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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黨制」 為何沒有造成獨裁和腐敗?

2018年,美國總統川普會晤日本首相、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圖片來源:Getty Image)

日本自民黨這個被稱為廣義“一黨制”下的政黨,為何能出色地將日本引向現代化的正確軌道?為咩如此強勢的政黨沒有必然發生世界史中屢見不鮮的獨裁腐敗?在國民眼中,政黨乃至政治家又無非係他們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工具若可用,就繼續使用;若不可用,就換一個。日本自民黨的成功,日本的現代化與政黨的關係,何不做如係理解?

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日本由於其令人驚異的表現,總係不斷引發人們知性的好奇:日本為何如此成功?為講明日本現代化的殊異表現,迄今為止學者們細緻地尋找了各種變數——各種日本特殊的或者講有日本特色的要素。二戰後的日本自民黨(自由民主黨),就被認為係這樣一種要素,並成為經典案例:從1955年成立到2009年9月大選敗北,除了一個極其短暫的期間外,自民黨一直單獨執政或在聯合政權中居主導地位。這種政黨制度被認為有助於日本的現代化。然而,由於描述變數關係的現代化函數自身沒有得到恰當的理解,單獨分析這些要素,無異於幼童辯鬥日之遠近。

那麼,如何理解日本的政黨制度,自民黨的本質究竟何在?我們需要把問題掰開來看——自民黨這個被稱為廣義“一黨制”下的政黨,為何能爆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色地將日本引向現代化的正確軌道?或者,縮小我們的觀察視野而去詢問:該黨為何能做到超過半個世紀的長期執政?再或者,為咩如此強勢的政黨沒有必然發生令正直人士厭惡的墮落,比如世界史中屢見不鮮的獨裁與腐敗?要尋找可能的答案乃至教益,我們要求助於歷史。

1955年11月,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這兩大保守主義政黨合併,成立自民黨,史稱“保守合同”。該黨勢力龐大,政治學者北岡伸一在其著作《自民黨》中打比方講,它相當於“二戰前處於鼎盛時期的政友會、貴族院、樞密院、陸軍與海軍全部加在一起的力量”。儘管如此,這個力量卻未走向專政,遑論暴政,最終在指導日本現代化建設中得到了完全的釋放。

關於自民黨長期執政,北岡指出了三點要因:(1)國際上的冷戰體制;(2)國內的中選舉區制度;(3)黨內的派閥(派系)體制。作者指出,如果沒有戰後日本左翼政黨的強勢存在,兩個保守主義政黨不會有特別的動機進行聯合。同樣,如果日本採用有利於兩黨制形成的“小選舉區制”(各政黨在每一個選舉區內只能推薦一位代表),那麼自民黨或者因巨大化而分裂,或者迫使左翼的日本社會黨採取更為務實的策略,以成為具有競爭能力、執政能力的政黨。如果講這兩個要素成為有利於自民黨執政的制度條件,那麼黨內派閥間的競爭體制,則成為自民黨活力的源泉。有了活力,黨就不會僵化,就有了長期執政的可能。

不過,重讀日本自民黨的歷史,讓人感慨萬千的,既非特定製度令人意外的結果,亦非自民黨內部派係為奪得最高權力而進行的競爭乃至鬥爭,而係一出波瀾壯闊的歷史演義,主角正係自民黨的嗰啲政治家。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自民黨(包括其前身)政治家在戰敗、被佔領的混亂局面中,力挽狂瀾,在內政外交各個領域全面開花——講和條約、經濟發展、美日同盟、沖繩歸還,等等,這些成就讓人刮目相看。這些奠定日本今日格局的政治成果,在建黨不到卅年內便已達成。更讓人驚訝的係,自民黨政治家幾乎係踏着時代鼓點取得上述業績的。這只是制度的功效嗎?非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苟無其人,制度只係懦弱者的枴杖,而非進取者之利器。在這個意義上,自民黨的歷屆總裁,可以講英雄榜上悉數有名:鳩山一郎、石橋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那麼,這些最終執掌國柄的人物係怎樣煉成的?自民黨的派閥競爭體制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解釋。

