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應然論"，實況研究，發生學
2017年7月李銀河的文章《我們為什麼應當徹底取消審查制度》在網上問世，閱讀量高達數千萬。很快遭到封殺，李銀河本人的微博也因此被禁言3個月。我看好該文的兩點特質。其一，不是中國知識分子通常的路數，即從理念到理念。照我的理解，該文是從維權出發，即從其已故丈夫王小波的小說在改編成電影的審查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出發的。其二，與尋常維權不同的是，該文上升到法律與公理的層面，且毫無含糊、妥協，而是明快、決絕、直抵終極，如文章題目所示：徹底取消審查制度。讀此文，與中國改革開放一路走過來的人們不禁慨嘆：言路輪迴落原點，青絲白首四十年。
1979年胡平先生的《論言論自由》發表於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辦刊物《沃土》。該文出奇的早熟。這年胡平32歲。馬克思寫作《普魯士最近的報刊檢查令》時23歲。故早熟非指作者，說的是指文章。自1957年至1977年，中國社會深陷文化沙漠二十年。解凍之風乍一吹佛，便有如此早生而絢麗的春花，驚艷世人。該文極其雄辯。這是我們這一代人中最發達的大腦，經數年長考，替對立面想出了他們疊加起來都難以齊備的全部理由，一一將之駁倒。該文充溢着理性的力量與美感。長胡平24歲的何家棟先生在《論言論自由》的座談會上說："雍容典雅，富於理論魅力，稱它為現代中國人權宣言似乎並不過譽。"晚胡平20歲的傅國涌先生回憶當年讀該文："讀的驚心動魄，如同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論言論自由》打動過整整一代人。今天中國的思想家、公知，有幾個當年不是此文的粉絲。我以為，面對這樣雄辯的文章，對立面將集體失語，擁護者亦無以復加，因為言論自由的道理幾乎被該文窮盡。
那麼李銀河文章的意義何在呢？胡平詳盡地論述了為什麼言論必須自由，在論證"應然"（即"應該如此"）的層面上，無出其右。然而四十年後回首，中國社會在言論自由上有退無進。那麼除了具有莫大啟蒙意義的"應然論"，書生們還有研討言論自由的空間和必要嗎？有，還有兩個必不可少的進路。其一，發生學。"應然"是一回事，發端在哪裏、動力在何方則是另一回事。沒了動力，應該的事情靠誰來實現？李銀河的文章是從維權出發的。自九十年代起筆者一直在鼓吹：維權將是改變未來中國社會的最大力量。永遠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因利益與情緒所系，維權者的數量將千百倍於呼籲"應然"者。維權的動力永遠不會枯竭，維權運動將為曾經空洞的法律條文注入生命。其二，要洞悉發生學，就要知曉當前言論的實況，特別是當下的言論管制是如何運作的。不知現實，何談其變異的因子。並且搞清實況還可能促進言論自由。因為最惡劣的一些管制手段不"見光死"，也會在曝光後有所收斂。
二．粗描實況
我們先談實況，即言論管制的運作。改革與開放，改革是打開封閉的努力，開放是其目標。開放可以分為三個領域：生產經營，思想輿論，政治權力。四十年來，生產經營領域開放了大半。民營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空間。但仍有一些生產領域的經營權被國家壟斷，且近年來生產領域的開放有倒退的跡象。與經濟領域的大半開放相比，思想輿論領域是小半開放，政治權力領域是不開放。對後者的拒不開放，筆者曾有專文討論，此處不論。為何經濟大半開放，思想小半開放呢？其實這小開放還是沾了前者的光。封閉三十年後開放民營經濟不是小舉動，要鳴鑼開道的。鳴鑼就是造輿論。要請出一番新的話語，就要為它開言路。本來只想請它為新經濟開鑼，但開門後難免是一股新思潮的進入，但此非掌門者所願。