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新聞 > 人物 > 正文

林輝: 飛蛾撲火 哪個老海歸不上當後悔?

畢業於美國大學的江西安福“三才子”之一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後在文革中凄慘離世。(網絡圖片)

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其對外傳遞的要建立民主國家的信息,吸引了大批在海外求學或已經畢業的中國留學生。有着報國情懷的他們,遂放棄了國外的優越待遇,毅然回國,希望參加國家的建設,為祖國獻一份力量。

而中共能在建政後短時間內掌握“兩彈一星”技術,除了有蘇聯的幫助外,還主要依靠大多是從海外歸來的23名科學家,當局將他們視為“兩彈一星元勛”,這其中就有早期畢業於清華的錢學森、鄧稼先、趙九章、王淦昌、錢三強、郭永懷、彭桓武等。為中共做出重大貢獻的他們,在文革來臨時,除了錢學森受到特別保護但不得不違心說假話外,其他人和他們家人的命運都相當不堪。有些人還被迫害致死。

如果回國的理工科“海歸們”因為中共的需要,還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中共的重視,個別人受到保護,那麼那些學文科的“海歸們”的遭遇則令人扼腕。徐方撰寫的《幹校札記》中就講述了這樣幾位錯信了中共而後悔不已的“老海歸”。

哈佛經濟學博士事業無成被抄家

汪友泉是15歲的徐方和母親1970左右在河南信陽“五七幹校”時的室友,彼時五十齣頭。據徐方描述,汪阿姨每天幹完繁重的體力勞動,兩隻手都腫了,常常倒在床上唉聲嘆氣。不過,她是個直性子,晚上躺在床上經常跟徐方聊天,徐方也因此了解了她的過往經歷。

汪友泉和丈夫楊雪章都是從美國回來的。楊雪章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斯坦福大學任教,可以說事業有成。可他有化解不開的鄉愁,曾說過“就沖在美國吃不到豆腐,無論如何也得回國!”50年代初,他們帶着三個兒子回國。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的事業也就此終結。在中共治下,楊雪章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凱恩斯主義》,裏面充滿了對“美帝國主義”的批判之詞,談不上什麼學術價值。1964年,他患腎病去世。

與丈夫一樣,汪友泉在美國留學時學的也是經濟學,回國後到中科院經濟所經濟思想史組工作。雖然她的文筆很好,但卻很難寫出合乎當時要求的學術論文,只在1962年8月寫過一篇《新自由主義的反動本質》,批判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汪友泉的學術生涯同樣也戛然而止。

文革爆發後,汪友泉家被抄家,三個兒子經常被欺負。也因為文革,他們都沒有上大學。1969年底,汪友泉隨中科院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

有一次,徐方和汪友泉在水塘邊洗衣服,汪友泉提到了洗衣機,並告訴了生平第一次聽說洗衣機的徐方,洗衣機大體的模樣。誰知兩人的閑聊被人彙報給了軍宣隊,軍宣隊指導員其後在大會上不點名批判:“有人到了幹校還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說什麼可以用機器洗衣裳。”汪友泉聽了氣的要死。她私下和徐方說:“這輩子做的最後悔的事就是回國。”

文革結束後中共落實政策,汪友泉家被抄的東西可以被歸還。汪友泉說別的都不要了,只要三個兒子的美國出生證。改革開放後不久,汪友泉就帶着三個兒子一起去了美國,後來她定居在加拿大。如果現在還健在的話,應該有98歲了。

聯合國回來的哈佛女博士被耽誤了一生並禍及後代

2012年11月,中國社科院發佈了一則訃告,稱其經濟研究所退休人員、原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員關淑庄因病醫治無效,於當年11月6日在美國逝世,享年93歲。

與汪友泉的丈夫楊雪章一樣,關淑庄也獲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因為成績優秀,還獲得了哈佛經濟學的“金鑰匙獎”。她也得以畢業後在紐約聯合國秘書處工作。因為當時聯合國中台灣的中華民國還代表着中國,因此,關淑庄實際上是為中華民國工作,而這成為了她後來的“罪狀”。

