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的朋友、同道，重慶師範大學的唐雲副教授因為學生告密，「轟」地一聲，人仰馬翻，一跟斗從他站了33年的講台上栽下來。他的這個結局，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唐雲老師一直在講台上苦苦堅守良知，堅持說真話，在黑雲壓城，萬馬齊喑的當下，他的苦苦堅守就顯得越來越刺眼，當局必欲清除而後快。一年半前，我一跟斗從站了22年的講台上栽下來後，他專門為我設宴「壓驚」，一年多後，輪到他了。我在同他通話中得知，這是校方培養和安排的學生告密者的「傑作」。雖然我知道板子不能只打在學生告密者身上，但我一想到那充當了「打手」的學生，還是忍不住想說幾句——下面的文字選自我的「抽屜書稿」——《一個高校教師的手記》：
看到「信息員」這幾個字，人們也許會想到這是提供信息服務的人員，英語可以譯成「information officer」或者「information teller」。
可是，在大學裏，這個「信息員」卻讓人「望而生畏」！
讓人「生畏」的重要一點就是這個「信息員」埋伏在眾多學生之中，「望」而不見。
我曾經同一位高校的原系支部書記交談，他告訴我，有關部門（公安或國安）專門到學校來，從學生中挑選「信息員」，標準當然首先是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積極上進」的學生。他說，他們把選定的學生「信息員」單獨帶到校外面談，談話內容他也不知道。「信息員」一旦確定之後，就與有關人士單線聯繫，別說同學們不知他的身份，連輔導員都不清楚。這位「信息員」的任務，就像是埋伏在敵區的「地下工作者」，專門收集老師（甚至還有同學）課內課外的言行，然後向單線聯繫的「上級」匯報。
話說到這兒，我們便清楚了，這種「信息員」是什麼角色。
這種「望而不見」的「信息員」的第二個讓人「生畏」之處，是他的匯報可以像一顆埋藏的地雷，「轟」地一聲把教師從講台上炸得人仰馬翻。「輕傷」是被有關領導找去誡勉談話，或者行政處分；「重傷」是調離教師崗位或者開除出校。甚至，公安機關大駕光臨，把你帶去另一個地方。幾年前，一位在一所學校當二級學院副院長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學院一位教師因在課堂上講「8964」學生運動被「地下工作者」匯報，該教師先是被派出所帶走，然後被學校開除。
隨着「時代的倒退」，眼下，「信息員」也不全都是「地下工作者」了。
告密制度，是與專制制度緊密相連的，其程度也與之成正比，獨裁專制越是威烈的國家，告密制度越是盛行。2012年之後，思想言論控制日新月異，直攀毛澤東專制獨裁高峰。在這種情形下，高校的「信息員」制度發展也日新月異。現在，「信息員」換了一個馬甲，打着「完善對教學質量的監控」、「加強對教學工作的反饋」等「教學」招牌，作為一種「制度」正式堂皇登台。我在網上看到的就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生教學信息員制度實施辦法》（2015年發佈）；重慶人文科技學院的《學生教學信息員實施辦法》（2014年發佈）；紹興文理學院元培學院《關於聘任2018級學生教學信息員的通知》（2018發佈）等等。
這些年，我在對中共發動的一些運動作了調查採訪之後發現，中共的任何邪惡行徑都會豎起一杆冠冕堂皇的大旗，如土改運動殺地主搶財產是為了「消滅剝削壓迫」；反右運動整知識分子是為了「剷除毒草」，以便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搞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眼下，為嚴密監控教師，控制言論，又打出「為了進一步完善教學質量的監控和保障體系，加強對教學工作的反饋、交流和處理」、「為加強對本科課堂教學過程的管理和監控，及時了解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等「保障教學」的招牌。就連告密，也可以「正確」得無懈可擊，因為那是「反映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學生教學信息員的主要職責》第三條）於是，在潛伏的「地下工作者」之外，學校又湧現了公開的「學生信息員」，他們的職責就是監督和匯報。
中國高校的教師無路可逃了，頭頂上，是監控錄像辛勤的記錄，講台下，是「地下工作者」和「學生信息員」雪亮的眼睛。
很快，效果出來了：中國高校教師接二連三被炸得人仰馬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也就是積極實施《大學學生教學信息員制度實施辦法》的那所大學）的副教授翟橘紅，在講授「政府結構與功能」時，被學生信息員告密，翟橘紅被校方「記過處分、開除黨籍、調離教學崗位，並建議取消其教師資格。」罪名是「偏離教材、教學大綱」和「妄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青在上課時，看到學生在玩手機，於是她說：「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她的話被學生告密（而且斷章取義），於是許傳青被行政處分。
廈門大學陳嘉庚學院教授尤盛東被學生舉報有「偏激言論」，遭校方解聘。
現在是重慶師範大學的唐雲副教授了，罪名之一是有學生舉報他諷刺「偉大領袖」的名言「擼起袖子干」……
我有時望着課堂上我的學生，目光掃過一個個青春的面孔，心想，他們中有沒有中共發展的「地下工作者」呢？如果有，是誰呢？
倘若必須在教室的攝像機和學生中的「信息員」（監控與告密）兩者中選擇，我情願選前者，因為一是攝像機還「客觀公正」，不會像匯報許傳青教授的「信息員」那樣「斷章取義」或者「添油加醋」；二是攝像機不存在有「敗壞一個人的靈魂」的問題。
說到這兒，心中波濤起伏：全國2879所高校，會有多少學生被培養成告密者？全國幾千萬的大學生，在課堂上最後一點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被剿殺後、在最後幾個堅持說真話的教師被清除後，會被培養成什麼「人才」？
當課堂上只剩下一個聲音——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聲音後，我們將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