於是共匪教他們搶大戶,搶商家倉庫,然後共匪的「瀋陽時報」趁機發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範他們──指國軍傷兵──的「姦淫掠奪」。接着共匪宣佈與人民「約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牆上寫煽動性的標語。「解放」變成了時髦的名詞,金圓券被一紙佈告,害得失了靈驗,「八路票」成了市場上的寵兒。

共匪在瀋陽成立的第一個機關,是「軍事管制委員會」,這一機構是共匪的最高軍政機構,另外還有一個衛戍司令部,軍管會由陳雲為「主委」,王首道、張學思副之,衛戍司令則由伍修權擔任,偽遼寧省主席是張學思,偽瀋陽市長是朱其文。而張學思和朱其文,都是後來,才從哈爾濱趕到。突然接收瀋陽那樣大的城市,在當時的共匪而言,確也是手忙腳亂。

上面提到的這些名字,在當時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戰軍的當權派,誰會想到,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後,和他們的主子林彪一樣,全被整肅。那也就是干共產黨的下場。是必然的下場。因為共黨在鬥爭之中,當「政治生命」結束時,「人身的生命」,也同時結束。這也就是真正讀通了書的知識份子,必然不做共產黨的原因。

瀋陽城自一日下午淪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們到處掛紅布條,滿街都是紅布,形成了「紅色的恐怖」,直到現在,這多年來,我一看到一片紅色,就有着恐怖的感覺。

在瀋陽陷匪的三天中,我托盧家大哥,不斷的和韓清濤聯絡,約定逃亡的日期,並作逃亡的準備。我則像小老鼠似的,躲在盧家,不敢出門。盧伯母給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幾處露出舊棉花,我自己則用黃粘糕塗牙齒,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臉。讓自己變成一臉風塵之色,盧伯母又把過去我送給他們的麵粉,拿到露天市場去賣,大約湊足了二十幾個銀元,有幾枚縫在破棉袍中,有幾枚放在破皮鞋的後跟里,有幾枚則帶在身邊。

烈士的遺書

四日下午我騎了盧家大哥的腳踏車,繞市區一周,看看瀋陽市的情形,同時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個商人,一個小商人。因為我和韓清濤約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關內逃亡。

在火車站前,看見了許多傷兵在討飯,在最熱鬧的一條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蓋着草蓆的一具屍體,屍體旁邊寫着一片粉筆字,大意是說:他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姓王,這次戰敗,他沒有看見一個高級將領殉職,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東北,局面不會搞得如此糟,陳誠在瀋陽,也不會棄城逃走,所以現在他要自殺,給瀋陽市民看,給共產黨看,國軍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過地上的遺書,再悄悄的走過去。

那是一個離亂時代的悲慘而動人的故事。那裏面蘊藏着國魂和軍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韓清濤,他躲在黑暗的一間小屋子中,他問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說:再不能停留下去了,聽說共匪入城一周以後,要進行一次大搜查。

然後我再告訴清濤,我在太原街看見地上遺書的故事。清濤開始流淚,我則說:我到底在瀋陽城中,國軍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們失去已久的「國魂」和「軍魂」。只要有了它,我們一定會再度回來的。

清濤也告訴我,他的那個做匪諜的侄兒,到處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慮,而且度日如年。那時清濤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擔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為我們的預定是從瀋陽徒步走到山海關。而且決定無論在路上,遇到什麼事情,無論共匪如何留難,一定要堅持我們是一個商人,清濤的身份是「貨郎」,他必須知道,針線、扣子、化裝品,包括香皂,毛巾的價錢,我自己的身份則是在車站旁邊買雜糧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麵的價錢。以便在路上應付共匪的盤查。

我過去自長春撤退時,領了一個準備避難的身份證,職業欄內,填的是商,這次可以派上用場,韓清濤在瀋陽緊急時,也弄了一張身份證,職業欄內也是商。我們相信,大約可以衝出囚籠。

