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記者張彥（Ian Johnson）
很少有一位記者，能經歷這麼多國家的重要時刻。
57歲的張彥（Ian Johnson）是加拿大蒙特婁人，在美國受教育，1986年來到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學中文，遇到台灣解嚴、蔣經國去世；1988年他在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塌、東德共產政權的瓦解；1984年他第一次進入中國，自1996年起長駐中國，從學生到記者再到作家，曾是《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中國的特派記者。30年間雖然尚未看見中國民主化的轉變，但他目睹中國的宗教復興，看見中國在物質與精神間的辯證。
近期他對宗教的研究，寫入《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一書，裏頭提到法輪功與六四，也寫真描繪政府的打壓，在中國一直沒有出版社買下版權。《紐時》對此書的介紹是：「渴望信仰並為生命尋找意義的一般中國老百姓，來不及等待習主席精心打造的中國夢。道教、佛教、儒家的信徒現在被允許重建寺廟，往昔儀式傳統的記憶再次復甦，被信徒重新帶回中國。」
「帶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
2月，張彥來台參加國際書展，距離上回來台已是9年前，走在台北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他拿着手機拼命拍照，像個淘氣的大男孩，張大雙眼，指著道路另一邊的大樓說，他在台北時這大樓就在了，在他眼裏，「台北並非漂亮，卻是有趣的城市。」他說台北從街道到人情處處洋溢着「人的尺度」，而不是北京八線道似的巨大街廓。新書發表的這天，他身上飄着淡淡硫磺味，原來在台北他不是住飯店，而是趕赴老朋友、前《人間雜誌》攝影鍾俊升在陽明山的家。
記者有各種融入環境的方式，張彥總能在第一時刻找到最適當的距離、最新鮮的眼光，台北的閒適讓他輕鬆地打了幾個哈欠，這是他在中國少有的感受。多變複雜的中國隨時讓人警醒好奇，外派中國的記者總有寫不完的主題，而宗教，是縈繞張彥30年的課題。
之所以選宗教這個題，源自張彥虔誠的基督教徒母親。「22歲去到北京，廟裏是空的，人非常少，道士也少。現在去雍和宮，帶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這樣的照片是以前看不到的。」張彥見證1987年文革後，中國7成5的廟宇和教堂被破壞殆盡；如今，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卻允許大量修復廟宇，甚至將儒道佛教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式」發揚光大，山西陰陽先生送葬的道教音樂表演，還登上美國卡內基音樂廳。
30年間，中國成長為2億佛教徒、1億道教儒教的民間信仰者、6到7千萬基督徒、2千萬的穆斯林、1千萬天主教徒的信仰大國，光基督徒成長人數就已與共產黨員等量齊觀（註：對於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各界評估的說法，從7千萬到1億人都有。而根據《新華社》引述中國共產黨內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國共產黨員的人數為8,956.4萬人）。
在張彥筆下，清楚瞧見中國如何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國家，也看見底層市民透過血緣、地緣、業緣組織所串起的信仰組織，人們也許不再信仰共產黨，也談不上要積極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但芸芸眾生卻在巨大的政經局勢變遷中，用各種方法找到心靈的寄託。
打坐、練棍、觀法事，以參與式觀察深寫人物
張彥的採訪是「參與式觀察」路線，跟久、采多、寫深。
在為《華爾街日報》、《紐時》工作時，張彥和多數記者一樣，有截不完的稿子，但張彥有規定自己，每個月至少有一星期要離開首都，「不能一直在北京⋯⋯，中國很大，不能老在首都，不能老跟別的記者在一起。」雜着外國口音、卻流利精準的中文，是他融入中國的關鍵。