關淑庄原本並不想回國的,因為她曾說過,自己所受的經濟學方面的教育與大陸的是完全不同的。然而,1956年,在她的丈夫、先行回國的著名語言學家,也是《現代漢語詞典》主編的丁聲樹的勸說下,關淑庄帶着女兒回到了中國。

據《幹校札記》記述,關淑庄回國時,聯合國秘書處專門打制了兩個巨型木頭包裝箱,將她所有的箱子、傢俱、鋼琴都裝了進去。託運的大木箱運到北京後,她的第一個工作單位——國家統計局,找來十輪大卡車和吊車將其運往三里河宿舍,結果把那一帶的交通都阻塞了。後來統計局還徵得他們同意,將大木箱拆掉,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辦公桌椅。

回國後的關淑庄的專業自然逐漸荒廢了,也沒有取得任何的成就。20世紀八十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Hollis Chenery到經濟所訪問,見到了關淑庄。翻譯過來幫忙時,Chenery笑着說:“我跟她之間哪裡還需要翻譯?”原來他曾經和關淑庄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學,但幾十年後再相見,兩人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別。

那麼,回國後的關淑庄又遭遇了哪些磨難呢?文革爆發後,丁聲樹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慘遭批鬥、遊街。關淑庄亦受到牽連,1969年底,跟隨經濟所下放到“五七幹校”。第二年,丁聲樹也來到幹校。因為住在不同的集體宿舍,兩人休息日見面時宿舍里的人都在,因此只能說一些檯面上的話,比如“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等等。

文革後期,丁聲樹又受到中共重用,生活條件、社會地位都有了提高。或許應該是被中共嚇怕了,他們在給二十幾歲的女兒丁炎找配偶時,開出了非常苛刻的十大條件,其中前兩條是“共產黨員”和“紅五類出身”。結果真有一個清華的工農兵大學生符合條件,關淑庄夫婦非常滿意。聽從父母之命的丁炎很快與他結了婚,並生育了一個女兒。但沒過幾年,丁家的女婿露出了真面目,要求丁炎交出保有貴重物品的柜子鑰匙。丁炎不從,就被暴打了一頓。最終兩人離婚。

中共改革開放後,丁炎赴美國讀書和深造,並留在了美國。其後,關淑庄也帶着外孫女去了美國,直至去世。關淑庄的選擇其實也是在無言地控訴:中共誤了她的一生,也誤了女兒的前半生。

其他海歸們的遭遇

汪友泉和關淑庄的遭遇在“老海歸”中是頗有代表性的,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與楊振寧為同學、並為室友的芝加哥大學海歸孫世錚,於1949年滿懷熱情回國,並在中科院經濟所工作。當時的領導說他學的經濟計量學是資產階級的一套,讓他徹底忘掉,從頭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此後他一蹶不振,業務多年處於荒廢狀態,1984年出版過一本《經濟計量學》,其成就與楊振寧相比是天差地別。

比如1955年回國的美國華盛頓大學化學博士蔣錫夔,文革落下了頸椎頑疾,到後來只能坐輪椅上班。喜愛古典音樂的他和匹茲堡都堪大學化學碩士趙綿等,帶回的唱片或者被紅衛兵抄走,或者自行銷毀。

比如1951年回國的美國俄亥俄大學物理博士虞福春,在文革中慘遭毒打,耳朵被打得整天耳鳴。

比如畢業於美國大學的江西安福“三才子”羅隆基、彭文應、王造時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其後都在文革中凄慘離世。

再比如國民黨降共將領傅作義的弟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傅作恭。在傅作義的勸說下,傅作恭從美國回到大陸從事水利建設,後到甘肅省任職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衝擊,傅作恭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份子”,開除公職,並被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一頭倒下,再也沒能起來。傅作義知道後,淚流滿面,卻又無可奈何。

……

結語

錯信了中共的“老海歸們”,在經歷了中共的暴風驟雨後,才明白自己上了怎樣的大當,才明白自己這輩子做了怎樣錯誤的選擇。1957年“反右”運動後,幾乎再也沒有在西方國家留學的人回國。不是他們不愛國,而是殘暴的中共讓他們看清了中共的謊言。而中共的謊言迄今未休,只不過改頭換面而已。試問,那些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的新海歸們,有幾個敢於公開批評中共的呢?

原標題:老海歸們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麼?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人物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