逃離那座古城

四日晚我回到盧家,盧伯母給我包了三十個酸菜餡水餃,裏面沒有多少肉,他們全家則吃粗糧做的煎餅和稀飯,盧家嫂子,則用舊毛線替我織了一件毛衣,留着在路上穿。

盧伯母家,一直過的是苦日子,但是他們不歡迎共產黨來,因為山東老家的來人,在過去已經把共匪的清算鬥爭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帶紙帽子,打鑼,遊街的故事,告訴了這些下關東的鄉親。所以盧伯母那晚上,特別囑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這樣念過大學的人,共匪是不會放過的,而一旦被他們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來覆去的睡不着,鐵西地區,仍有飛機聲和爆炸聲,同時我怕共匪在半夜進門搜查,連累了盧家,我極其希望,在這最後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紙窗一點一點的發白,在黎明時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顆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記者,不寫罵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許會寧靜些。現在和共匪已經結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撿一條命,逃不掉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在天將亮時,盧家大嫂起來燒飯,我實在希望能再睡一會兒,但是睡不着,我也想到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去。也不知道,路上會不會被共匪看出破綻。

五日清晨,是瀋陽淪陷的第四天,我終於離開那座古城,在大南門外的兩百米的地方,我和韓清濤會合,開始我們以後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靜靜的松花江

東北三年,時間過得彷佛很長,瀋陽的落幕,又是那末倉促,從東塔機場搶登飛機未成,到躲進盧家,作逃亡的準備,那幾天的日子,顯得更長。東北從接收,到落幕,連頭帶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時間,僅有三整年,東北的三年,變幻太大,東北之失,失得過慘。

東北在慘痛的情形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接收,接收過後,又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淪陷,而最後一個據點瀋陽,也那樣的輕輕的被葬送了!

東北三年,在後代史家寫來,也許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結束,然而在一個身歷目睹,在戰火邊緣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聞記者,執筆為文時,卻有着無限辛酸與沉痛。

我深深的記得。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飛抵長春時的心情,雖然那時長春插的也是一片紅旗,是在蘇俄軍隊佔領下,但心情是蒼涼悲壯的,民國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離瀋陽時,城內也是一片紅旗,卻是在林彪軍隊佔領下,而心情則是恐懼而衰微的。

三年雖然僅有一千多個日子,從大搖大擺的出關接收,到化裝逃出塞外,飛去爬回,恍如一場噩夢。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瀋陽失守一周年那天,我為「新聞天地」周刊為了一篇:「哀東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開頭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錦州城陷,范漢傑將軍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鄭洞國被迫投降,長春易手,十月卅日,衛立煌棄城飛逃,瀋陽不守。僅僅半月時間,東北連陷三城,逾兩月,林彪驅兵入關,平津又告急……回頭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軍攻克山海關,翌年春,大軍過錦州,進駐瀋陽。五月廿三日佔領長春。數日後,駐馬松花江畔。」

那是一個多雄壯的局面,又是一個多悲慘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東北光復時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能逃出匪區的,只是少數,大部分東北青年,卻看不見祖國的旗幟。松花江的水,靜靜的流,長白山的雪,終年不溶,那裏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裏有幾千年用不完的煤礦和鐵礦,還有三千多萬樸質而善良的黃帝子孫。翹首北望,又豈僅嗚咽而已!

奔向山海關

逃難的長龍

從瀋陽到山海關,約八百華里的行程,我和韓清濤先生,過去沒有徒步走過這一條路,我們的計劃是沿着鐵路線走,但一出瀋陽的大南門,就看見了逃難者群,於是我們很自然的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在逃難者群中,大部分是傷兵和由匪方發給「路條」──"共匪的通行證"──的國軍俘虜。一路上的行人,像一條長龍,其中包括推獨輪車的,趕北方大車的,人群走得極為散亂。那一大批逃亡的行列,每個人都無精打采垂頭喪氣,傷兵中照樣穿着國軍的制服,另外的一大批人,都是逃難的公教人員。不過每個人都經過改裝,和老百姓一樣。

我和清濤約定,一路上裝作互不相識,如果有一個人被捕,另一個人,也不必等候,以免被匪兵對質。我們第一天,大約走了六十華里,那時候,還年輕力壯,走起路來,並不感到怎樣吃力,只是擔心被匪軍發現我們不是商人。我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系了腰帶,另外背了一個包袱,裏面是一條破棉被。第一晚我們住在新民縣的一個鄉間小店,八九個人,睡在火坑上,韓清濤就睡在我的旁邊。