和許多記者相比，張彥不走「採訪少卻寫很多」的路數，不喜歡主流媒體強調「效果」的模式，他覺得那看不透徹，容易下錯判斷，寧可跟久、采多、寫深。他大量閱讀學術論文、隨時拍照影片記錄、大量的田野⋯⋯這是他書寫厚實的墊腳石。
他的採訪是費時耗神的「參與式觀察」，例如：為了解道教的內丹術，他在浙江金華的山洞裏摸黑體驗打座，每回10天；為了認識道家的哲學思想，他反覆閱讀《道德經》；他跟着香客上北京妙峰山進香，有一次練棍的師傅挑戰他說：「你老問那麼多問題幹麼，應該自己下來練，才會更清楚我們的信仰。」他覺得有道理，於是開始和翰林院師傅練棍，他幾乎每年春節都會回到廟前，舞一場師傅教他的「套路」。
中國的宗教變貌，跟着張彥深厚的田野被寫入了他所工作過的《紐時》、《紐約書評》雜誌（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等媒體，透過他的書寫，讀者系統性地了解法輪功如何在1999年被國家禁絕。張彥交織個體故事與政府政策，從一位入獄並被虐死的法輪功信徒故事出發，他深入山東濰坊的小城，追蹤死者的女兒如何經歷上訪，針對母親被虐死向政府要公道卻又失敗的過程，詳細描繪1990年代興起的氣功，是如何快速被喜愛，又是如何被打壓得奄奄一息。系列報導當時刊在《華爾街日報》，為他拿下了2001年的普立茲獎（註：《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一書里的第三部《轉法輪》有更深厚的書寫）。
習近平父子的宗教治理觀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敬智認為，張彥能正確解碼當代中國複雜的政治與宗教的糾纏關係，應是他持續被權威當局容忍的關鍵。張彥本身的國籍與文化並未局限他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深刻理解。
從2010年開始，他由記者轉型為作者，把更多力氣用在寫書，陸續完成《野草》及《中國的靈魂》，後者的中文譯本是厚達600頁近30萬字的書寫，裏頭他巧思地以節氣為基底，用5個故事貫穿全書，每個節氣里都有5個敍事主軸：北京的香客團、山西道教的陰陽先生、成都的家庭基督教會、浙江的氣功大師，最後是以習近平為主的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他從陰曆年、驚蟄、清明、芒種、中秋寫到冬至，走完這本書，也看見中國數十年宗教的興衰與流轉。
在書中，他歷時性地描述了中國近40年的宗教治理觀，而這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的父親緊密相連。
文革時代對宗教的整肅，在毛澤東於1976年過世，以及習仲勛被關押再重返政治圈後，有了大的轉變。習仲勛在1982年發佈了總長1萬1千字的「中共中央十九號文件」，在這份文件里，告誠中共黨員不能推行、但也不得禁止某種宗教，並同時呼籲重建寺廟、安置宗教人員。
就在同年，29歲的習近平到了河北正定，他後來在這裏批准正定縣的臨濟寺重新對外開放。書中描繪了這個背景脈絡，張彥也採訪了在臨濟寺的信仰者，這群佛教禪宗的信徒說：「好吧，當然啦，他（指習近平）是不會拿香的。」、「⋯⋯這寺廟是怎麼重建起來的⋯⋯還需要我多說什麼嗎？行動比說話更有力量。」
在甦醒和打壓之間
張彥的英文書寫完成於2017年，書中他對中國宗教的發展偏向樂觀，但張彥說他從2012年開始已明顯感受到政府出手打壓的力道。
2017年9月，中國公佈新的《宗教事務條例》，這個新法強調「宗教情感」而不再談「宗教自由」。長期研究中國宗教的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郭承天曾為文解釋，習近平上任後是採取「宗教中國化」的政策，對於外來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要求增加「愛國主義」的教育訓練，要支持中國共產黨統治、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
對於過去兩年，中國對伊斯蘭教和基督家庭教會的嚴厲打壓，張彥的感受是：「（中國）政府的（伊斯蘭再教育營等）政策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可能會有幾十年的效應，會創造好幾十年的問題。你不可以這樣壓抑一個人的信仰，用很粗糙的方式壓抑宗教，這會創造相反的效果。」
歷史總是不斷辯證、回歸，時而更好時而更糟。