在旁觀者看來,更重要的係,這種黨內派系之爭並未犧牲國家與國民的利益。更進一步講,國家與國民的利益正係在派閥體制的運作中不斷得到揭示、確定與實現的;現代化的各種業績就係這種利益得到實現的直觀表達。

首先登上黨史舞台的係鳩山一郎,他於1945年末創建了自由黨。該黨雖在翌年的大選中獲勝,但鳩山卻被盟軍司令部以戰爭責任名義“開除公職”。此後數年間,接替他出任黨首的吉田茂左右了日本政壇。隨着1952年8月鳩山復歸政壇,派系之爭立刻爆發。據講兩者曾有約定,鳩山復出後,吉田將交出黨的領導權。但已然執政數年的吉田,此時已不肯放手。此後兩年間,吉田-鳩山兩派圍繞憲法改正、重新軍備、小選舉區、經濟政策等議題,展開了激烈的攻防。1954年12月,鳩山最終勝出。這種競爭導致了保守主義政黨勢力衰弱,而左翼社會黨則勢力大增,儼然有奪取政權之勢。對應這種局面,鳩山合縱連橫,完成了歷史性的“保守合同”。

如果講吉田的政策係佔據美國反共勢力的一角,那麼反吉田的鳩山則係通過推動日本與蘇聯外交關係的正常化,確立了自己的路線。吉田通過“美國一邊倒”政策,順利實現了日本的自立;而鳩山的對抗路線則使得日本重歸中間道路。

1956年12月鳩山下台,原民主黨的岸信介派與原自由黨的各派閥展開競爭。自由黨各派聯手,最終將岸擠兌出局,石橋湛三政權誕生。作為施政目標,石橋打出了“對美自立”、“福利國家”等課題。然而,由於感冒引發肺炎,石橋於翌年2月毅然辭去了首相職位。

石橋意外病倒,岸信介順理成章地成為首相。岸早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其後進入當時的農商務省(通產省前身),成為一名技術官僚。這種經歷為他出任首相後,在制定經濟政策(比如制定中小企業育成法、國民年金法等)時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在外交上,他介于吉田與鳩山之間,採取對美國不即不離的方針。通過謳歌“自主”、“對等”的觀念,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成為他最大的業績。該條約的主要內容在今日依舊有效,足可證其政治智慧。圍繞條約內容,日本各界產生了激烈對立,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史稱“安保鬥爭”。岸在憲政框架內,以強硬手段通過條約後,功成身退,於1960年7月辭職。

在接下來的第四任總裁選舉中,池田勇人在各派競爭中勝出。池田早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後進入大藏省;期間因染病,有過慘淡的生活經歷。或許源於這種經歷,池田的政策集中在經濟上,尤其以貫徹“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聞名。池田當政時,日本“高速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了五年。他敏銳地發現並滿足了國民的期待:分享經濟發展的實際好處。外交上,池田延續了對美協調的既定政策。1964年8月,喉部發生疾患後,他對國民深鞠一躬,辭去了相位。

總裁競爭再開,這次勝出的係佐藤榮作。此後若干年,佐藤穩穩地將日本這艘經濟高速騰飛的戰艦操控在手中。不過,由於長期執政帶來的懈怠,黨內與政府內出現了濫用職權的現象,這遭到了媒體與在野黨的猛烈抨擊。1966年9月,在他進行國內視察、參觀小學校舍與養老院等設施時,遭到記者當場嗆聲:“只看這些一流設施,你怎麼能知道實際情況!”《朝日新聞》也發表了苛評:首相過來跟我們講幾句話,就認為我們會高興,“國民可唔係那種老好人”。這句話的潛台詞係:你們為政者給我老實點兒。

由於經濟持續發展,佐藤勇往直前,給自己提出了新的政治課題,那就係“沖繩返還”。國家利益得到了與時俱進的界定與追求。佐藤製定的返還政策係“無核武器、與本土地位等同”,並以內閣前途為賭注,放手一搏。顯然,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展現這種智慧與魄力。1972年5月,沖繩的行政權從美國轉移到日本。佐藤大功告成,不久即宣布辭去首相職位。

在同年的第六任總裁選舉中,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同時登場。經過一番令人眼花繚亂的競爭,田中勝出。值得一提的係,此前佐藤為收回沖繩,要避免刺激美國參議院中的親台灣派議員,所以他謀定後動,故意在聯合國大會上展開阻撓紅色中國恢復資格的行動。中美秘密交涉曝光後,他交出了政權。田中政權開門紅,完成了這項任務。