半夜匪軍的幹部,提了馬燈前來查店,我把在長春時領到的假身份證拿出給他們看,我的名字填的是於春財,兄弟欄內是春發、春福、春生一我排行第四,合乎「發福生財」四個俗氣的名字,職業欄內寫的是商。匪幹問我到什麼地方,我答以錦州。到錦州做什麼去?我答去看姨媽。接着問清濤,他也很土氣的答是到錦州去探親,第一晚沒有什麼麻煩,但夜裏被清濤推醒兩次,因為我在睡夢中囈語。

說來也奇怪,在平常時候,我躺在床上有看書的習慣。如果睡前不看書。就會鬧失眠。逃難的第一個晚上,竟然能倒頭便睡,不過我很擔心我的那雙破鞋,因為鞋後跟中,藏了幾個銀元。

磨老繭、睡山洞

第二天一早,我們背起行囊上路,路上的逃難者群,比第一天更多,走了不遠,共匪開始檢查,他們僅看看行人的面孔。就發出「命令」,要逃亡者站成兩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左邊的一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右邊的一排、第一次韓清濤就被分配到左邊的一排,我則被分配站到右邊的一排,我們不知道究竟那排要被扣留,那排被放行。

經過初步的盤查,站在右邊這一排的大部分沒有問題,站在左邊的要被扣留。清濤在他的行列中向我以目示意,暗示他可能被扣留了!我們這排每人被盤問三兩句,個個放行,但輪到我時,一個三十幾歲的匪幹則說:「我看你不像是個賣糧的商人,然後他要我伸手,檢查手指上,沒有老繭,於是他更唬嚇着說:他認定我是個「國特」,不然就是「情報官」,但我告訴他:我在瀋陽兩孔橋下賣雜糧,根本不要費力,我只看守我的攤子,自然沒有老繭。他似乎被我說服了,擺擺手放行。我眼巴巴的看了清濤一眼,不能說一聲再見。一個人,無精打采的上路。同時默默的為清濤祝福。不過從這一次檢查後,我學得乖巧了,一路上用小石頭在手指上和掌心中摩擦。因為說夢話,晚間也不敢再住小店。由於失去清濤,我真是少了依靠,只有一個人提心弔膽的隨着人群走,一路上沒有賣東西的,便隨着傷兵們討飯。所謂討飯,也就是作乞丐。

十一月的東北,已經飄雪,討來的剩飯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但吃下去竟是十分香甜,而且腸胃也能消化掉。晚間打開包袱,取出棉被,就睡在山腰裏,聽呼呼的風聲,但也居然能夠入睡,這時真正體會到古人所說的「餐風宿露」這句話的意義。人到了僅需要保住一條性命,而且不存什麼欲望時,凡事到可處之泰然。所以在山腰中睡了一晚,竟然毫無腰酸、背痛現象。第二天照常跑路,照常討飯充飢。

那時候共匪幹部們,正在各處搜查第九兵團的司令官廖耀湘將軍,有的大鄉鎮的土牆上貼着「捉拿廖耀湘」的告白,為的要項是:廖耀湘,五十多歲,花白頭髮,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是個胖子。那正像舊小說中描繪的「畫影塗形」。

討飯吃雪、長夜漫漫

我因為僅僅二十幾歲,而且自六歲由山東蓬萊下關東後,能說一口純正的東北話,而且手上磨出了老繭,所以前四天到也未遭遇到較多的麻煩,於是膽子也就壯了起來,但自己卻沒有把握一定能順利過關。

隨着傷兵討飯,看見匪兵就喊聲「隊長」,再加上一臉風塵之色,真像是一個北方老粗。我覺得在逃亡最初的四天中,我學了很多,但每天都要找一個背風的山腰,披被坐着睡覺,醒來後看看天上的星辰,渴了時,就在附近抓一把雪吞下去,然而卻一直沒有生病。