思想輿論領域的開放其實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新聞出版的權力，從五十年代初期就完全被國家壟斷。改革開放後也從來沒打算向民間開放。其二，對言論是否管制及其尺度。如前所述，它是經濟開放的鑼鼓、道具、伴隨物。果然，開放是有限度，甚至有時限的。胡平的《論言論自由》1979年發表在民辦刊物上，那刊物沒有合法權，但當時也未遭打壓，說明那時的寬容度。胡文1986年發表在正式期刊《青年論壇》上，證實1986年前後是中國四十年來言論最寬鬆的時期。與之對照的是李銀河的文章2017年在網上面世僅兩天就被拉黑。胡文與李文的待遇，印證着1986年與2017年言論管制尺度上的落差。因為在大多數國家與及民國時代的中國，民間擁有經營新聞出版的權利，故那裏的人民爭取言論自由，僅在要求政府放棄或放寬審查上面，比如青年馬克思的抗議。而今天的中國人則要在兩個維度上爭取言論自由：其一，媒體民營的權利；其二，放寬審查尺度，乃至取消審查制度。
媒體被官方壟斷，其負責人皆為官員，官場內下級要服從上級，否則將受處罰。以上性質決定了中國言論管制的特徵。由於這些年言論作品的激增，審查的權力日益從出版總署、省出版局下放到各個新聞出版單位（簡稱媒體），當然前者仍有最終的審查權。這一過程是經由出版總署、出版局對各媒體三令五申，又屢屢處罰出版了"政治不正確"作品的媒體而完成的。乃至今日，所有作品要先過新聞出版單位的審查，再交給總署終審。人們常常將媒體的審查稱為"自我審查"，以區別出版總署的審查。筆者以為這說法不恰當。作者比照"政治正確"來限制、修正自己的作品，才是"自我審查"。總署與各媒體的相關工作實為"兩級審查"。這正是中國現行審查中發生的事情。兩級審查制因極大地擴張了審查的主體，使得全部作品的過篩得以完成。不僅如此，其精妙還在於：一，上級部門將懲處的重點放在媒體負責人，而非作者身上。媒體的負責人也是官員，故這處罰屬於"家法"，無公理可論。嚴罰媒體放寬作者，一方面保證了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難於問世，另一方面減免了政府打壓作者的不良名聲。二，作者與媒體原本是合作夥伴。媒體肩負審查的責任後，仍以合作夥伴的姿態與作者對話，每每將不能發表或必須刪節的原因推到總署那裏，甚至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這方式令作者找不到抗議和發泄的對象，陷入無奈。但是這一極其有效的審查方式是雙刃劍，傷人也傷己：一，高層迫使各媒體承擔了審查，自己脫離了一線的工作，因此喪失了對言論群體的感知。這實際上是與他所管理的社會發生隔膜。二，重點放在處罰下級，就管制而言因卡住了出口故極其有效。但因為上級沒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一把具象而精準的尺子，且常常任性而為。各媒體為了順利通過上級難以捉摸的尺度，只好越來越嚴酷。上下級如此博弈下來，審查的實際尺度竟比高層管理者要求的還要過份。後人卻不會將這份歷史罪責歸結到中層審查者們。
中國言論實況中還有兩個情況需要考慮。其一是大陸作者的香港版圖書。二、三十年來，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書稿統統湧入香港出版業。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王力、戚本禹、張春橋、鄧立群、高華、戴晴、楊繼繩、徐友漁，名單可以拉到很長很長。如果沒有香港這一出口，這些共黨共軍的失意高官和自由派學者們將何等鬱悶，且大陸讀者將喪失多麼大的信息。無疑，這些圖書印製後大部分返銷大陸。高華的《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後來竟然有了香港的簡體字版，這曾經是香港出版法所不允許的。
