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即將舉行貿易談判的前夕，中共多次釋放緩和兩國貿易關係的信號。中共海關總署官網12月28日宣佈，自即日起開始從美國進口大米。這能有多大實質意義？病急亂投醫？旅美學者何清漣撰文指，中共當局太想結束貿易戰了。中共對美國的威脅，已不僅是對美國政府的威脅，而是對美國社會的威脅，需要全美攜起手來共同應對。
經濟學家程曉農分析，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實際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種模式。經濟轉型是有利於政治轉型還是阻滯政治轉型，其關鍵在於兩者的先後順序。
貿易談判前示好？北京宣佈進口美國大米
12月28日，中共海關總署官網發佈公告說，來自美國的糙米、精米和碎米，只要符合中國檢疫標準並在美國農業部註冊，都可以進入中國市場。自公佈之日起開始實施。
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認為，即使北京的確準備對美開放大米市場，但仍然是表態意味大於實際意義。一些美國大米華人都不吃，能有多大進口意義？而且大米農產品根本減少不了多少對美貿易順差。
何清漣認為，面對不是傳統種植稻米的美國，北京要採購大米的原因是因為目前離美國削減逆差的要求越來越遠，只能先表態。
「今年前11個月，中國對美國出口2.88萬億元（約4290億美元），增長9.4%；自美國進口9470.1億元（1539億美元），增長1.2%；對美貿易順差1.93萬億元（2758億美元），擴大13.9%。北京心裏急，計窮無策，買大米的表態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何清漣寫到：「 中共當局太想結束貿易戰了」。
這美國大米我們在美國都不吃，口感太差。這能減少多少對美貿易順差？
— He Qinglian (@HeQinglian) 2018年12月28日
如果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不是成天想着強兵挑戰美國，而是以富國強民為目的，何至於弄成今天這種進退失據之局面。
1940年代末與50年代初美國討論「誰讓我們丟失了中國」，北京現在應該檢討「中國為何失去了美國？」???? https://t.co/cpQyOwEpV0
今年前11個月，中國對美國出口2.88萬億元（約4290億美元），增長9.4%；自美國進口9470.1億元（1539億美元），增長1.2%；對美貿易順差1.93萬億元（2758億美元），擴大13.9%。北京心裏急，計窮無策，買大米的表態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 He Qinglian (@HeQinglian) 2018年12月28日
中共當局太想結束貿易戰了。
中共威脅全美社會
旅美學者何清漣在台媒上報撰文指，2018年2月份，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多夫·雷（Christopher Wray）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聲稱，中共「學術間諜」瞄準了全美的學術機構，特別是科學、數學等學科，他們用的還是那些「非傳統」的線人，比如教授、科學家、學生，這些線人基本上滲透到了每個學科；成為美國全社會的威脅。而美國學界的「天真」則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因為他們拒絕承認自己內部有為中共提供情報的「線人」。
按照雷的說法，中共間諜利用了美國學術界的開放性，而這種開放性又是美國社會向來尊重的；因此，中共對美國的威脅，已不僅僅是對「美國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威脅，而是對「美國社會」（whole-of-society）的威脅，這需要全美社會攜起手來共同應對。
雷在聽證會上說，孔子學院則是FBI重點監視的目標。因為它會跟美國的大學合作。
《華盛頓觀察報》報導了這次聽證會。該報導還說，美國官員普遍認為，中共打算利用學術間諜和教育項目來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這都隸屬於旨在促進中共力量增長的長期計劃的一部分；這項計劃的外交政策被稱作「百年馬拉松」，其最終目標則是讓中共在本世紀中葉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
4月1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一個科技委員會就美國學術機構被外國情報機構滲透舉行聽證。聽證會上，多位證人指出，中共「學術間諜」正滲透美國各個高校獲取科學技術，威脅着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
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
經濟學家程曉農在大紀元撰文分析，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不僅如此，前者也不太關心中國這塊國土和民眾的未來，他們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國外，甚至取得外國身份，一有風吹草動，揣著錢包就可以登機走人。
這種紅色精英通過「異族化」來逃避國內社會矛盾，因此不會像前蘇聯集團各國的紅色精英那樣，為了自己將來的國內生存而謀求政治妥協。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中，「擁抱熊貓派」當中的某些人似乎認為，現在的「中國模式」屬於最佳選擇，民主化不一定適用於中國；而「敲打熊貓派」的不少學者則認為，經濟轉型之後中國應該推行民主化，在他們看來，這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卻很少有人通過國際比較研究來分析經濟轉型和民主化之間的相互關係。
經濟轉型和民主化真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中會自然誕生的一對「孿生兄弟」，始終相伴前行？事實上，「敲打熊貓派」的許多學者不了解，經濟轉型可能扼殺民主化，「中國模式」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程曉農指出，西方研究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的學者多半都接受一種理想主義假定，即市場化有利於民主化，或者說，經濟轉型會促進政治轉型。
其理由是，中產階級在市場化和經濟發展中逐漸壯大，他們會支持民主化，而紅色精英在現代市場環境中將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但在中國主張民主化的知識分子當中很有市場。
在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一看法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俄國，經濟轉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轉型卻在走回頭路；而中國模式則證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紅色權貴們操縱，其結果是建立紅色權貴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模式」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會阻滯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幫助和強化紅色權貴們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程曉農比較了大部分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之後發現，實際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種經濟轉型模式，中歐國家是「不要紅色精英的資本主義（making capitalism not with red elite）」，俄國是「昔日黨內同志的資本主義（comrade capitalism）」，而中國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他從中、俄經濟轉型的比較中得出了一個關於轉型規律的認識：經濟轉型是有利於政治轉型還是阻滯政治轉型，其關鍵在於兩者的先後順序（sequencing）。
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的先後順序，有兩種可能。
當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同步時，比如俄國的情形，由紅色精英「變身」而來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不見得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紅色精英在民主化過程中會受到一定的遏制，無法肆無忌憚地利用私有化來化公為私，在俄國和中歐國家都可以發現這個特點。
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國的情形，已經成為產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和房產資本家的紅色精英們會強力阻止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還可能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