而此刻的中國相對過往在經濟發展、生活有很大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卻持續壓縮宗教團體、公民社會的空間；對個人自由意志的緊縮，讓少數堅持者仍在以肉身對抗。
宗教復興是否能帶來中國的穩定？
如今張彥五分之一的時間在北京教書和田野，其他時間在德國，準備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讀博士。
這次接受《報導者》的專訪，他描繪個人的精神信仰和國家機器的自滿和暴力，怎麼彼此利用，而宗教復興是否能帶來中國的穩定？
被時代丟入最豐富的場域裏，透過庶民社會裏眾多微小的演變，反照出中共領導人的思維轉變。張彥讓人看到進入和理解中國的難與惑。
田野30年，張彥覺得中國是在改變的，人民在尋求新的價值觀。
以下內容主要來自專訪，部分納入張彥在台演講、講座內容，以問答形式呈現。
問：從你的田野研究來看，中國的宗教自被打壓到復興，歷經怎麼樣的階段？
毛澤東時代迫害很多宗教，而1970年代末期到2010年改革開放結束的這30多年，（中國）政府不特別支持也不特別反對宗教，所以發展得挺快，雖然中間對法輪功有些措施，但基本上是允許宗教，而且增加得非常快。
2010年左右，（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承認中國有價值觀的問題，特別是文革後，95％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那他們會信什麼？政府覺得有些宗教和民間信仰是有用的。像恢復一座廟是很簡單的，於是廟一直擴大。但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政府覺得這兩個宗教受到國外的影響，不來自中國本土，是透過傳教士、鴉片戰爭之後進入中國的，所以與穩定和諧的中國社會有矛盾；天主教更有問題，因為天主教的頭在義大利。所以中國政府基本上是懷疑這兩個宗教。
現在的中國很多人富有，但老覺得心理不平，人壽年豐，卻要解決心不平的感覺。按照共產主義思想，人愈富有、宗教信仰愈下降，窮或沒教育才會去信仰；但在中國是相反的，是跟着國家的富有，宗教也增加。再加上中國社會沒有底線，人們在尋找價值。
經常很多人問我中國信仰的分佈，大約有4億人經常參與寺廟教會清真寺的活動。2億佛教徒、1億人有民間信仰（註：包括儒教道教等，但民間信仰很難得到具體數字，因為對實踐者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2千萬穆斯林、1千萬天主教友，基督教徒增加得最快（註：中國文革後破壞大量寺廟和傳統文化，但基督教因不需要具體的廟宇等建設，可以在家庭里讀經禱告，而迅速在民間被接受），6～7千萬，也有人說1億，但1949年時才1百萬名。
問：習近平是繼毛澤東後最強硬的領導人。他一方面積極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宗教旅遊等懷柔政策恢復中國的精神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壓抑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您怎麼看共產黨對宗教的治理？
政府是要嚴格的控制宗教。他們認為改革開放階段，社會從網路、媒體到NGO都過度寬鬆，所以這是政府要消除的。但政府太強大，它能夠控制社會的許多面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樣很好，他們希望社會穩定、人民乖而馴服。這個政府像是個帝國，像橫掃歐洲的羅馬帝國，因為擴張得太大而讓自身變得不穩定，中國政府有點像那樣，控制了網路、媒體、宗教，冒着讓社會變得空洞空虛的風險。
這是為什麼貪腐在中國變成如此大的問題，因為解決貪腐需要有監督者，但中國卻缺少提出建議和監督的管道，我想這是最大的風險。如果中國想在經濟上更上層樓，它需要更多空間和創意，像華為能製造好的手機或有趣的app，但它不是真正的創意，它是因為獨佔市場而創造了這些產品；談到中國的軟實力，基本上是零。
問：所以宗教復興不一定會帶來更穩定的中國？
我想政府是希望如此的，但事實上不必然帶來穩定，因為中國政府有自己的企圖與目標，所有的宗教組織也是。政府希望所謂的傳統宗教組織提供穩定性，但從歷史上來看，政府永遠想要利用宗教，只是不那麼成功。