隨着逃亡的行列,「曉行夜住」,除了怕被捕以外,心如止水,所以一路上腦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應付匪幹,如何至死也不暴露我是「新聞記者」這個身份外,一切都是空洞的。從瀋陽到新民,經黑山、北鎮,度過大凌河,那時河水已經結冰,從冰上步行渡過大凌河時,心中生出無限感慨,回想過去兩度出關,一次撤回,坐的是飛機,大凌河在機翼下,只是一條白帶。而今逃亡了,卻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現在沒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來庇護,一條小生命,真像一隻螞蟻。再看大凌河竟是那樣寬,水也結得那麼厚,自然的一切,都沒有改變,而個人卻是無家可歸,真的體會到「國破家亡」的這份感情,不禁悲從中來,但竟不能放聲大哭一場,也不敢放聲大哭一場,那該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前路迢迢,自己走了多少路程,沒有計算,也不便向人問路,走呀走的,漸漸的走得兩腿發酸,再加上一路上討飯過活,缺乏營養,漸感體力不支。不過自大凌河到錦州間,已經有北方大車,可以乘坐,但要每人化七塊銀元,並且講好,如果在路上被匪兵留難,繳付的銀元,不能退回,而且晚上車老闆要住在什麼地方,車上的人,也要住什麼地方,但短程行旅,一天的日程,則要一塊銀元,我決定做短途乘客,因為晚上我不能和別人共同住店,怕說夢話,露出馬腳。就這樣我開始坐上大車。

兇狠的共匪兒童團

在逃難進入第五天的行程中,在黃昏時候抵達了一個小村莊,這次來檢查的不是匪幹,而是共匪的兒童團,他們把紅纓矛─像似戲劇中張飛使用的矛──一舉,攔住了大車,對每一個行人,包括傷兵,檢查得十分細密,他們也許並不識字,但都要看每一個人的路條或身份證。

這些兒童團,雖然小小年紀,卻都具有共匪的一付兇狠像,據說這批小東西,都是經過匪幹訓練不久,由匪幹在後面撐腰,於是這批本來性善的第二代,卻變成性惡的小匪幹。我看到這些孩子,心中十分難過,因為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是農村的好孩子,而經過共匪短期訓練,竟然走火入魔,裝模作樣的要管教起大人來。

在冬天的黃昏,在太陽將落的時候,看見那群孩子,唱看共匪的「軍歌」,扛着紅纓矛,耀武揚威的樣子,心中有着一種極其沉重的感覺。

渡過大凌河後,沿途看到的防空洞很多,那些防空洞,僅能容納一個人,而且小洞就挖在公路兩旁的土崖上,共匪挖掘的防空洞,有些地方,一洞接着一洞,以防國軍飛機的低空掃射,並投擲炸彈。

第五天晚上,也就是被兒童團檢查的那個晚上,我就睡在「一人防空洞」中,以後的行程,每晚都如比,因為路的兩旁,都有防空洞,所以可以尋找背風的洞中睡覺。

逃亡的第六天,沒有再化錢坐車,但走累了就休息,逢到村莊就討些剩飯吃,東北的民風樸厚,對乞丐向來樂予施捨,所以討飯並不是件困難的事。而且有些人對於傷兵特別同情。除了給些高梁米飯,還加給鹹菜。有些村莊,也住了匪兵,有些匪兵,並且和逃難的人聊天,但在路上,我們沒有遇到匪軍的大部隊。偶爾有國軍的戰鬥機飛臨上空時,他們就進入民家。

在逃亡的第七天,在一個不知名的村莊中,忽然又遇到了韓清濤,原來他被匪幹拘留了一天,經過盤查後,認為沒有什麼嫌疑而放行,坐了大車趕來。過了那個村莊,我們又走在一起,兩人這次相遇,不禁熱淚盈眶,恍如隔世。清濤說:因為他的年齡正是四十多歲,匪幹曾懷疑他是什麼「接收大員」,後來見他講些粗話,甚至連「坦白」兩字,都裝做不懂,所以拘留了一天,也就把他放了!