第二個情況是網絡上的言論。台灣開報禁前常常上演這樣的節目：當局發現某部新書政治上有反骨，各書店接到其命令後迅速下架。這就是所謂"出版後審查"。台灣當局沒什麼不像大陸審查部門一樣搞"出版前審查"呢？因為那裏的出版公司是私營的，他們出版前既不幫助當局審查，也不向當局上交書稿。就是說，台灣開報禁之前，已經在言論管制上弱於大陸。而現在憑藉網絡技術，我們在制度上未做任何改革，就達到了台灣開報禁前的狀況。即網文不經審查就上傳了，管理部門只能審查在後，待他們發現不好立即拉黑時，文章已經傳播一時三刻了。比如李銀河的文章，雖兩天後拉黑，閱讀量已過千萬。
好的"應然論"不是一般才智者所能成就，尋常的"應然論"則啟蒙效益銳減。與之對比，實況調研不依賴超常的才智，只需要紮實的調查。且翔實的實況調查有廣泛的意義。可惜筆者對此不曾調研，故無力細描、深描，只能粗描。
三．淺說發生學
歷史是偶然的。舊途的拐點與新路的發端在哪裏，是無法預料的。但是幸運很少光顧無準備者，所以發生學有其價值，它是一種準備。它有點像預測，但筆者沒有預測的興趣和動力，因為我不認為歷史可以預測。我們的發生學的思考將在三個方面展開：技術進步，權力方，言論者。
技術進步會造成言論平台的變化，導致監管者與言論者博弈場合、方式的變化。這是無疑的，現在的監管已經進入手機和微信就是證明。技術進步是雙刃劍，言論者和監管者都會利用它。這也沒有疑問。但筆者以為兩刃不會時時都平衡，都一樣"鋒利"，可能某項技術、其某個階段更利於監管者，另一技術、另一階段更利於言論者。深入的討論似乎可以從這裏展開。
前文說過，言論在網絡上的發表，已經導致審查從"言論問世之前"轉變為"之後"。這一變化大約是不可逆的，且後果深遠。因為對網文的審查一定"滯後"於發表。差異不過在於，是滯後三天還是半天，是滯後10個小時還是1個小時。今天言論者多得不計其數，監管者為了在應對重要言論時不滯後太多，就要根據記錄劃定"重點人"。但邏輯上監管者有個盲點，就是對即將釋放重磅言論的新人，他們無法縮短滯後的時間。
前文說過，在言論必須藉助媒體的時代，官方找到了一個詭異的策略。言論者的合作夥伴即新聞出版單位直接面對言論者，避免了出版總署與言論者的尖銳對立。當網絡以一個開放的平台取代了昔日的新聞出版單位時，居中的審查者不存在了。三元關係變成了二元關係，言論者與監管者的對立關係要比過去直接和尖銳。特別是當監管者要將"拉黑"升級為某種懲罰時，有可能導致"事件"的發生。新聞出版單位代理審查的精妙處在於無聲息、無事件。事件會凝聚眼球，提升言論自由的呼聲。
網絡導致言論者激增，靠一小撮人監管眾多言論，接應不暇，速率也不夠。便以"機審"代替"人審"。這時候雙方都在利用機器和技術。但言論一方是人的才智加上機器，而審查一方對重點對象外的海量言論是單純依靠"機審"。在雙方的博弈中，人的才智加上機器要勝過單純的機器。因為前者會隨機增添一些小把戲，蒙蔽死板的機器。
在依賴網絡技術的博弈中，雙方勢態的優劣會此起彼伏，即監管方未必一直佔優。在言論方憑藉技術佔據優勢的時段，可能會有新情況"發生"。就是說，長線地看，技術的進步一定會帶出變數。
說過技術後討論人。先說權力方。第一，權力集團在言論管制上內部糾錯的可能。1949年以後權力集團內部有過兩次糾錯。第一次是大躍進之後，在彭德懷率先，劉少奇等人居後的努力下，錯誤得到暫時糾正。第二次是文革後。兩次糾錯的背景都是經濟瀕臨崩潰了，形勢比人強。輿論管制或曰意識形態上的單獨糾錯，從這個黨走過的軌跡看不太可能。就是說，言論開放如果從這個黨內部開啟，將是伴生的。伴生什麼，其實有限，不難想像。但進入這類微觀討論，筆者沒有任何資訊、經驗、洞察力可言。
宏觀而論，我們民族歷史上的兩次文化繁榮，其一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其二清末民初的文化小陽春，都發生在享受言論自由之時。它既告訴我們言論自由是文化繁榮的溫床，更啟示我們在下一輪權力衰微時僥倖獲得的言論自由，必須在權力重建時竭力保住，不管它是何種權力形態。當然這不是只靠書生的力量可以成就。這就考驗此前的"應然論"啟蒙的效果了，是否出現了更大的社會力量願意保護僥倖發生的言論自由。