曾長期（1995-2009)擔任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的葉小文之前到美國時，有人問他：「一個無神論者要如何管理宗教？」我記得他這麼回答：「我就像足球賽里的裁判，我不在球隊裏，我不在這個或那個球隊，我就在中間，我沒有宗教信仰，所以我是管理一個多元信仰的國家最理想的人。」
以前改革開放時，政府是誰都不太喜歡但誰也不太反對，有點像同時反對或同時允許，但若按照政府現在的政策，中國卻會創造一個不穩定的狀況，因為它是偏一個宗教，反對其他兩個宗教。
問：你過去30年來看到宗教在中國復興，但有想過中國會大力打壓外來宗教嗎？
有的。在我的書里，我記錄了2012年開始的打壓行動，一直寫到2016、2017年，那時很明顯感受到政府要出手的焦慮。像我書中成都「秋雨聖約」基督教會的王怡，他總是一直告訴我，他預測自己會被抓、政府會反對他；從書一開始到最後一章，他談到基督徒都想往城裏跑，當人們生病、需要錢時，他們就往城市跑，城市有工作、有醫院，就算被踢回農村，還是會不斷到城市討生活。王怡預見教堂會被拆除而自己會被逮捕，他知道他不是在搭建一個永久不滅的地方，就像一個終究會被摧毀的藝術品一樣，他一直知道自己的時限。
問：中國政府對兩個宗教的打壓，會減少人們的信仰嗎？
王怡在2018年12月初被抓了，包括100多個教友被抓了。但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國有6～7千萬個基督徒，5成是在政府承認的教會，5成在地下或家庭教會，如果每個教會最多有500個人，那表示有數萬個類似的地下教會存在。雖然這教會的牧師被抓了，但還有很多教會，基督教還會增加信徒。
但伊斯蘭是另一件事情，因為伊斯蘭教徒是非漢族的少數民族，10個少數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回族，還有維吾爾族。這個問題是跟民族的政策有關係。新疆的再教育營，反應了政府擔心信仰人數的增加。我不覺得伊斯蘭教的信徒會減少，我覺得政府的政策現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個錯誤會創造好幾十年的問題。因為他們現在的政策是完全錯的，你不可以這樣地壓抑一個人的信仰，比如說你的鬍子太長或女人不能穿頭巾上公交車，這發生過，這政策完全是反效果，你想減少伊斯蘭教人數，相反地會變得更大，我也出過一本書關於歐洲的伊斯蘭教（註：《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這些行動會對中國的西部帶來很大的問題。
問：台灣的宗教對於中國的宗教復興有影響嗎？
有些學者認為宗教幫助台灣民主化的轉變。但在大陸，他們的限制比較多。我2017年給《紐時》寫了一篇關於佛光山的文章，星雲大師想回去大陸，他在那出生的，想在那邊發展佛光山，但（中國）政府不是特別讓他做這個。習近平和他3次見面，後來星雲生病，沒辦法積極工作，北京比較想謝謝他，因為他支持與大陸統一，所以讓他在揚州開圖書館，在上海北京開文化中心，在宜興開了一個廟，但是除了這個以外，不會讓他做大規模的活動。南懷瑾也是如此，他的書是可以出版的，但他活着的時候不能做公開的活動，他開了一個中心，大學堂在蘇州的郊區，太湖邊偏僻的地方，但基本上沒有對外開放。
問：中國積極輸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軟實力，特別是遍佈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對外國人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嗎？
我認為不是那麼具吸引力，並沒有太多人到孔子學院裏。也許在非洲或中亞有所不同，但在西方國家，孔子學院的活動不那麼有趣。舉例來說，你看到德國的歌德學院辦的活動，你去那裏，可以看到關於土耳其移民的電影，可以知道他們在德國生活所面對的挑戰，你會覺得，嗯，那是有趣的，德國原來有我不那麼清楚的社會問題。你會進一步想，德國居然允許土耳其的紀錄片在德國文化中心被看到，而且是批判德國的影片，這是件好事。這反而更有助於德國的形象。但中國從來沒有過這些，孔子學院沒什麼讓人感興趣的活動。
問：中國試着創造各式的「中國模式」，不管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中國的基督教等。你認為「中國模式」這個詞所創造的效益目前是被正面理解嗎？
10年前我去哈佛大學訪問一年，我針對法輪功議題給了演講，當時有3、4個非洲的研究員說，我們都知道中國的人權很糟糕，但你可否告訴我們，他們是怎麼把經濟搞得那麼好的，因為我們在非洲想學習這個。