一隻手錶,過了一關

韓清濤在路上告訴我,對付共匪,就是要裝得「傻裏傻氣」,儘量講東北土話,至死也不要「坦白」,我也告訴他,我一路上在手掌上磨老繭的故事,清濤也開始用石頭磨他的手指和手掌,同時我們再度重申,無論何人被捕,另一個人,要表現得毫不在乎,自己趕路。第七天的晚上,清濤也陪我住防空洞。我們兩個防空洞相距有十步遠近,不過第二天清晨,清濤告訴我說:他仍然聽到我說了夢話,並且在夢中喊叫,但我本人竟然毫無所知。

第八天我們又各化了一塊銀元,坐上大軍,黃昏時候,別人住進小店,只有我們兩個新聞記者,繼續前進。找郊外的防空洞休息,清濤並預料,前途大概「吉多凶少」,可以一道入關了,但第九天的中午,在一個大檢查哨,列隊搜查時,清濤被放行,我卻被留住了!被留難的逃亡者,大約有七千多人,被拘留在一個大院落中,從中午到黃昏,沒有匪幹來審詢,不過晚間卻吃到了一頓熱的高梁米飯白菜湯,那是九天來第一次吃到新出鍋的飯,但由於心理的不安,吃飯時並不覺得香甜。入晚有匪幹七八名,分別來審詢,審問的內容,仍就是既然是商人,為什麼忽忽忙忙的趕着去錦州,這次我的答覆是姨媽病重,必須及時趕到錦州去探望,他問住在那一條街,我告訴他是大南門外。那一晚大家都坐在大院落中的火坑上。大家坐着打瞌睡,但沒有人互相交談。

第十天的清晨,一個匪幹拿出一支毛筆,要每個人寫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他要試驗被拘留的人的教育程度,輪到我時,我用舌頭先舐舐毛筆,然後歪着頭,用四支手指,緊握毛筆,姆指向上,用手寫下「於春財」三字,寫的歪歪扭扭,那匪幹接着問我念過幾年書,我說:私塾一年,然後注意到我的手錶,問我小商人怎能帶手錶,我說做生意人,人人都有手錶,然後他帶我到一間耳房,似乎要單獨審問,我想這下子真的是要被留下了,但結果卻大出意外,他問我這隻手錶他想買,要多少錢,我說:隊長喜歡,我奉送就是了!他說:「人民的軍隊,怎可拿老百姓的東西」?我說:沒有關係,是我「心甘情願」,於是我從腕上取下手錶,交給他,他就放在他的衣袋中,然後告訴我,可以走了!我走了不久,又有十多個人,被放出來。另一些人的下落如何?似乎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互相探詢,大家都默默的走路,每個人都在設法保護自己,而且似乎都十分警覺。

烟斗帶來的災禍

在我逃難的第十天行程中,中午時分,又在一個共匪的檢查哨被留下來,這次的被扣,是因為檢查時,匪幹注意到我的烟斗,我在逃亡時,買了半斤高麗煙葉,放在盧伯母給我做的一隻煙荷包中,高麗煙葉,是東北俗稱的旱煙,用旱煙袋吸食,當時我的煙癮很大,所以荷包中裝滿了旱煙葉,一路上使用烟斗吸煙。

那個匪幹要扣留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烟斗,一定是國民黨的高級份子,問我在那買的,我告訴他路上抽旱煙袋不夠方便,我在瀋陽做小生意時就使用烟斗,他翻了我的煙荷包,看看抽的並非煙絲,而是旱煙:對於我的話,似乎是將信將疑。

然後我就裝滿了煙,當着他點着火柴,大口大口吸煙,表現得一副老粗的模樣,這下子他又開始看我的手掌,一路上摩的老繭,這回可有用了。他說。看樣子到是個勞動階級,我再問他什麼叫勞動階級,這時那個匪幹笑了:「勞動階級,就是做苦工的」!

然後他繼續訊問許多人,卻沒有說放我通過那個卡哨,於是我就坐在地上等。直到日落時分,那個訊問過我的人說:你可以走了,前邊就有村莊。我走了大約半里路遠,怕那支烟斗,繼續給我帶來災禍,就把它拋得遠遠的,同時在路上檢了一張共匪的廢報紙,把它放在煙荷包中,以後煙癮發做時,就用報紙卷着煙葉猛吸。有時也分給傷兵們一支。

那天夜裏,自然也和平常一樣,住在防空洞中,越往西行,天氣越暖和,也覺得逃出匪區的希望越大。

果然以後的五天行程中,沒有再受到留難,而且在第十一天的逃亡行列中,又遇到了清濤,原來他也又被匪幹留難過一次。自然我又將兩次被拘留的情形,告訴了他,他也把他再被留難的情形告訴了我。他說:但願上天保佑,以後再沒有被留難的情形發生。我們能攜手入關。

