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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女學生特務:「我們的崗位 是在敵人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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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當時真把我嚇了一跳,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不認識那個被稱為「美人隊」的隊長,私下向另一個熟識的教師打聽,他說:「是個20歲的姑娘,喜歡說笑,哪裏想到她會是川島芳子!」可是那位被稱為「特務頭子」的語文教師欒丁生就在大會上講:「劉瑛(她的名字)走了,後來不大容易找到她這樣的特務女性……」

當時,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李部長天天來找我,叫我勸楊述趕快「坦白」。我一個人帶着個才一歲多的孩子住在空窯洞裏,沒有人再理我。許多知識分子幹部紛紛「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沒有被捕的。我記得有一個畫家李又罘,是因為進入陝甘寧邊區後,湊巧他哥哥到邊區邊緣地帶出差(好像是個科學考察隊之類),他請了幾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務罪證。還有一個陳伯林,什麼罪證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黨員,才從外縣被叫回綏德,第一次談話就「指出」他是特務,於是他就「進城坦白、下馬投降」了,而且還為此受到了「表揚」。甚至,在綏德師範禮堂的鬥爭大會上,有人向一個被懷疑者提出:「你沒有特務關係,怎麼能從上海北京坐得上火車?」對於歷史上找不出任何疑點的我,也有人說:「你的父親現在還在北平,又有錢,不是漢奸才怪!你和他什麼關係?」

太荒謬了!太可怕了!到這時候我已經完全懂得了這是胡鬧,是毫無常識又對共產主義毫無信心的奇怪創造。這分明是在替國民黨發明創造了許多國民黨自己都從未想到過的「政策」。奇就奇在後來被俘的國民黨大特務康澤、沈醉等,都從來沒有回憶起他們有過這麼一個「紅旗政策」、「短促突擊」,而當時我們的上級卻是言之鑿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這麼幹。對於劉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這樣嗎?說一個人信仰共產主義好幾十年,出生入死為共產主義奮鬥過,還不能忠於共產黨,卻在國民黨的兩小時「短促突擊」之後,就立即變為特務,能拼生捨命忠於國民黨。既如此,你的共產主義還有什麼力量?又如何能夠在國民黨勢壓全國的時候爭取那麼多青年跑到延安?這種荒謬到不可理喻的說法,卻形之於文件,而且在黨內流行這麼多年。為什麼左的影響會如此之大?在1942年,我卻不曾懂得。

我只覺得這樣來懷疑我們是太冤枉了。

我一個人在空窯洞裏抱着孩子流淚。楊述被關在整風班裏,但天天凌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着寒風乾活(這正是北國的12月)。有一天,天還不明,我睡在炕上怎麼也睡不着,突然,窯門輕輕啟開,是他進來了。我又驚喜又害怕,抱住他問是怎麼回事。他低聲說:「我偷偷逃出一會兒,回來看你。你千萬不要相信,我決沒有那些事。」我說:「當然不會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過了一陣,簡直所有的外來幹部都沾上特務的邊了。宣傳部長還和我談話,說延安來的情況,柳湜、柯慶施都是特務。組織上也已決定楊述是特務。在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覺。我所相信的共產黨是這樣對待自己的黨員的,我堅持,為了什麼?我曾上書毛澤東伸冤,也無結果。我還指望什麼?於是,我答應了李華生,自己去整風班,「勸說」楊述。

我怎麼勸說的呢?到了那裏,他從大炕上被叫起來,我們倆人在一張木板桌邊會面。一人一條木凳,旁邊還有別人。我見了他,只說得一句:「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也放聲痛哭,說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後來我就在綏師禮堂聽到了他的「坦白」。他說:他就是在被「短促突擊」的時候突擊成為特務的。但是他既沒有特務上級,也沒有下級。國民黨給他的任務是做「路線特務」,即專門破壞共產黨的路線。凡是他以前被「批判」過的言論,全是他進行這一破壞的具體措施。(什麼言論呢?當時的批判者把他發表的雜文歸納起來,定為「六大論」。即「良臣擇主論」,意為好的幹部應選擇一個好的領導幹部;「南開中學論」,意為我們的中學應提高教學質量,辦成像南開中學那樣;「曹操的本領論」,意為領導者應寬宏大量,能夠容人,不可察察為明;「黨內人情世故論」,意為在共產黨內有共產黨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歸論」,意為一個人長期習於一種他未必全信的思想習慣,久之也可以變化其真正思想。還有一論我忘了。)他這種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過了關。然後下面由別人繼續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說自己哥哥是來和他接特務關係的。我們的鄰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楊述的創作,自稱是「策略特務」,專門破壞共產黨的策略的。如此等等,無奇不有。而當時的地委居然報到中央,認為這是一大勝利。