我覺得在某些國家，中國可能仍有吸引力，或至少值得研究。但中國發展的模式並不那麼特別，它只是運用廉價勞動力，從低收入國家進展到中等收入的國家。台灣、韓國和很多南美洲國家都經歷過。但問題是如何從中等收入國家變成高收入國家，台灣、韓國、愛爾蘭做到了，但不是很多國家都能做到，那才是有意思的部分。
至於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中國就沒有個模式，他們只是以社會控制和威權在處理，沒有特別之處。
問：宗教復興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理性還是更迷信？
中國宗教復興是怎麼改變中國？中國會不會因此而民主？如果我把現在的中國對比20年前的中國，當然不能完全說跟宗教有關，但在尋求人道的價值觀上，我覺得宗教是有影響的。1990年代初，上公交車像打仗，但現在大部份時候（人們）是會排隊的；而我這兩年頭髮變白，有人就站起來（讓座），基本上都會站起來。在紐約和柏林也不會這麼做，這是小小的例子。我覺得中國是在改變的，他們是在尋求新的價值觀。
問：但中國政府不再談普世價值這概念。
普世價值是個敏感的詞，中國政府不喜歡，但知識分子是有的，這不一定是西方才有的想法。我想，尊重不同的意見、聽取不同的意見並接受，這不只是儒家，在其他文化中也有。我想部分的中國還是遵循這種普世價值。
問：你貼身採訪過法輪功被禁止的過程，是否發生過任何危險或感到恐懼？
我是不是感到恐懼？不會。對我來說，我並不想被驅離中國，我喜歡在中國生活和工作，我有記者工作簽證、記者證，所以我可以訪問人們，但我不被容許違反中國法令。他們知道外國記者會問敏感問題，對我而言，最糟糕的情況是被驅逐出境。但對我的受訪者而言，特別是農民，他們不清楚風險。我採訪過陝北的農民，他們有時會說很批判的話，說粗話，他說「這是我的身分證，你把我的話登出來」。但我有責任告知甚至教育他們，特別像在法輪功的採訪里，《華爾街日報》是很重視倫理的，我們刊登文章前一直和律師討論，然後再跟受訪者確認，「你確定你要用真名嗎？有怎麼樣的風險會發生，公安可能會上門。」
問：做為一位記者，你會把改變中國當做你的目標之一嗎？
不會，那不是我的目標，我不是運動者。如果你是一個國家的記者，也許那可以是你的目標；但對於一位外來記者，我覺得這目標是太驕傲了。如果你說：「我來到這個國家，而我想要幫助改變中國！」這好像只有混蛋才能這麼想。不過的確有人會這麼想，而這麼想的人在5年後，可能會說「我很失望」或「中國很差」這樣的話，只是你怎麼可能期待中國在你所在的那5年有改變？這是很不智的想法。但如果你寫些東西把它記錄下來，也許就是貢獻了。
這也是普立茲獎讓人覺得很怪的一件事，它其中一個得獎指標是「這篇文章是否帶來改變？」也許在美國你寫了一個化工廠的災難，促成環保法令的修正，那可能發生但也不常見。這個年代好像每件事情都需要馬上看到結果。
我覺得對記者來說，在中國報導里有很多誤解，把事情描述得公允和正確，讓人們對中國有更好的了解，對我而言就足夠了。
問：最後想請教，你是否看到中國的侵略性格嗎？特別是針對台灣。
他們有想侵略其他國家嗎？我想當一個國家越來越強大，就會有反對他的國家。很多戰爭因為錯誤而開始，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因為有人坐下來計畫想侵略法國，我要這樣那樣，而是因為有個人被暗殺了，沒人喊停，大家說我要這樣做、那樣做，後來就開戰了。很多戰爭開始都是因為錯誤的估算。
對他們來說，北京的氛圍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和美國有多少航空母艦巡航無關，如果你不做點什麼就完蛋了，像是發射飛彈或是做點侵略的行動，就算是失敗也好，那是個基準點。以現在北京的自大，如果台灣宣佈獨立，而北京不侵略台灣，那個政治領袖就完蛋了，不是習近平而已。但如果台灣不宣佈獨立就缺乏侵略台灣的正當理由。
但有件事是讓我吃驚的，就是我聽說台灣媒體有不少中資的影子。美國《時代》雜誌（TIMES）在加拿大販售不久後，加拿大就通過內容法案，要求媒體要有50%關於加拿大的內容。與大國相鄰的小國如何保護自己，除了軍事外，還有其它層面。你不鎖門就不能抱怨有人來偷東西，你只能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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