大車上的怒吼

在以後的行程中,我和清濤坐大車的機會越多,但卻是每天化一塊銀元,坐短途大車,而且我們分坐兩輛不同的車。

在大車上因為我打扮得過於土氣,而且有一副傻像,所以同車的人,都欺負我這個「老粗」,一輛大車要坐上十幾個人,但是車上的人,全是逃亡者,我估計幾乎全是化裝逃亡的公教人員,他們坐車時,常常因為我伸了腳或者由於車身動搖,碰到別人,於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不還手,忍耐下去,因為怕在爭吵時,暴露了身份,由於第一個打我一拳的人,我未抵抗,也沒有怒目而視,表示心裏上的反抗,所以接二連三的連吃老拳,你一拳他一拳的,這個說我坐的位置太多,那個說我一副蠢像,於是我變成了大家的出氣筒。

我終於忍耐不住了,那是在一個人又打了我一拳的時候,我開腔了,而且聲音很大,我幾乎是怒吼了:我說:「大家都在逃難,那個是真正的老百姓,為什麼在逃難中,還有人欺負人,一旦拆穿了,一個人也跑不了,大家一道作俘虜,同歸於盡」。這幾句話,立即產生了效果,其中一個人出來打圓場說:「老弟說得對」,於是我身邊的人,每人收縮了身子和腿,給我讓出的地方,足可以躺下睡覺,但我卻十分後悔。

從那以後,車上的人,對我十分客氣,因為我的估計沒有錯誤,全車的人全和我一樣,都是要被共匪追捕的人。直到後來逃到「三不管」地帶──沒有國軍,也沒有匪軍的真空地區──前所,大家表明身份時,才發現用拳打我的人,有的是縣長,有的是警察分局長,有的是中學校長,那時候,我和清濤,也都表明身份,我們是新聞記者。

那是大動亂中的一項小插曲,當然我的怒吼,可能遭來橫禍,被共匪拘留,但當時年輕氣盛,而且化裝得太土氣,而致遭人欺負,事隔二十多年,現在回憶起來,車中怒吼的事和一天跑了四次機場,搶登飛機未成的事,在腦里的烙印最深。

國軍飛機的掃射

車子過了義縣,沿途看到的共匪所挖的一人防空洞越多,幾乎像似蜂巢,公路兩旁的土崖,不到五步遠,就有一個防空洞,過了義縣,就是錦州,是范漢傑將軍司令部的所在地。

屈指算,已經走了十二天,心裏想,過了錦州,還有錦西、興城、綏中、前衛幾個大地方,共匪的檢查,可能更嚴,但卻也有了一種希望,那是逃出匪區的可能性很大。

當我和清濤抵達錦州時,戰火已經過了一個月,但城內外卻依然殘破不堪,共匪圍攻錦州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斷壁頹垣,使人慘不忍睹,那座古城,完全給共匪的炮火毀了,毀得面目全非。

前文說過,在俄軍佔領長春期間,我曾隨吉林省府的接收人員搭軍機自長春撤退到錦州,然後搭車到北平,那是三十五年春間的事,所以我對這個城市,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三年後我再重臨舊地,幾乎認不出那就是山海關外的重鎮錦州。

當時我也想到在錦州攻防戰時,沒有一個記者留在錦州,寫一篇現地報導,所以范漢傑將軍,打的那次硬仗,在報上的新聞也不多,但從全城房屋毀了三分之二的情形看,可以想見當時戰事的慘烈,范漢傑將軍和他的官兵,總算替國家、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較諸那些「不戰而降」的將軍,在風格上,要高得多了!