天真的我們,還以為這是地委幾個人幹的,楊述跑到延安去上訴。後來才知道,原來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厲害。我們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進去了。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偽黨」還有個「河南偽黨」。除到處開會鬥爭和關押人之外,還公然辦了一個報紙,叫《實話報》,上面專門登載這一些謊話。有一個和我同路來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諾,被公佈在這張報上,簡直把她說成了特務兼妓女。這份報紙真應該保存影印下來,像《解放日報》一樣地影印下來。為什麼不影印呢?無論那是對還是錯,都應當影印。作為史料,傳之後世。

來到延安,知道好幾對夫妻,都因為這次運動而離異。他們都是青年時代在革命隊伍里相戀的好伴侶,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一方「聽黨的話」,相信對方是特務,而且一口咬定對方是特務,自然就把對方的心給傷害了。由此造成的傷痕,比對方移情他人還難彌合,於是到事情完了之後就離婚了。我聽到楊明生說:搶救運動起來之後,說四川是「偽黨」,從四川來的黨員被一網打盡。當時還發明了一個帽子,叫「不自覺的特務」。把那些實在無「毛病」可挑的青年都歸入此類。他的妻子經別人說服之後,承認了自己是「不自覺的特務」,她的特務關係是由楊述轉交給楊明生的。她去說服楊明生:「我都是特務了,你還不是特務?」楊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務嗎?」我還知道我們的同學裴××奉命審訊特務,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務,竟兩人共同編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這是幹什麼啊?可是上級硬是這樣乾的。一些信念不那麼牢固的人實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機。後來我回到延安,有一位從天津跟我一起出來的吳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兩班的南開女中同學),見到我,說起她在延安行政學院被禁閉,連上廁所都要排隊出來才行。她忽然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裏來,早知這樣,我也決不會來。」實在使我這個「先覺分子」無言可對。還有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外來知識青年,當時在綏德擔任區長。搶救運動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務,理由是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後來,在案子甄別平反之後,我去參加平反大會,只聽她站在台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她竟說:「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着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聽了她這話使我心驚膽顫,如冷水澆頭。我倒不是怕她來殺我,殺共產黨,我知道她雖然說得狠,其實不會那樣做的。我們誰也不會那樣做。我氣的是這樣「為叢驅雀」,硬把她驅趕到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裏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後遇上「運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這種令人驚恐的自述之外,還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綏德西北抗敵書店有一個幹部叫楊春熙,過去是在天津當小職員的,又在盛世才部待過。這時被打成了特務,罪狀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復興社。在甄別平反大會上,他說的故事是:當時,他被囚禁多時,怎麼也編不出一個能與別人對上口徑的口供,無法可想。正在此時,他有一回在放風的時候遇見了書店經理常××(陝北本地幹部)。經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對楊春熙「串供」說:「你就說我是復興社支部書記,殷三是宣傳!」(殷三是個由武漢去的大學生)楊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興,忽然一想不行,忙又問道:「我是什麼呢?」常經理一皺眉,好像為他這樣點都點不透的傻氣生了氣,吐出三個字道:「你組織!」於是他就照這麼招供,才通過了。當他後來告訴我們的時候,聽的人無不笑不可抑。簡直同「和尚、包袱、傘」的笑話差不多,但這是怎樣的含着眼淚的笑啊!