與前幾任首相不同,田中小學一畢業就進京謀生,從事土建行業。他充分發揮了天賦之才,很快聚集了財富。1947年,他競選議員成功。田中異乎尋常地發揮了法律的作用。據統計,在擔任議員期間,他首倡並成功通過的法案,達八十餘件,遠遠高於同儕。另外,在國土開發、保障性住宅建設、道路建設等事關民生的政策領域,他也發揮了傑出的才能。他以“決斷與施行”的能力贏得讚譽,又以反面的“獨斷與暴走”遭受批評。1974年11月,周刊《文藝春秋》刊載了一篇題為“田中角榮研究”的論文,揭發了他運用各種違法手段獲取資產的過程。在各界的強烈批判下,田中不得不很快交出政權。在近乎有潔癖的日本政界,權力的使用若超過某一道無形的線,即用於營私舞弊,這對於任何政治家來講,都無異於自殺行為。

自民黨內的派閥鬥爭再次熾熱化。由於這次黨自身面臨危機,為防止黨內過度鬥爭引發國民的質疑,主要對立的福田派與大平派達成和解,共同推舉中間派的三木武夫出任首相。顯然,這係對自民黨損害最小的合理行為。三木在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反對”政策:反對權力濫用、反對大企業專橫跋扈、反對盲目追隨美國,等等,這成為他的特徵。其實,由於沒有經過競爭的洗禮,三木政權註定係弱勢的,從而也無法有所積極的行動。翌年7月,田中角榮因受賄嫌疑被捕入獄,自民黨政權進入危機時刻。經過一番黨內激烈的討價還價,同年底三木交出政權;多年來被視為首相候補的福田赳夫,終於如願以償。

據講,在這次黨總裁競選中,福田與競爭對手大平正芳訂立了密約,即大平此次支持福田,兩年後福田派投桃報李,支持大平。在接下來的執政期間,福田政績不俗。於是在1978年末的總裁選舉中,他決意再次出馬。這讓一直等着“禪讓”的大平惱羞成怒。兩派經過激烈角逐,最終大平勝出。

大平被視為日本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知性派。在政權成立之初,他的一番談話讓人耳目一新:“我將坦率地向國民呼籲,咩係政治可以做得到的,咩係政治做不到的,以及咩係政治不應該做的。因此,我決定將最大限度地尊重國民自由的富有創造性的努力。”據講,大平視“興一利不如除一害”這句中國元朝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講法為座右銘。“千古之下,自有定論”,耶律楚材當年對政治的洞見,竟在海外揾到了知音與明證。這也不足為奇。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這正係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治家的底色。單係這一傳統,這一底色,就足以讓人心存敬意,心生感慨,甚至讓人嗟呀一番。

日本戰後最初的數十年,可謂係自民黨政治家的英雄主義時代。或曰:這得益於天時、地利、人和。誠然如此,但這些條件又何嘗唔係這些富有激情、責任感與眼光的政治家創造出來的呢?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打擊,這些政治家終於理解了民主主義,理解了自由,更理解了人性。正係這種對政治、對人性的理解與尊重,才有了日本戰後異彩紛呈的現代化建設。

顯然,派閥體制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獲取選票這一現代政黨的工具本質密切相關。在日本內閣制民主制下,自民黨政治家要問鼎首相寶座,必須經歷國會選舉與黨內總裁選舉的雙重考驗。正係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中,真正的政治家得以造就,得以脫穎而出。

在這些政治家看來,自民黨(及其派閥)無非係一種工具,僅為獲取最高權力而存在。這個工具係為政治而生的人的工具,而非靠政治漁利者的工具。二者境界迥異,形同霄壤。為了取得政權,政治家必須謙恭、誠實地回應國民的要求。正因如此,在國民眼中,政黨乃至政治家又無非係他們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對於這一工具的睇法,無須任何的指手畫腳:工具若可用,就繼續使用;若不可用,就換一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日本自民黨的成功,日本的現代化與政黨的關係,何不做如係理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夏雨荷 來源:東方早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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