過了錦州,在女兒河附近,有兩架國軍飛機低空掃射,當飛機掃射時,距離我和清濤,僅有兩千米左右,我們迅速伏在地面上,因為當時我們正在步行。當飛機掃射時,清濤低聲在說:如果不死於敵人的追捕之下,而死在自己飛機的彈下,那才慘哩!不過那兩架飛機,僅掃一次,即行飛走,有一輛大車被擊毀,兩名逃難者受傷,我們急於趕路,不敢多管閒事,對那兩名傷者,如何處理,也就未再加理會。

前所之夜、百官現形

我們的逃難,進入第十四天行程,經過興城、綏中,在黃昏時到了前所,再一站就是國軍駐守的山海關。

前所是共匪和國軍的緩衝區,敵我雙方都沒有軍隊駐守,也沒有行政機構,在前所的前一站前衛,是共匪的防線,當時我們預料,那一定是很難過的「關口」,但出乎意料之外,匪軍竟沒有查驗,即全部放行。到達前所後,清濤和我手牽着手,高興得流出眼淚。互慶「死裏逃生」。那種心境,是難以形容的,也是半個月來,最快樂的一天。

前所是一個山海關外的小鎮,由於我方與匪力均無兵駐守,所以當地人稱為「三不管」地區。不過敵我雙方都有便衣諜報人員在活動。市面反而較其他地方繁榮,因為那地方可以使用三種貨幣,第一是銀元,第二是政府的金圓券,第三是匪軍的紙幣,當然那些貨幣,都有一個兌換率,是以紙幣所能購買的東西,作為兌換率的標準。

在前所的那一晚上,我和清濤,住在一家小店中,我們買了高梁酒、豬蹄,吃了逃亡以來,最豐盛的一次晚餐,那一晚我們也逛了前所的夜市,由於前所沒有電燈,夜市中擺着馬燈,各種東西都有。

那一晚我們也睡了火坑,而且有了羊毛氈鋪在坑上,入晚之後,許多逃難的人,都興奮得睡不着,大家相互微笑着打招呼。

那些化裝逃難者,百分之百是政府的公務員以及軍官,文官最高的是縣長,武官中官階最高的是軍長。

其中有人「縱酒」高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長吁短嘆,有人大罵共匪,但有一個共同點是大家都得慶更生,能逃出匪區。前所之夜,像是不同階層的人,不同等級的官,在那裏開了一個自然的晚會。

在燭影搖搖中,有人唱起「紅燭將殘,瓶酒已干……」抗戰時期的老歌,有人高吟:「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畔、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我和清濤、靜靜的聽、靜靜的感受,清濤忽然說:「我們路上所遭受的罪,都是日本人帶給我們的,因為沒有九一八事變,就不會有西安事變,沒有西安事變,共匪老早就被消滅掉,沒有共匪,中國在戰後,將是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清濤祖籍河北,他的祖先已遷東北七代,是不折不扣的東北人,他說:這些血債,總有一天,要追回來的。

山海關外、黃昏燈火

在逃難行程的第十五天中,我們抵達山海關外,那是黃昏時候。山海關內,燈光通明,關外則一片漆黑,關門之外,有一大批黑鴉鴉的人群,大家高呼,我們是來投奔祖國的,我們是冒者生命危險,向關內逃亡的,但城樓上,卻沒有反應。城門也不開放,大家席地而坐,我突然想起童年時看小說中:「羅成叫關」的故事。

我們一邊望着城內的燈火,一旁聽着遠處的炮聲,惟一的希望是有人出面開關,放我們進城,進了山海關,那才是我們自己的地區,那裏有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那裏的一切,才真是屬於我們的。當時我們並深深的體會到。惟有失去政治保障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政府,更為可愛。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會感到自由的可貴。惟有失去國家庇護的人,才知道國家的重要。

大約是晚間九點多鐘,關上的城門開了,走出的是督察處的巡邏隊,他告訴那些等候巡城的人,寫下自己的名字,職業,來自何處,山海關城內,有沒有認識的人。那時我一個熟人也沒有,韓清濤到想起他的一個朋友高瀾波,現職是十一行政區督察專員,可能在山海關內。

十點鐘,清濤帶進去的紙條,發生了效用,城門開了,十一行政區的督察專員高瀾波親自出迎,高專員一手拉着清濤,一手拉着我,緩步入關,關門又關上了,那一晚彷佛就允准我們兩人入關。

進了山海關後,我們立即乘了專員公署的車子到了高瀾波辦公的地力,高先生要勤務兵替我們打水洗臉,並要我們更衣,是兩套棉軍裝。然後他陪我們一道吃綠豆稀飯,細問路上情形,原來他和清濤是十幾年的老友,在勝利之後並和清濤同乘一架飛機,自重慶返滬。那一晚我們才算真正的重獲自由,下榻在專員公署的宿舍中。清濤躺下不久,就鼾聲大作。