在楊述「交代」之後,我們仍在《抗戰報》工作。我們的小女孩因為我無帶孩子的經驗,又在這種困苦環境之中,無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楊述從延安告狀回來,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還得勉強工作。這時我患了美尼爾氏症,有一次出去,在採訪綏德小學教師的一個大會會場上,我竟發病,扶着人家院子的牆,嘔吐不止,頭暈眼花,站也站不住。別人叫來楊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轉動,不能坐起進食,連大小便都是楊述伺候的。就在這時候,宣傳部長不知怎麼想起一個重要的規劃,就是宣傳都要建立辦公室。他指定要把我們住的那間窯洞改為辦公室,限我們克日遷出。楊述對他說,我實在病得不能動。卻聽到他在院裏跺着腳喊:「決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們搬出去!」於是由楊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間破房裏。炕已經被老鼠鑽塌了一個大角,頂棚也一條一條地吊着。沒入幫我們收持,簡直是被驅逐出來的。我住在這個與老鼠為鄰的破屋裏,病倒慢慢好起來。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腳上穿着撿來的別人不要的破鞋,在這個院角徘徊。月光明亮,萬感縈心。我究竟身犯何罪,會弄到今天這個樣子?於是我走着轉着,舊習復發,吟成了一首既不能發表,也不能示人的話:

小院徐行曳破衫,風回猶似舊羅紈。

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付笑談。

自懺誤吾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

這種事情不止在綏德地委發生,我們還參加過駐綏德的抗大分校的鬥爭會。那個分校,校長、副校長都是老紅軍,他們是怎樣搞的呢?有一次我聽到副校長講他們的批鬥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在抗大會場上還發現一個上台坦白的女「特務」華逸。楊述說:「她會不會是小華呀?清華紀毓秀的朋友,我們曾同聲讚美的革命女青年。」兩人一琢磨,她就是!但當時誰敢上前相認!從這時起,我雖然仍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只有共產黨能救中國,但是我痛苦地覺得,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

如此天翻地覆鬧了一場,傷了許多人。結果呢?結果是在黨內刊物上說是有兩個案子是真的,還把那兩案的情節正式重新發表了一次。一個是錢惟人案(從前的天津志恆書店創辦人),這個案子不久又說也是假的。還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偉案。可在建國之後不久的報紙上我就看到了這個人的名字,已經是一個負責幹部。自然也是假案。這就是全部結果!

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大會上,毛主席說:「整風整錯了的同志!是我錯了,我向你們道歉。」說罷舉手齊帽行了一個軍禮,又說:「我行了禮你們要還禮,不還禮我的手放不下來呀!」有這幾句話,我們就全都原諒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為我們自認是為了革命才來延安的,革命還正在進行,黨中央把我們弄錯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還不就算了嗎?大家總是一家人呀。當時有一位作家吳伯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傳到了「蔣管區」,傳說是他已被整死,西安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一聽這消息,立即要吳伯簫親自出來「闢謠」。於是吳伯簫也就真的出來寫文章,自稱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創作,從來沒有挨過整云云。這些話,我不認為是吳伯簫在壓力之下勉強寫的。他是一個極其老實忠厚的好共產黨員。寫這樣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內心,願意為了維護黨的聲譽忘卻個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現在已經去世了。在他的追悼會上,我不能講這些話,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說出來。

還有那個鄒鳳平。1945年春在黨校,各地來的同志分別召開「山頭會議」以總結工作經驗。四川來的也開了一次,我隨楊述去參加。只聽主持會議的同志低聲沉重地說:「現在,鄒鳳平同志已經死了……」他說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噓之聲,簡直開成了個追悼會。誰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誰不知這次運動是錯誤的呢?哀悼的淚水說明大家的思想並不糊塗。到底我們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有不少的解釋。例如說:情況太隔膜啦,做這種工作是瞎子摸魚,不會不出錯啦,大家都是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諒解了。當時,我曾和楊述兩人議論:「現在只在邊區裏邊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麼幹,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

直到1988年,我們又經過了無數冤苦,我才從蔣南翔臨終的遺稿上,知道他早在當年(就在經歷過執行錯誤政策之後)就明確了認識,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但是,這個反對搶救的意見送到了中央,結果卻是「留中不發」,認為錯誤。並且給提意見者以批判。

阿波羅網採集海外網友評論:

搞這套人整人的遊戲,中共還有歷史淵源啊,看來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都是真正的忽悠人。

延安就是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除了毒品,就是妓女!

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組織

海外華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是部殺人的絞肉器。都是延續蘇共的殺人冤案,斯大林殺了成千上萬他所稱稩的親愛戰友和同志,還派共黨高級官員到中國來屠殺那些有理想的高級幹部,師長、軍長等精英分子。美其名是肅清。文革就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思痛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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