最後討論言論者。既然我們民族歷史上的言論自由的時期都賴權力真空所賜，小的言論開放也賴權力者有限的恩准，那麼未來的言論自由又與言論者有多大關係呢？筆者卻以為有最大的關係。
外在自由是上蒼給予內心自由者的禮物。換言之，一個多數成員不甚熱愛自由的民族，不太可能獲得權利與自由。具體到言論自由，熱愛自由言論與自由寫作的民族更可能獲得它。有不熱愛自由寫作的作家嗎？有，而且眾多。我們中的很多人已經習慣和適應了言論管制。他們的言論與寫作徹底籠罩在"自我審查"之下。因為他們的寫作忠實遵守當局的規則，所以出版不成問題。如果他們就是全部言論者，言論自由真的不必討論了。
所幸還有另一群體。
前不久我與某出版社合作出版學生們的一本文集。在即將開印時，社領導提出其中一篇論文必須拿掉。我努力交涉不成，為讓其他論文得以出版，就同意了。此事反饋到準備拿掉的論文的導師那裏。她堅決不同意，提出親自與社領導交涉。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在她的強力出擊下，雙方達成了妥協，社領導同意該論文某處修改後出版。過後我在想：看來維護出版權利要堅持再三；如果中國的言論者都是這位教授的作風，或許情況會好些。
再看另一位朋友的作風。其人自由職業者，當年小說暴得大名，現在做文化研究。某刊物聽說我們是朋友，請我邀他吃飯。席間他們問：好久沒看到您的新作了，還寫嗎？答：一直在寫。問：投到何處了？答：自己抽屜里。問：可以給本刊嗎？答：須排除掉一個障礙。問：哪個障礙？答：一個shan字。編輯忙問：哪個shan字？答：刪節的"刪"，60多歲了，不再受辱。我不禁插話：您的那篇代表作發表時也遭刪節？答：對，篇篇被刪節。
我被他堅守不妥協的寫作深深地感動。我和上述教授都沒達到他的程度。我們一再爭取出版的那篇文章最終做了少許刪節。這些年我與出版社爭取權利時貌似很有個性，但我知道我寫作時是暗含自我審查的，我從未進入無所顧忌的、自由人的狀態。
如上所述，適度妥協的維權者和堅持不妥協的寫作者，構成了這個群體。言論自由上的維權分為兩種。其一，要求取消審查制度。但是這樣的維權者很少，因為無成果。這要求符合法律，這行為當然是維權。但是在現實中這幾乎構不成一個最小的群體。其二，為個性的寫作謀求出版，且要求不刪節或少刪節。在現實中這種行為較多，但結局多半包含了妥協。除了個人要求的實現，其社會性效益有二。一，可望拓寬作品發表的尺度。二，也是更重要的，形成了言論者與監管者的衝突，這是變化的依據啊。雖然一切類型的維權，結局中多包含妥協。但筆者還是以為，與其他維權相比，言論者維權中的妥協可能更大，法律上明明規定我們有出版權嘛。而我們的每一次妥協，等於承認他們有權刪節我們的作品。這就凸顯出不妥協寫作者的價值，他們是純粹的自由人。如果這個群體中的所有人都是妥協的，情何以堪。因為不妥協，在國內發表作品的機會自然會減少。但偶爾露崢嶸的常常是這樣的作家。在一個與政治較遠的話題上發表言論時，他們立刻顯出不同凡響。原因無二，他們一直堅守着自我。不妥協的寫作者群體在當下是萎縮還是擴大？我沒有調查數據，但我的判斷是在擴大，這是氣候使然，還因為他們也小有一些出海口，他們的作品可以在港台出版，可以掛到網上，可以十年磨一劍出版待來年。甚至還有一個辦法。刪節後的書稿在大陸出版，同時將刪掉的部分清楚標明位於該書何處，掛到網上。我近年在報刊發表文章極少有完全不遭刪節的，發表後我都立即將全文掛到博客上。這是文章的分裂，也是人格的分裂：既伺候自己的理念，又謀求更多的讀者。但這分裂的人格畢竟好過終老於自我審查的人格。
我判斷，自由寫作的群體在緩緩成長中，至少不會滅絕。人還在心不死。只要這個群體還在，矛盾和張力就在，隨着這個群體擴大，張力也會增強。這種自尊會感染到更多的媒體人和其他社會人，遂使張力蔓延。"發生"些什麼的概率便會增長。它不是必然，卻以更大的概率孕育着某種偶然。
完稿於己亥年正月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