榆關一夜、今昔不同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們一覺醒來,高瀾波先生,己在外面的房中等候,陪我們吃了早餐,然後拿了兩張招商局的船票送給我們,他並且說:在離亂的歲月中,在軍旅中,他末能善盡地主之誼,山海關能守多久,他也不知道,那兩張船票,是他送給我們的。我們除了感激得流出眼淚以外,連聲謝謝,也沒有說,現在清濤己身陷匪區,他是在自北平再度逃亡時,逃到山東德州,又被匪幹截回去,不知道高瀾波先生是否已來到台灣?廿多年來,我一直感念高先生的情誼,到處打聽,總是沒有他的消息。

高瀾波專員在廿日早餐後,又陪我們看了一下城防,山海關駐滿了軍隊,秩序也十分良好,在我們看城防時,我想到第一次自關外撤回北平時,我陪吉林省教育廳長胡體干先生,住在杜聿明將軍的招待所內,第二天一早,看到了陽光照進房內,紫藤花剛剛發芽,那是多麼閒適的意境,第二次在山海關內過夜,卻是一個刁鬥森嚴的晚上。撫今追昔,徒增無限感慨。

二十日上午十點多鐘,高瀾波先生親自送我們到秦皇島,登上海宇輪,不久船開了我們駛向塘沽。船在大海中,航行得很穩,當天我們就抵達塘沽,換乘火車,轉赴天津。在黃昏時分,抵達天津車站時,清濤的夫人,已經在車站上等侯我們,原來高瀾波在送我們上船之後,發了一封電報給韓清濤夫人,在兵荒馬亂中,難得他想得那樣周到。

天津車站,兵車轔轔

在天津車站上,我們看到大批軍隊在調動,兵車轔轔,天津似乎已進入戰爭狀態中。因為整個車站,都堆滿了軍用物資,貨運火車上裝運的大炮,都穿着炮衣,車站上有着武裝的憲兵在巡邏。十足是一副戰時景象。那時我又發奇想,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再度隨軍出關,收復錦州。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又是二十四年,雖然這二十四年,生活得很寧靜,但我卻永遠忘不了那段憂患的歲月,甘四年前我只有二十七歲,現在已經五十出頭,當年情景,彷佛就在昨天。北望中原,遙想當年山海關的燈火黃昏,天津的大鐵橋,還有我逃亡時的夥伴韓清濤先生,他今年如果仍然健在的話,也已七十歲了!

人過中年,常常會回憶起往事,包括甜蜜的日子和苦難的日子,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五十歲左右的一代,一直生活在炮火的邊緣中,在炮火中成長,在離亂中奔馳,我們所遭遇的是中國歷史上,最艱巨的時代,也是最促人奮發的峙代,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近年來,每當更深人靜,仰望天空的星辰時,我常常低吟放翁的詩篇:「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雖然我個人的青春,在島上的寧靜歲月中消逝,但願在最近的幾年中,能再度隨大軍北伐中原,立馬山海關外,以雪二十四年前,倉惶夜奔,微服逃難的恥辱。

讓我在眼未花,耳未聾之前,再看看松花江的流水;大凌河的堅冰塞外的雪爬犁,還有一望無際的高梁田,六月三伏天的青紗帳。讓我的腳印,重踏一遍當年討飯逃亡所經過的地方,尋回我的青春,以及逝去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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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奸淫擄掠與共匪踞東北憶往》標題為HGC所擬,全文摘錄自作者于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中的前8回,即《傳記文學》雜誌第20卷與第21卷連載的《採訪二十五年》之中有關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的全部內容。發佈底本為《傳記文學》雜誌光盤版。原收入HGC在「獨立評論」與「罕見奇談」發佈的【成敗之鑑·戡亂戰爭憶往5】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特輯1,收入博訊析世鑒時對原發佈文本的若干文字與標點訛誤作了訂正,並另增補了【成敗之鑑·戡亂戰爭憶往5】未及收入的若干張同期歷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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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衡: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奸淫擄掠與共匪踞東北之憶[修訂本]全文完)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析世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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